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說到建築學家陳景元對秦始皇陵和兵馬俑坑之間的距離，俑坑中出土的戰車，兵器和陶俑逐一提出質疑，並考證出秦始皇陵旁邊的另一座尚未發掘的秦代大墓才是兵馬俑坑的真正主人羋月，即秦宣太后。
對此，“秦俑之父”袁仲一認為，這座秦代大墓墓室的面積大約不到200平米的範圍，發現有一些白灰，其他沒有再發現任何的東西。這個墓到目前還沒有發掘，墓主人是男是女都不清楚，既然如此，怎麼能斷定就是宣太后呢。這麼小的一個墓葬，怎麼可能有8000兵馬俑給她守衛呢，這個是不相適應的，另外宣太后的墓也不在這個地方。
袁仲一教授指出，如果兵馬俑是為宣太后陪葬，根據以往的慣例，女性的賠償中至少要出現一些和女性有關的東西，以宣太后高貴的身份，至少有一些女性侍俑，女性歌舞俑，或是女性生前喜歡的東西。然而在兵馬俑坑中，除了與軍隊有關的東西外，其他能夠體現女性特徵的隨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義教授堅持認為，兵馬俑坑和秦宣太后沒有任何關係。
袁仲一對神秘大墓的解釋，似乎讓陳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條令人意想不到的證據。陳景元認為，兵馬俑中出現的很多髮髻偏於一邊的陶俑，這恰恰是古代楚人特有的習俗特徵。在《淮南子 主術訓》中早有記載，“楚文王好獬冠，楚國效之”，這說明楚國很流行這種歪髻。
另外宣太后的姓氏中也可以找出歪髻淵源，宣太后的“羋”姓在《說文解字》中別解釋成羊的鳴叫，其中“艹”部分被解釋成羊角，羋姓的楚人對羊角有一種特殊的偏愛，或許是對羊的一種圖騰，導致他們對狀如單隻羊角歪髻的喜愛，兵馬俑坑中那些梳著歪髻的士兵，很可能就是隨宣太后來到秦國的楚人。
對此，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現任館長吳永琪解釋說，這些歪髻往往是藝術造型上的一種補充，這樣顯得陶俑更生動一點，可能當時也有這樣一些人很俏皮很時尚，可能會對自己的髮式服裝做一些改動，這在任何朝代都有。
袁仲一也認為，古代尚右，秦朝的時候以右邊為上，所以挽髮髻是偏右的，這跟楚國沒有必然的聯繫。
陳景元並不同意袁仲一教授的解釋，因為他覺得在兵馬俑身上，還可以拿出證據。陳景元發現，兵馬俑原本是有顏色的，在發掘的時候很多俑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些顏料，這些顏料的顏色十分鮮豔，並且從顏料的位置和顏色判斷，他們的衣服是五顏六色的。
袁仲一認為，兵馬俑的著裝不是國家統一發的軍裝，而是自己自備的服裝，自備的服裝顏色自然就是各式各樣了，這就是顏色多樣的一個原因。陳景元則認為，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的陰陽五行說十分盛行，被統治階級奉若神明。當時的周崇尚火德，秦始皇滅周之後認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為秦國精神崇拜的對象。而在秦代，人們認為五行裡面水相對應的顏色就是黑色。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後，正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頒佈了一系列的法令強制實行，並且文獻中可以找到這樣的記載，“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節旗，皆尚黑”。
秦始皇既然把尚黑作為一項法令頒佈，實行起來一定是十分嚴格的，至少要出現以黑色為主色調的衣服才算得上是執行了尚黑的法令。所以兵馬俑坑中出土的這些衣著五顏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時代，就很難解釋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時代，那就會得到合理的解釋。
袁仲一解釋說，尚黑是以黑色為貴，並不是要求全國人民不能穿其他顏色的衣服，在重大的場合穿黑色的，而不是任何時候全國一律穿黑。
但陳景元認為，從文獻上看，秦始皇是一位具有強烈的統一天下思想的君王，秦始皇不僅規定衣服旌旗全尚黑，還在全國強制推行小篆，統一貨幣和度量衡，他把天子的符傳，法冠，輿乘所使用的數量規定為六，為發展全國水陸交通，秦始皇又實行“車同軌”，修建由咸陽通向燕齊和吳楚地區的馳道，以及由咸陽經雲陽直達九源的直道，在西南地區修築的“五尺道”，開鑿溝通湘江和灕江的靈渠，由於秦始皇信奉戰國時期流行的陰陽五行的說法，認為秦國崇尚水德，水主陰，陰代表刑殺，於是秦始皇以此推行嚴刑酷法。嚴酷的刑法保證了秦始皇制定的新的規章制度可以很好執行，車同軌的制度也不應例外。
然而，從兵馬俑坑中出土的與真車等大的車輛中，車的輪距並不統一，銅車馬坑按照真車大小換算過來時，兩輛車的輪距都與俑坑中車輛的輪距不一致，由此陳景元推測，銅車馬也不是秦始皇的隨葬。而且在歷代，數字都代表著身份貴賤的等級差別，在周早有天子駕六的記載，秦始皇自己頒佈發令，規定天子使用的數字為六，但銅車馬所使用的馬匹數是四，俑坑中車輛使用的馬匹數也是四，他怎麼可能在自己的陪葬坑裡使用低一級的數字呢？這些令人不解的的細節，正好證明了兵馬俑的主人只能是秦宣太后，而不是秦始皇。
面對如此確鑿的證據，作為“秦俑之父”的袁仲一最終會作出一番怎樣的解釋。
（未完待續，下一篇大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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