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篆隸復興的關鍵時期，此時碑學漸興而帖學日趨衰微。鄭簠是這一時期為隸書復興作出重要貢獻的書家之一，另外包括傅山、王鐸、朱彝尊、周亮工、萬經、高鳳翰等在內的一大批書家都在此時期的篆隸復興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的積極探索與躋身實踐對此後碑學復興乃至碑帖結合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祖籍祥符（今河南開封）。廬陵王若先在其撰周亮工小傳中稱：“櫟下先生姓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一字櫟園。曰櫟下先生者，學者之稱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櫟下，最後其大父復自櫟下徙江寧，又徙大梁。”[1]周亮工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學者，又是名副其實的藝術品鑑藏家，舉凡書法、繪畫、印章、碑拓，無不傾力搜求，曾著有《賴古堂集》《印人傳》《因樹屋書影》《閩小記》《讀畫錄》《字觸》《鹽書》《同書》《尺牘新鈔》《藏弆集》等多部著作，都整理收集在《周亮工全集》一書中。《印人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錄印人的著作，收錄自明中期到清初的重要印人（含印章）69篇，附錄印人61人。傅抱石先生對周亮工稱讚備至，評其為“中國印學史上最有關係而又最有貢獻之人”[2]。《印人傳》中周亮工關於“印宗秦漢” “性情”“本色”“出己意”等印學觀都與其書學觀一致，並在其書法臨習和創作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本文擬從《印人傳》出發，分析探討周亮工的印學觀，並結合清初的師碑風氣，探析周亮工“碑行體”書風淵源及其在這一時期的表現特徵。
一、作印須知六書義，趨刀下筆始通神
周亮工特別強調作印章必須先明白六書的要義，這是印人和書家最基本的素養。他以文彭和何震的觀點來談作印：
國博究心六書，主臣印從之討論，盡日夜不休，常曰：“六書不能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無一訛筆，蓋得之國博居多。[3]
文彭字壽臣，號三橋，曾任兩京國子監博士，人稱文國博。他精通六書，在印章創作上自能得心應手，揮刀自如，其印章半出自何震（字主臣）之手，世謂“三橋之啟主臣，如陳涉之啟漢高，其所以推許主臣至矣”。[4]文彭與何震介於師友之間，可以說文彭名揚後世在很大成分上得益於何震;而何震能名揚後世，亦是藉助文彭之書。他從文彭討論六書，以致其印“無一訛筆”。亮工先生對於文彭在印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極為贊同其“作印須知六書”的觀點。
在《書金一甫印譜前》，周亮工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借金光先語云：
刻印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人以訛缺為圭角者，為古文又不究六書所自來，妄為增損，不知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為用，此為章法。 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刀法運之，斫輪削，知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5]
他盛讚金光先之言“切中今日之弊”，也即說明他非常強調六書對於刻印作書的重要性。若刻印作字之人能精通六書，則不至使“一丁不識之夫”信手摹刻，既損佳凍又使印學書學之風氾濫萎靡了。
二、“印宗秦漢”到“書法秦漢”及其在周亮工書作中的表現運用
“印宗秦漢”是周亮工印學觀的宗旨所在，在《書黃濟叔印譜前》他明確提出了“以秦漢為歸”的印學宗旨：
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道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偽體，惟以秦漢為歸;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耳！[6]
印章乃至書法的精髓即是在師法古人的基礎上以求獲得高超的技法，進而上升到“技進乎道”的境界，體現自我風貌，表達性情。周亮工主張“以秦漢為歸”，同時又強調“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說明他既重視古人基礎上的技法高度，又重視個人風貌在作品中的體現。
周亮工曾以詩道之變來論印章的發展變化：“間嘗謂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力能自振，終未免太涉之擬議。”[7]
詩至唐代最盛，而印章也以秦漢為宗。文壽承作印乃至書法大都未脫宋元人氣息，離古樸方直的秦漢意蘊相去甚遠;何主臣受文壽承影響較大，擬議過多而缺乏變化，都遭到了周亮工的批評。繼而他又以詩道之變來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變化：
書法隸最近古，隆、萬間群學隸而規模形似，略無神韻，即文待詔諸前修亦失之方整，無復古人遺意。後人救以生運，漸趨漸下，遂流入唐人一派，去漢愈遠。夫此如詩有王李一變前人靡麗之習，始非不偉然宏大也，後人病其重，以風趣生韻為開道，一變而袁徐，再變而鍾譚，纖弱之弊遂至不可救藥。故詩道之壞與書法相終始，似有氣運焉，不可強也。漢碑惟《景完碑》最後出，然《禮器碑》未嘗不流傳於世，而三百年來世人若未嘗見之者。[8]
亮工先生一再強調“印宗秦漢”，在此他又感慨明季隸書不復近古，失之方整，全無漢人氣息，連文衡山亦“無力迴天”。後輩若鄭簠、朱彝尊者等，皆以《曹全碑》為取法對象，周亮工亦不例外。我們看他的作品《黃河舟中作》，完全是用《曹全碑》的筆法創作，就連章法形式也規模《曹全》。
三、強調“己意”，力求“師其變動不拘耳”
“己意”是《印人傳》的核心思想，也是書法創作中周亮工特別看重的一點。周亮工強調的“己意”大概有以下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印章必須凸現印人的風格，表達印人的“性情” “本色”;二是作印必須是建立在古法基礎上的“己意”，而非隨性恣肆妄為胡作，運用在書法創作上亦然。他在《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雲：“君名字數變，書亦數變，晚乃鎔匯諸家，一以己意行之，遂臻極境。”[9]許友年少時兼習諸家，打下深厚的書法功底，晚年又“鎔匯諸家”而參以己意，甚得周亮工讚許。
在《書梁大年印譜前》周亮工則表達了對“能運己意”的梁大年的肯定而批判固守陳法不思變動的梁千秋（前者之兄），雲：“世人恆以千秋勝大年，予獨謂大年能運己意，千秋僅守何氏法，凜不敢變，不足貴也。”[10]他在《書梁千秋譜前》仍給予梁千秋激烈的批評：“千秋繼何主臣起，故為印一以何氏為宗。華亭宋幼清曰：‘於鱗於詩文輒言擬議以成其變化，惜乎吾見其擬矣。’ 予於千秋亦云。 蓋千秋自運頗有佳章，獨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之類，令人望而欲嘔耳。”[11]
梁千秋模擬何震的印章竟然到了令人嘔吐的地步，可想亮工先生對於只會模擬而不能變動的人是多麼的憎惡，以致其發出“江河日下，詩文隨之，圖章小道，每變愈下，豈不可慨也哉”[12]的概嘆！
亮工先生盛讚建立在古法基礎上的“己意”，這樣的作品既可以有技法作為支撐，又能表達作者的性情、本色。顧苓是這一類作者的典型，在《書顧雲美印章前》，亮工先生謂谷口（鄭簠）雲：“今日作印者人自為帝，然求先輩典型，終當推顧苓。”[13]周亮工不僅對顧苓的印章獨有情鍾，更是對顧苓的書法推許有加，曾謂其：“行楷仿趙吳興，最留心漢隸，凡漢碑皆能默數某闕某字，某少前碑、某失碑陰，某贗、某為重摹，其碑陰姓字皆能暗記。予姻谷口鄭簠以此名世，家多碑版，雲美僦一小庵近谷口家，翻閱數，日夕不倦，其篤志如此……”[14]顧苓對漢碑臨習可謂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為學習隸書，他專門在鄭簠所居附近蓋一小屋，經年累月，打下深厚的功底，其所見漢隸碑版皆能一一道出。周亮工與鄭簠是姻親，平生所見鄭簠所藏碑版枚不勝舉，而他所言也表達了其對秦漢篆隸的留心。在他的一幅行楷對聯中，全是篆隸的用筆，筆筆中鋒，朴茂厚重。
周亮工時常把篆隸的筆法和結體用在行楷書乃至草書創作中，使其創作自出機杼。乍看其作品彷彿給人一種凌亂、生澀之感，然細細咀嚼，又發現其一筆一畫均出自古法，全然一派秦漢氣韻。我們看他的《贈惟翁》、《七言詩扇面》（如左頁圖）、《書札》等作品，用筆短促穩健，將行楷流轉的折筆摻以篆隸古拙生澀的方折。其結體受篆隸影響很大，行筆穩健有力。周亮工是明末清初“師碑”風氣中的重要一員。他所主張的“通篆籀而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的書法觀都被很好地運用到創作中。他獨特的“碑行”體可視為對當時帖學的“打破”。他喜歡金石學，醉心秦漢篆隸，作品也因此顯露出濃厚的金石氣。
周亮工傾盡一生心力鑽研印章，其自用印大多規模秦漢“方正”一脈;同時，他的書風也受到其印學思想的強烈影響，表現為一種高古、奇崛，然而他這種“超自然”“超社會”的書風並沒有被時人接受。到了清中晚期，書壇又出現瞭如何紹基、趙之謙等一批優秀的碑帖結合代表性書家，書風強烈，引領著此時期的書壇，比起周亮工那不入流的書風又更進一籌。直至當代，書壇才漸漸撥開雲霧繚繞的歷史給予周亮工小小的關注。客觀地講，明末清初之際，周亮工將篆隸的筆法和結體運用到行楷書乃至草書的創作在當時是具有前瞻性的，是一種前衛的思想和行動。他的積極探索無疑為後來碑學漸興起了篳路藍縷之功。本論文旨在貼近歷史本真的基礎上，以還原人物本身的地位，期以引起學界的關注。
註釋：
[1]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8冊《傳記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頁183.
[2]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
[3]傅抱石：《評明清畫家印鑑》，《傅抱石美術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頁337。
[4]《印人傳》卷一《書何主臣章》，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5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
[5][7][8]《印人傳》卷二《書黃濟叔印譜前》，《周亮工全集》第5冊。
[6]《印人傳》卷一《書金一甫印章前》，《周亮工全集》第5冊。
[9]清·周亮工：《谷口臨曹全禮器二碑合卷跋》，載《中國古代書畫全書》第22冊，故宮博物院藏，頁167一168。
[10]《印人傳》卷一《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周亮工全集》第5冊。
[11][12][13]《印人傳》卷一《書梁大年印譜前》，《周亮工全集》第5冊。
[14][15]《印人傳》卷二《書顧雲美印章前》，《周亮工全集》第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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