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風格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周亮工簡介】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號櫟園,又有陶庵、減齋、緘齋、適園、櫟下先生等別號,河南開封人,後移居南京,清代篆刻家、收藏家。其所藏圖書、字畫、硯石、古墨、

銅器都很豐富,尤其喜歡收藏印章,自謂:“生平嗜此,不啻南宮之愛石。”所交往的人多是篆刻名手,遍請他們鐫刻印章,多達千餘紐。興致高時也自己治印。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周亮工擅古文,宗唐宋八大家。魏禧評價他:“博及群書而未嘗好徵引故實以自侈其富……每命一文,必深思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無詭僻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其正也如是。”由於多與前明遺老交遊,入清後仕途又屢躓屢起,所以他的文章裡有默然抑鬱之氣。

他詩宗唐人,推崇嚴羽的詩論。康熙八年(1669),他曾自編文集,共得三百餘篇,但翌年悉數焚燬。現存集子是他兒輩重新收集而編成的。

周亮工嗜繪畫、書法、篆刻,善鑑賞,愛收藏,因此他文集中多題跋、引語、書後一類文字,對文物考古、版本改訂多有參考價值。他家又富有藏書,所以全集後附刻有《藏書》10種,並傳於世。

周亮工書法用筆瘦硬遒勁,結體不斤斤於勻稱工整,而出以枯淡拙樸之姿,具有一種古雅奇崛的趣味。

周亮工著有《印人傳》《賴古堂文集》《讀畫錄》《賴古堂藏印》《賴古堂印譜》等。傳世墨跡有《行書詩軸》《七言絕句詩軸》《五言詩軸》等。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圖為周亮工《寒食登詩話樓詩扇》,現藏於吉林省博物院)

【一】周亮工的書法風格

周亮工的隸書初學《曹全碑》,這在清初普遍學《曹全碑》的風氣中十分典型。其《題所作八分書塞鴉歌后》有“八分小字寫塞鴉”“阿誰解愛郃陽碑”和“郃陽碑即不方整,亦復為人愛”句,可見其對此碑的喜愛。他的《黃河舟中作》全用《曹全碑》的方法,同時,筆畫在向左挑出時,運用了隸書中“掠筆”的筆法,寫得秀逸生動。

然而,周亮工的隸書不限於此,他喜金石考訂之學,“凡《九經》《古文》及《岣嶁》《石鼓》諸碑,莫不取而校勘之” 。他強調書法中的“篆籀之氣”,認為“漢魏晉唐之間以書名者,先通篆籀而後結體淳古,使轉勁利,可以名當時,傳後世” 。在此基礎上,他求得“淳古”和“勁利”,使其隸書有著特別的意味,更加傾向於程邃一派。

周亮工對行書一體的認識是建立在他對隸書認識基礎之上的。他十分推崇以隸書名世的宋珏行書。宋珏善隸書,周亮工卻推崇其行書,稱其“直入古人之室”,或正是強調行書要從漢隸中出,與他的“通篆籀而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書法觀相一致。周亮工的行書從其隸書出,結體寬博方正,變流利圓轉為生澀方折,變秀逸為質樸而形成利落奇崛的書風,呈現出典型的“金石”意味。

周亮工在隸書中興的潮流中,其行書風格對傳統帖學的“打破”,可視為“碑行”一體的濫觴。這種書寫方法到康、乾時期的“揚州八怪”更為典型,發展成為“師碑破帖”的風氣。明末清初的書寫風氣中有運用異體字的特點,周亮工在行書中還運用篆書的結體以閎其趣,並常常以異體字夾入行書的創作中。他的草書作品流傳較少,今不多見,且所見者多為行草,包世臣《國朝書品》將其草書和王鐸、王澍、劉墉、翁方綱等23人同列為“能品下”,可見其草書在清代晚期仍有影響。(本文摘編自朱天曙《清初師碑風氣中的周亮工書法》)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二】周亮工《行書詩軸》賞析

《行書七律詩》軸,清,周亮工書,紙本,縱202.8釐米,橫50.6釐米。此軸錄自作七律一首:“烽燧迷人無故里,小培杞菊古城灣。開畦自種琅玡稻,隱几閒看馬耳山。短褐殘書留舊德,新詩大海擁蒼顏。絳紗帷外傳經士,白首登堂淚欲潸。”末識:“癸卯冬初過逸庵老世翁四本堂賦正。櫟下世弟周亮工稿。”下鈐“周亮工印”“不讀王李鍾譚之詩”印。首鈐“陶庵”印。

此軸作於清康熙二年(1663),作者時年52歲。受書人“逸庵”應即耿介,因其與周亮工既為同僚,又為同鄉,有所交往為情理之中,因而此軸可確認是周氏書贈耿介之作。此軸書法風格獨特,雖為行書而實近於楷,筆法怪異,多用側鋒,不似通常執筆法所能形成之態。結字大小、欹側率意無矩,而總體觀之,仍是傳統結構之法,頗具個性。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圖為周亮工《行書詩軸》,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三】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周亮工曾以詩道之變來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他指出隆慶、萬曆年間的隸書並不是真正追求漢碑隸書的風格,而是文徵明的“唐人一派”,離漢代的高古越來越遠。這種“唐隸”在清初王時敏等人的隸書中仍有延續。

他又從隸書發展的角度肯定了清初隸書的復興:“僕每言天地間有絕異事,漢隸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漢隸絕矣。明文衡山諸君稍正之,然方板可厭,何嘗夢見漢人一筆。郃陽碑近今始出,人因郃陽而始知崇重禮器,是天留漢隸一線,至今日始顯也。”

隸書一體從漢代到唐代,已有了很大變化。到了唐玄宗時,把隸書寫得豐腴,體態寬博,在唐隸中十分典型,甚至被楊守敬在《平碑記》卷三中稱為“唐隸中興”。但總體來說,唐人隸書與漢人完全不一樣。

清代錢泳談到唐隸時認為唐代的隸書雖然保留了隸書的波磔和外形,但已不能和漢隸的質樸博大相提並論。清初的萬經也指出了這種差別:“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雜,唐則專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真書,唐則偏增筆畫為變體,神情氣韻之間,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體格,固優孟衣冠也。”周亮工所說“漢隸至唐已卑弱”,在清初很有代表性。

到了宋代,隸書僅見於刻石題字,少見文人作為一體來創作。而元代的隸書又衰於宋朝,即使是諸體兼擅的趙孟頫也相差甚遠,古樸的漢人氣息不復存在,因而周亮工說“至宋元而漢隸絕”。

明代以來,寫隸書的風氣比元代興盛,最有盛名的吳門書家文徵明的隸書在明代最有代表性。他的隸書仍是如吾丘衍所說“挑撥平硬如折刀頭”,延續著魏晉隸書的風格,多顯刻板,不能得“漢人一筆”,因而清代錢泳稱文氏祖孫父子及王百榖、趙宧光等人“茫然不知本末”。

清代周亮工的書法藝術和周亮工論隸書在明代的發展


(圖為周亮工《行書七言絕句軸》,現藏於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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