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計巍
▷《出路》的三位主人公：馬百娟、徐佳、袁晗寒
甘肅會寧縣山溝溝裡的女孩馬百娟10歲才有上小學的機會，她曾夢想到北京上大學，但小學還未畢業便被家人退學，等待著她的生活是：嫁人、打工；
已經第3次參加高考的湖北小城高中生徐佳，終於實現了父親的遺願考上了大學，這似乎意味著這個農民工家庭“進階”的可能，接下來他還要繼續自己在家庭中的“使命”——找到一份承載著家人期待的工作，維持生計；
袁晗寒，生長於北京，從幼兒園到高中都在“最好的學校”裡接受教育，然而她先於高考退學，在優渥自由的環境中找尋自己的價值和意義。
這是紀錄片《出路》中三個主人公在同一個時間內不同的人生路徑。他們身處中國社會的三種不同階層，面對著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與出路。
“他們三個人之間如此的隔離，但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樣子，人們像孤島一樣。” 鄭瓊說。
導演鄭瓊用6年的時間拍攝製作了這部紀錄片。雖然片中無時無刻都在呈現著三個年輕人之間的巨大差異，但鄭瓊想試圖通過影像實現的卻是——理解。
然而理解並不容易實現。有觀眾對鄭瓊說：“《出路》沒有讓我找到出路，反而帶給我的是絕望和無解。”
“絕望可能是件好事，你有沒有想過是什麼東西讓你對此感到絕望？”鄭瓊回答。
▷馬百娟在山坡上讀書
“被邊緣”的孤島
發問的觀眾繼續說：“因為在當下的社會中，馬百娟和徐佳永遠不可能和袁晗寒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隨後她又講起了影片中的幾個場景：被退學後找工作受挫的馬百娟坐在橋邊低頭想著什麼，然後又猛地搖起頭，像是在和自己交戰；徐佳在第三次備考時對著鏡頭聲音顫抖哽咽地說著自己的崩潰、無助和絕望……
“他們兩個像是在這個時代邊緣掙扎的人。”這個觀眾補充道。
“如果你把他們放到成功學框架，放到主流價值觀下去衡量，這片子確實挺讓人絕望的。”鄭瓊說，“你在絕望之處再去找‘出口’，那個出口是什麼？”
鄭瓊想起了最近打動她的一部紀錄片，關於正在被時代“拋棄”的“川劇藝人”。令鄭瓊感到意外的是，她竟從這些被“拋棄”的人身上找到了濃烈的生命力。“當現代化那個巨獸的牙齒已經張到這個地方了，”鄭瓊將手拱成一張兇狠的利齒罩在自己面前，“他們還在這個巨大的牙齒下面努力地跳著舞，在打架，在相愛，那種濃烈的生活，我覺得這是生命力。”
鄭瓊相信《出路》中的三個主人公：馬百娟、徐佳、袁晗寒，他們都有著各自的生命力，“只是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
當人們從這部紀錄片中解讀出“階層固化”、“階級分化”、“原子化社會”等時下熱議的話題時，鄭瓊不以為然：“那種分化是已經存在在那裡的，而我在乎的是這三個生命體”。
《出路》以馬百娟的“笑”開場：豔紫色的外衣，左右擺動著的雙臂和馬尾辮，綻放著一陣又一陣笑容的臉——11歲的馬百娟朝著鏡頭活潑賣力地走過來，她的腳下和身後是被黃土覆蓋的山溝溝。“笑得那麼喜樂，我很羨慕她”，鄭瓊說，“假設你是一朵花，你把這朵花的芬芳和它的那種光開到最足，才是生命真正的意義”。
然而這一切在紀錄片的下半程改變了。3年後，馬百娟被家人退學，理由是腦子太慢跟不上。在她父親看來，女孩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這時的馬百娟不願再直面鏡頭，她低著頭、側過身，或者乾脆背過身去。“她把所有的門都關上了”，那種笑也不見了。
“她是有很強的羞恥感的，我其實特別能夠理解。”曾經三次高考失敗的經歷，同樣給鄭瓊帶來過很深的“羞恥感”。1989年，第三次準備高考時，鄭瓊覺得自己已經不想見人了，那次高考失敗後，鄭瓊待業，然後到工廠上班。而她的同學中，有人堅持復讀了8年卻仍未能考上大學。“我不知道她是怎麼熬過來的，但我心裡一直惦記著她。”鄭瓊說。
鄭瓊想把這種被隱匿起來的“羞恥感”撕開，“我覺得它不應該讓一個個體自己來承擔”。
2008年，開始拍攝《出路》時，鄭瓊38歲。再往前倒推20年，鄭瓊正在高考的圍牆裡掙扎，處境如片中的徐佳。2009年，鄭瓊回到自己當年在湖北咸寧高級中學的復讀班，找到了徐佳。不只徐佳的狀態讓她感到熟悉，教室裡書桌上壘起來的“書牆”也同樣如故。“20年，一切都日新月異了，但這個畫面一點都沒變”。
在徐佳第三次準備高考時，他在鏡頭前談論起自己“害怕失敗”，哽咽，無助，坐在他對面的鄭瓊“隨時都能看到他的驚恐，還有快要崩潰的那種神情”。
徐佳揹負著整座家庭的“大山”。去世的父親留下遺願希望他能考上大學，第三次高考時，他終於完成了父親的遺願。而在徐佳大學的課堂上，鄭瓊看到卻是很多學生趴在課桌上睡覺，“大家把高考當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它結束了就像是到了生命終點一樣，像是在過度補償”。
不過很快，徐佳便要開始找工作，繼續他身上的“使命”——維持自己和家裡的生計。“徐佳的自我是特別微弱的，他太早就把滿足別人的需求當成第一需求。”鄭瓊說。在國外剪片子時，當德國的工作人員看到片中的徐佳將“要給她一個交代”當做結婚的理由時，十分不解：難道他們不應該是因為很相愛而結婚嗎？
“其實他活得很辛苦。”鄭瓊說，“為了能在這個城市（武漢）打拼出來、活下來，好多東西他都要壓制住。他其實能代表中國大部分人的狀態——自我的價值感都很低。”
當拍婚紗照的攝影師對影棚燈下的徐佳說：“哥們，笑一個，閉著眼睛，浪漫一點”時，他嘴角上揚，露出了有些僵硬卻又難得的微笑。
▷準備高考的徐佳
“自由”的孤島
從高中退學不久的袁晗寒坐在家中的鞦韆上，跟鄭瓊說笑般地講述著自己退學的經歷：“那個老師特別討厭，她每天以跟我較勁為樂趣”，“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玩呢，我媽給我打一電話說：袁晗寒咱們捲鋪蓋捲回家吧”……
這帶給鄭瓊極大的衝擊：“她一路上了北京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怎麼就可以如此輕易地放棄了我一生可能都摸不到的，那麼多人削尖了腦袋想擠進去的地方？”
在沒有攝像機時，袁晗寒的媽媽對鄭瓊說：假設我的孩子在二三線城市的話，我要讓她死也要死在學校裡。而現實中，袁晗寒在這個媽媽的眼中是一位藝術專業的“天才少女”。她可以對學校“說不”，並在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時嘗試著自由的滋味。
這種差異帶來的衝擊也是鄭瓊想要拍攝《出路》的緣起。
除了資源和環境上的自由，袁晗寒思想上的自由也吸引著鄭瓊。在鄭瓊看來，袁晗寒對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獨立的看法，她很有創造力，也很果敢，可以自由地去做決定。
退學後的袁晗寒，在北京南鑼鼓巷附近的方磚廠衚衕裡租了一間小平房，開了間咖啡館。她在整面牆上畫上彩色塗鴉，自己做桌椅，跟賣原材料的人討價還價，一個人完成了裝修。然而，咖啡館的生意並不好，3個月後關了門。
“我也很恐慌，我恐慌的不是我沒事兒幹，我恐慌的是我會不會一直沒事兒幹……”在袁晗寒看來，這種無事可做的狀態如果持續上幾年，會足以把她逼瘋。
後來，袁晗寒轉遍了歐洲，在德國科隆學習電影，不久，又考上了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她在找很多藝術的東西，這個跟馬百娟和徐佳這種生活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所追求的是不一樣的”。在鄭瓊的眼中，“自由的”袁晗寒一面擁抱著生活的無限可能性，另一面又要對抗著生活中的茫然和無聊。
有人對鄭瓊說：馬百娟、徐佳、袁晗寒之間應該是一種“進階式”的關係——馬百娟應該向著徐佳的方向進階，而徐佳則要朝著袁晗寒那樣的生活去努力，這才是這三個人的“出路”。但鄭瓊並不同意這個說法。
“你如果要找物質層面的出路，在中國目前的規則下，是沒有出路的，人們在這套成功學裡面就是死路一條。”鄭瓊說，“每一個生命都有自己的價值，但這在‘權力文化’中特別不被肯定，你看到的都是各種被標籤化的價值。”
《出路》從拍攝到後期，歷經了7年多的時間。這期間，鄭瓊的小侄女從6歲長到14歲，她曾3次看過這部影片的內容，但每一次的反應都不同。6歲時，她看了十幾分鐘的初剪片段後，對鄭瓊說：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壓歲錢都給馬百娟？我有2500塊錢壓歲錢；9歲時，當看到鄭瓊剛剛拍下的關於徐佳的片段時，她笑個不停——影片裡的徐佳正在一家叫做“神馬公司”的地方等待面試，她說：姑姑，等徐佳找完工作回家，家人問他找了什麼工作？他得說是“神馬公司”；14歲，當鄭瓊帶著她到德國科隆旅行時，正趕上《出路》在那裡剪輯完成，看了完整版的影片後，這個前一秒還用耳機塞著耳朵、難以溝通的青春期女孩兒對鄭瓊說：我就是徐佳，我也要考大學。
“其實她的家庭就是中國大部分的普通家庭，”鄭瓊說，“你可以看到，這個環境對於人的改變。”
在一次聊天中，鄭瓊的朋友對她說：你不覺得馬百娟就像是小時候的你，徐佳是曾經的你，而袁晗寒是現在的你的一部分嗎？聽到這番話時，鄭瓊的眼淚“唰一下”流出來。
鄭瓊曾經有過馬百娟在農村山野裡的那種原始生命力，也有過徐佳身上的那種漫長的、向上的掙扎，而現在，她擁有了袁晗寒的那種可以對很多事情“說不”的自由。
“你就是自己沒有考上大學，然後給自己做了一個片子，把自己給治療了。”鄭瓊的媽媽對她說。鄭瓊聽後大笑。她說，直到自己三十幾歲時，才懂得把腦子裡這麼多年來被灌輸的“雞湯”和“毒藥”，一點一點往外倒。
▷在德國學習的袁晗寒（右）
“隔絕”的孤島
鄭瓊曾想過為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個人“製造”一次相遇，“看看能不能達到一種溝通？”但最終，她還是放棄了這個想法。
“他們之間是無話可說的。”鄭瓊在拍攝《出路》的過程中逐漸接受了三個主人公就是三條平行線的事實，“他們三個人之間如此的隔離，但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樣子，人們像孤島一樣。”
2008年時，鄭瓊在為《出路》的拍攝做前期調研後，剪輯了一小段關於袁晗寒的影像。她把這部分帶給徐佳看，徐佳看後說：每個人的命運都不一樣，我接受這種不公平的存在，也會努力去改變這個現狀。當馬百娟看到這段影像時，鄭瓊發覺她對袁晗寒的生活“沒有什麼反應”。而袁晗寒本人則對鄭瓊的《出路》沒什麼興趣，也未曾跟鄭瓊說過自己的感受。
“能讓他們相互連接起來的東西是什麼？”這是鄭瓊從開始拍攝《出路》到現在一直在想的問題。雖然片中無時無刻都在呈現著三個“孤島”之間的巨大差異，但鄭瓊始終想用影像實現的是——理解。
《出路》拍攝結束後，16歲的馬百娟嫁給了她的表哥，平日在一家陶瓷廠打工。採訪時，鄭瓊想起一幕她未來及拍下來的畫面：馬百娟用手撐著牆，不斷地踮著腳往牆裡看，鄭瓊一開始不知道她在看什麼，旁邊的人提醒說：她在找她的表哥。鄭瓊有點遺憾沒能把這一幕拍下來，“這是她對愛情的期待”。在當下的鄭瓊看來，對於馬百娟的內心世界，她可能只看到了冰山一角，還有很大的浸在水面下的世界，她未能走進。
大學畢業後的徐佳在武漢的一家電力公司上班，和妻子一起掙錢養家，兩人還買了輛車。當高考的日子漸行漸遠，曾經把高考當作唯一出路的徐佳發覺“其實還有很多條路可以走”，但這也只是他回頭看時才會有的想法。
袁晗寒即將從杜塞爾多夫大學畢業。她曾回國註冊過自己的藝術投資公司，但並沒有什麼生意。“我覺得如果以後沒有固定待在一個地方，每天滿世界轉悠，也是挺好的，這是最好的選擇。”紀錄片中的袁晗寒說。
“當你不在一個成功學的框架裡面去看，其實每一個生命都是值得被珍惜的個體，即使我沒有考上大學我也是有價值的，不是因此一文不值了，即使他沒有得到那麼多的功名利祿他也是有價值的。”鄭瓊說，“你在精神上找到出路和自由時，成功學這麼堅硬的東西其實你是有力量去對抗它的。”
拍攝《出路》的過程中，在北京打拼了20年的鄭瓊“停下來”關掉了自己的紀錄片發行公司。她稱現在的自己身份為“無業”。而事實上，她正在著手自己另一部紀錄片的拍攝，而今年的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也正在她手中籌辦。
鄭瓊為今年的iDOCS定下的主題是：“脆弱與力量”。她覺得，當下社會一點都不容納“脆弱”，所以她決定要把這些脆弱的力量——失聰少年、漸凍人、盲人、老年人、受奴役者等“邊緣人”帶入人們的視野。在鄭瓊看來，這些人從來沒要求別人的同情，而是活得很陽剛。
“也許有一天馬百娟會到城市裡來，她可能會在餐館裡面當服務員，在某個家庭裡做保姆，或者正在為你送快遞。而當你看到她，就會知道，她走到這裡，背後有那麼多的故事，那麼多的經歷，而這些跟你的都不一樣。”鄭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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