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義烏,政府改革的“有形之手”因勢利導,總能恰到好處地敲準市場的節拍
眾所周知,市場化改革之難在於改革的主體和對象都是政府。如何放權給市場,讓政府與市場各居其位、相得益彰,始終貫穿於改革開放全過程,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和擔當。
但是在義烏,從最初的默許、開放市場,再到划行歸市整頓物流,圍繞貿易便利化倒逼改革……從1982年至今的30多年裡,政府“有形之手”,總能恰到好處地敲準市場崛起和蓬勃發展的關鍵節拍。
給市場“鬆綁”的擔當智慧
打開一份1982年的《中共義烏縣委員會會議記錄》,“6月23日,新任縣委書記謝高華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聽取縣財貿辦公室主任彙報當時市場管理存在的問題——稠城(義烏縣政府所在地)存在三多:經營工業品的單位多,除商業外,工交、二輕、社企都設了店；農民經商多,758戶攤販沒有許可證,待業青年只有49個,其餘都是農民；小百貨攤子多,459戶是小百貨,都是農民,還搞商業批發,與國家競爭,弄他不過……”
彼時,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姓“社”姓“資”的“大帽子”還懸在半空。在與舊體制激烈的碰撞中,更多人選擇了觀望或逃避。
聽完彙報,善於深入基層調研的謝高華,卻認為這是義烏的“一大優勢”,“義烏的市場是個很好的市場,很有發展前途……允許什麼、反對什麼,要搞清楚,不能把搞活的經濟搞得死死的。”
這一年8月,義烏縣稠城鎮頒佈《關於加強小百貨市場管理的通告》,同意將自發形成的稠城小市場遷至湖清門,並於9月5日開放。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給市場鬆綁需要更多的智慧。這份由稠城鎮市場整頓領導小組發佈的公告,強調加強管理,更看重放開市場。如此“舉重若輕”的重要通知,卻指定市場所在地的鎮政府負責發佈,既符合地方政府事權劃分原則,又為力主改革的謝高華和義烏縣委找到“進退自如”的空間,其尺度把握之微妙嫻熟,充滿了擔當和智慧。
據曾經擔任過義烏縣委宣傳部部長的楊守春回憶,為了解放幹部思想,謝高華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學習活動。他帶著鄉黨委書記以上的幹部一起去溫州待了一週,見識了所謂的“資本主義”。
時至今日,義烏人仍然在“謝天謝地謝高華”。每年的義烏小商品博覽會期間,義烏各大商會派出一眾豪車,敲鑼打鼓迎接這位在衢州老家頤養天年的老書記。
《義烏商報》原總編張年忠,1984年擔任義烏報道組組長,更接近當年這段歷史。“關於市場開放與否,存在不少爭議。當時的工商局長找到謝高華,兩人嗓門都很大。謝書記說,‘出了事情,有我謝高華負責’。”張年忠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說,“嚴厲治下,謝書記還收到過一顆匿名寄出的子彈。”
義烏小商品市場興起之初,仍沿用工商業的八級累進稅。上千個攤位,幾萬人的市場,價格隨行就市,按實際收入徵收累進稅十分困難,收稅成了一件頭痛的事情。稅收幹部在市場裡疲於奔命,既收不全又收不準,小攤販們既沒發票也不想多交,搞得“雞飛狗跳”,紛紛抱怨生意沒法做。
1984年,新馬路市場開業後,如何既執行稅收政策,又讓利給商戶,謝高華同稅務部門反覆討論後,決定實行“兩稅並一稅,定額包乾計稅”,即稅務部門對每個商戶設定一個固定的計稅額,商戶繳納定額的稅。相當於給商戶設立一個目標值,固定額之外的營業收入不再計稅。這一“放水養魚”的辦法,使人們覺得有利可圖,迅速擴大了市場主體數量。
當時,新華社就此採寫了報道,相關部門領導看完之後,認為有稅收包乾之嫌。時任浙江省委領導對義烏小商品市場很支持,對此事很關注,並讓省財政廳派人到義烏調查,得出的結論是“義烏推出的稅收辦法是可行的,但還欠妥,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這個結論是對定額計稅的理解和支持。
放權讓利,讓市場之“虎”歸山。無論是義烏的敲糖幫,還是普通的義烏人,甚至義烏周邊的農民,都被這個無比飢渴的市場吸引,義烏一下子成了小商品批發的“特區”。
“義烏市場長盛不衰的秘密,就在於這一系列‘放水養魚’的決策!”今年已經82歲的馮志來,曾擔任過義烏市體改委主任等職務,他在義烏市場創辦初期為“興商建市”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1982年,義烏第一代市場——湖清門市場開放時,僅有攤位705個。到了第2年年底,貨位就達到1050個,4000多平方米的湖清門市場開始人滿為患,不少商戶不得不自帶門板自搭塑料棚“擴容”。
這種“還沒建成已嫌小”的節奏,貫穿了義烏小商品市場每一次擴建過程。1990年,義烏小商品市場成交額躍居全國各大專業市場之首。
政府因勢利導“放管服”
義烏持續30多年的快速發展,吸引國內外一批學者鍾情於“義烏經驗”。1993年,浙江省委黨校教授陸立軍擔任義烏市政府顧問和義烏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開始對義烏展開長達20多年的研究。
“義烏經驗雖然發源於民間,但後來則主要是由政府推動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參與、引導’……”這位區域經濟學家撰文指出。
1991年,一位老太太到義烏進貨,在靠邊的攤位上看到5角錢一隻的戒指,估算回去後能賣到1.5元一隻,於是就下了單。但是轉到另外一處攤位發現,同樣的戒指只賣一角五分,便和前攤主發生激烈爭執並訴至市場管理者。
差不多相同時間,一批賣溫州鞋的商戶,沒有搶到中心位置的攤位,只能集中安排到偏僻處,可誰知由於商品集聚度高,生意反倒特別好。
1992年年初,篁園市場一期工程竣工,工商部門發佈公告,對商品實行划行歸市。但是在當時,經營者更願意混在一起銷售。同時期的溫州虹橋市場、武漢漢正街市場等,也都沒有實現划行歸市。
推行划行歸市,遇到了不少阻力。篁園市場二期安排佈局時,文體用品和箱包等攤主,因為不願意搬遷或者重新抽籤,出現鬧市和罷市。事發後,市委市政府立場鮮明,堅決支持划行歸市。
實踐證明,從露天馬路市場發展成為國際化商貿名城,划行歸市是極其重要的一條經驗。
由於市場的不確定性,一些當下的熱銷商品,未必一直熱銷。作為市場管理部門,義烏商城集團也會適時調整產品佈局。
“箱包是暢銷商品,但經營主體偏多偏弱,我們開始壓縮這一區域,開始招入一些新的行業。2016年和2017年,我們共壓縮箱包商鋪200多個。”商城集團市場運營部副經理楊波解釋說。
聯託運是伴生市場發展的配套行業。由於門檻低利潤高,加上管理不到位,這個行業出現過欺行霸市、強搶貨源、打架鬥毆等亂象。
1991年,義烏成立聯託運行業管理委員會,工商、公安、物價等多個職能部門抽調人員,實施行業大整治:重新確定經營線點,實行一個地區一條線路,用行政力量避免惡性競爭。
1995年和1998年,義烏又分別對聯託運行業的管理模式和准入標準進行調整。和划行歸市一樣,政府部門對聯託運的強勢管理,為小商品市場平穩有序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
義烏新時期還需要“雞毛換糖”精神嗎?義烏還敢再扛改革大旗、再當改革先鋒嗎?義烏會成為中國的底特律嗎……
十年前,當電商時代悄然來臨,義烏傳統經營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義烏市以“九問義烏”的方式自揭“家醜”,“對號入座”,拷問在危機面前,自己怎麼辦、市場怎麼辦、義烏怎麼辦。
在這場“解放思想、創新創業”大討論熱潮中,很多人都被問出一身冷汗。商城集團採用假定市場瀕臨倒閉的情景模擬方式,增強全員的危機意識。更多的義烏人則在反思中,加入“雞毛換糖再出發”的行列。
縱觀義烏市場發展的每個重要節點,政府主導的監管行為非常多。對於這隻有形的政府之手,義烏市副市長施文臻有自己的理解:“面對市場發展,政府行為的原則是順勢而為。尊重市場運行規律和企業家創新精神。”
改革需要保護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2011年,國務院批覆義烏進行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兩年後,作為綜合改革的首要任務和核心內容,商務部等8部委正式批覆義烏試行市場採購貿易方式。
根據試點規劃,到2020年,義烏將實現市場成交額、進出口總額雙倍增,打造貿易便利化改革示範區、“一帶一路”陸上橋頭堡、產業轉型升級重要基地和世界領先的國際小商品貿易中心。
如果說當年依靠聯託運衝破域外運輸關卡、動員銀行向個體私營經濟貸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義烏市場擴大規模輻射全國的重要因素,今天的貿易便利化改革則是服務經濟全球化,實現從“買全國賣全國”到“買全球賣全球”的轉型升級的關鍵。
市場的持續繁榮,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貿易便利化改革更是如此。與之相適應,義烏海關、檢疫等部門,加快清除體制機制藩籬,不斷提高服務貿易便利化程度,激發市場主體創業創新的活力。
領導著全國唯一的縣級市海關,如何提高通關效率,服務國際貿易,成為關長陳匍林的工作重心。在“義通關”平臺上,義烏海關把出口集裝箱信息搬上手機,貨物通關速度已經大大加快。
陳匍林身材魁梧且心思縝密,對於義烏海關的服務標準,他形象地表述:“掉了牙的農村老太太,能通過海關進口一副假牙”。
2018年3月1日,浙江省海港集團與迪拜環球港務集團簽署合作協議,合作打造義烏—迪拜直通倉項目。這意味著義烏市場的商品出口迪拜,可以提前在義烏辦好清關手續。
今年5月2日,在義烏市行政服務中心市場監管窗口,5家企業一次性辦理了“既能做內貿、又能做外貿”新證照。這意味著義烏率先在浙江省實現“外貿主體資格和對外貿易經營資格”事項辦理“最多跑一次”。依託“最多跑一次”改革,去年,義烏792項到政府辦理事項中,773項實現“最多跑一次”,其中很大一部分和貿易便利化相關。
義烏市改革辦主任徐劍的辦公室,位於義烏市政府右側一處不太起眼的角落。在徐劍眼裡,義烏的國際貿易綜合改革成績顯著,離不開各部委的指導支持。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硬骨頭”和“攔路虎”越來越多,也需要更多鼓與呼。
“實際上,改革是市場主體要求我們做的。我們對於改革的定義就是保護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為更好地服務於市場,我們經常自問,你改革了嗎?”徐劍說。
從2012年開始,義烏已經實行“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工作免責辦法”。施文臻表示,儘管尚無觸發免責條款的案例發生,但這是改革者可以揣在兜裡的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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