上海是水性揚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於它沒有歷史。在這個失憶的消費天堂，記憶不過是異鄉人的病態反應而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一個遭到簡單曲解的時代，需要動用內在的生命經驗來加以修復。這是我折回歷史的原因。
其實我已無法記住第一本有字讀物的名字了，但八歲時的日記表明，那年我讀了長篇小說《紅旗插上大門島》。這本現在看來很乏味的書當時就是我的啟蒙者，它是一個犀利的咒語。在兒童讀物和連環畫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種狂歡式的喜悅真是難以言表。但就在那年，一號紅衛兵貼出了他的“大字報”，我的讀書蜜月剛剛開始，就被在天安門上揮手的老人折斷了。革命突如其來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語錄和選集，中國不再需要其它思想。
我有幾本非常好玩的書，來自女同學俞欣。她是那種典型的迷你資產階級，身材纖細小巧，膚色白皙，聲音輕柔得宛如耳語，而家裡的花園卻大如操場。我們是莫逆之交。念小學一二年級時，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學。她的叫聲細弱得像蚊子，但我卻能清晰地聽到。
“老大可！”她形銷骨立地叫道。
“來啦，老俞頭！”我在窗口吼道。
我們那時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個“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偉大標誌。但她偷著親我的時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歡她臉上的“百雀靈”護膚霜的香氣。我們差一點就成了夫妻。她好幾次對我說要和我結婚。我們好得形影不離，連小便都互相密切跟著。
小學三年級才開學，她就塞了幾本書給我，說是她最心愛的，問我想看嗎。我歡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們是一套《安徒生童話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書。但還沒有來得及歸還，她就從我們班裡突然消失了。老師說她家搬走了。我為此傷心了很久。後來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則被送到蘇南的一個小城，與老祖母相依為命。這書是她預先藏在我這裡的。她年幼的心靈彷彿預見了巨大的災難。我的童年自此揭過了最黑暗的一頁。在她離去之後，我淪為一個性別自閉症患者，幾乎無法再與其他小女生說話。
在抄家風熾盛的1967年，父親在家裡開始了秘密的燒書行動。為了掩蓋私藏反動書刊的罪行，父親把門窗緊緊關閉，拉上窗簾，把四大名著和許多珍貴書籍付之一炬，這其中包括那幾部封面華麗的童話。灰燼被抽水馬桶反覆地衝走。母親和我則是銷燬罪證的幫兇。
屠書行動整整耗費了幾天時間，它看起來很像是電影裡常見的那種場面：地下革命者在緊急燒燬譯電碼和機密文件，而其實正好相反：我們在消滅那些最危險的思想。火焰吞噬著書頁，文字從空氣中迅速蒸發了，臉盆裡只剩下黑色而輕盈的灰燼。而此後的許多天裡，屋裡都縈繞著書的屍骸的焦味。書的這種易燃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後很長時間裡我都以為，書就是那種專門用來焚燒的事物。
但還是有一些圖書殘留了下來，放在儲藏室的架子上。父親是歷史教師，他偷藏的大都是與此有關的書，其中包括吳晗的《朱元璋傳》、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和胡繩的中共黨史等等。這個書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繞過童話，直接到達了歷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話的最辛酸的敵人。
密閉的儲藏室既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我很奇怪二十年間父母竟沒有想過要去裝一盞電燈），在其間找書必須先點燃一盞帶玻璃罩的小煤油燈。儲藏室裡除了濃烈的煤油氣味，就是書的黴味，它讓我呼吸到了距離久遠的年代。微弱的燈火閃爍著，燃燒在我手裡，在石灰牆上張貼著龐大的影子。每次我都會產生一種幻覺，彷彿進入了一個藏寶的密室。這種神秘性所帶來的快感真是難以名狀。在整個少年時代，這個小室成了我從事閱讀陰謀的營地。與喧鬧的鋼琴截然不同，它是永久緘默的，恪守著家庭的細小美妙的秘密。
除了歷史，我家的儲藏室裡還有少量漏網的小說，如被查禁的歐陽山的《三家巷》和《苦鬥》，以及《紅巖》、《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獻給黨》等等。由於無法進行選擇，我陷入了一種混亂的閱讀。在我的書單裡既有各種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內部發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動作品”（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但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在16歲到19歲期間所讀的那些書：雪萊的詩劇《欽契》和陀思託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等等。我對他們的崇拜，曾經到達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純與後者的瘋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過氣來。
那時許多小說書有一個共同外觀，就是書頁發黃，沒有封面和封底，也沒有開頭和結尾，頁碼總是從“10”以後開始。我既不知道書名，也不知道作者。無數傳閱的髒手毀損了它們，令其呈現為一個衰老和殘缺的面容，其上不時出現血斑、頭髮和汙跡。這種骯髒的“盲讀”令我生氣，因為書頁總是在結局呈現之前消失，留下可惡的懸念，逼著我猜測故事的結尾。後來我就能準確預言幾乎每一部好萊塢電影的結局。革命把我訓練成了閱讀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種監獄式訓練是快速閱讀。一部好書必然面臨排隊輪候和漫長的旅行，如《苦難的歷程》（阿-托爾斯泰）、《靜靜的頓河》、《基度山恩仇記》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樣的多卷鉅著，在世面上就像鑽石一樣珍貴。通常十晚上八點左右，書被一個人送達了，而次日早晨八點，書將被另一個人取走。許多人在書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跡。我只有十二小時的閱讀時間。我的眼睛開始高速掃描起來。亮度為15支的燈光照在書頁上，昏黃而黯淡，屋裡漂動著感傷的氣息。下半夜之前，我總是能夠先把全書瀏覽一遍，而後用剩下的時間細讀那些重要的章節。母親也加入了我們的輪讀行列。天亮的時刻，我交出了上百萬字的大書，猶如交出一個被榨空的錢袋。我筋疲力盡，但心情很愉快，頭腦里布滿了清澈的文學陽光。
而在短暫的高速閱讀之後，我便長時間地沉浸在對書的回味之中，這形成了時間上的鮮明對比。我事後躺在床上，在黑暗裡回味那些熱烈的意義。記憶仔細碾過了每一個發亮的細節。那時，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燈，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書變成了自己的聖經。也許，它還是文革後期整個上海西區“音樂幫”的公共指南。書裡的浪漫主義氣息像瘟疫一樣四處傳播，把我們大家都搞得小資兮兮的，說話舉止都很克利斯朵夫。這種危險的情調滋養著我們的信念。我們籍此開拓著世界的未來面貌。
在很多年以後，當我回憶那個滿含淚水的歲月時才懂得，我從來沒有被八十年代塑造過。平庸的大學生涯只能把我毀掉。我身體的搖籃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搖籃則是光華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許多人在那時就已經做好邁向文化新紀元的全部準備。在一個貌似壓抑和黑暗的時代，我們茁壯成長，並在殘缺不全的閱讀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學一兩年級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頭腦。我尤其喜愛《共產黨宣言》和《法蘭西內戰》。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預言家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場景。馬克思的思想有助於平息我的小資情調，並且激勵起我對於真理的無限思念。今天，即使紅色烏托邦早已破滅，他的激辯氣質仍然鑲嵌在我的骨頭裡，像一顆隱隱作痛的子彈，提示著一種反叛者的熱烈意義。我始終是這個人的緘默的信徒。
中學兩年級時我們下鄉勞動，向農民學習無產者的真實經驗。全班二十幾個男生一起住在農民家的客堂裡，泥地上鋪著潮溼的稻草，昏暗的電燈鬼魅似地在高高的房樑上閃爍，木織機的咿呀聲從遠處斷續地傳來，稻草人正在守望著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講起了福爾摩斯的故事，四周鴉雀無聲，連呼吸都被恐怖的敘述淹沒了。但這個故事會立即成了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罪狀。第二天我就在大會上遭到點名批判。本來他們想把我拎到臺上鬥爭一番，後來因我母親的緣故放過了我（她那時在同一所學校教書）。但從此我暴露了隱藏很久的“本來面目”。
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的時代那樣，在書和生命之間建立了最深切的聯繫。我嗜書如命，蛀蟲般的貪婪。我們這幫人有時也聚眾打架，不為了別的，就為了一個人不還另一個人書。這樣，在書的道義呼聲中出現了隱形的幫會。最激烈的一次，我們甚至動了刀子。對方落荒而逃。第二天，書被中間人送了回來。我們得意洋洋，到處炫耀著戰果。1972年，我們那裡還發生了一件事：有個女孩遺失了別人借她的書，她唯一贖罪的方法就是從樓上跳下去自殺了。在她死去的現場，逼債的男孩被人痛毆，打斷了腿骨。女孩肝腦塗地的畫面變成了一場惡夢。我驚駭地發現，書不僅刺痛了我們的眼睛，而且開始殺人，它看起來比刀子更危險。而書就這樣用暴力建起了與生命的血的聯盟。
當手抄本風靡起來時，我曾經讀過至少十幾個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選”的塑料封套，偽裝成革命聖典。這些版本因抄寫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與想象而變得面目全非。在圖書嚴重匱乏的年代，抄書的風氣像傷風一樣在我們之間互相傳染。有人抄唐詩三百首（編注者是另一個叫“朱大可”的老先生），也有人抄中華活頁文選。但我從不抄書。我只抄寫詞和句子，在把各種人物描寫景物描寫加以歸類後，偷偷搬到老師佈置的作文裡。
儘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裡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書，但它們都毫無例外地指涉了情慾。這個文革的內在動力，最終竟然成為造反者的死敵。許多人因“非法閱讀”而付出沉重代價。我的一個同學，在看了《少女的心》後就出現嚴重的中毒症狀：兇猛地追求他自己的親姐。他姐哭著把他送進派出所。他在捱了一頓毒打之後被放了出來，當晚就把刀捅進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槍斃前在學校操場開了公審大會。我們平生第一次目睹這種肅殺可怖的場面。公安和民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高音喇叭裡聲色俱厲地宣讀著罪行。而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在驚悸地傾聽。他的死是一個信號，顯示書所能達到的那種搖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後，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裡仔細搜尋著我們班的位置，然後衝我們放肆地一樂，露出了黃黃的牙齒。
殘酷的青春降臨了。我們被逼到精神世界的盡頭，並且要窮盡一種無望的希望。一個秘密讀書公社就這樣誕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顫慄的黑夜，城市電力不足導致的供電障礙，帶來了漫長的黑暗。幾個中學生在小屋裡點燃蠟燭，就著迷亂的火焰，朗誦詩歌或小說的片段。然後是一陣長時間的激辯與和解。我們讀過雪萊和萊蒙托夫的抒情短詩、陀思託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爾斯泰的《復活》等等，試圖逃到光線的最深處。世界躲藏在那裡，向我們發出親切而倦怠的微笑。讀巴爾扎克《農民》的時候，我做了一份兩千多字的筆記，把它寫在一個小紙捲上，看起來像支香菸，但展開後卻成了思想。這份幼稚的筆記被人在圈子裡傳閱，猶如散佈一條叛逆的真理。階級異己份子終於走出了童年。
靈魂的對白總是在夜深的時候達到高潮，我們沐浴在難以名狀的激情之中。直到現在我都無法確切地難描述那種奇異的經驗。在脆弱的冬天，我們為每本書仔細撣去歷史的塵土，探求它們的諸多含義：苦難、愛慾、孤獨和道德淨化，如此等等。文學之愛與現實發生了微妙的融合。這是由幾個男孩結成的情感與知識的堅固同盟。我們野心勃勃、因擁有內在的思想而蔑視女孩。友誼在我們中間流動，猶如溫暖的呵氣。
其中那個叫K的男孩，是我最親密的兄弟。他有一個圓圓的臉和略帶憂傷的眼睛。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天天來我這裡，我們促膝而談，互相凝視著對方的眼睛。我愛他愛得心痛。我們彼此可以為對方兩肋插刀。當我們對話時，我感到四周停頓和沉默下來，整個城市都在傾聽。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霧氣一樣籠罩在四周。這茫茫黑夜就是我們的最高光明。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戀症候。在一個嚴酷的時代，我們靠這種溫情涉過了早年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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