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只有一種職業同事之間的關係可以用如履薄冰，越演越烈來形容。那就是——醫護關係！
我想，在360行這種行業裡，除了警察與犯人，患者與醫護工作者中的矛盾需要一句：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將成為呈堂證供之外，醫護同事之間關係的尷尬與兩難的境地，也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
我一位在南昌XX醫院工作十幾年的閨蜜，也是從事護理工作。因為聽說了一件關於口頭醫囑的醫療事故，至今讓我心有餘悸。
夜班凌晨，護士發現某床患者生命體徵及病情發生了變化，當即敲響了醫生值班室的門，當時醫生正在睡覺。從法律的角度上來說，醫生是允許夜班到值班室睡覺的，而護士則不允許。在“護士睡覺門”造成的社會輿論就可想而知。
當時，值簇室的醫生沒有出門，更連開門的動作都沒有。直接在值班室裡開出了注射XX藥物的口頭醫囑，便接著呼呼大睡，示意護士明早他會補開醫囑。
之前南昌大多醫院是沒有裝攝像頭裝置的，並且醫生半時不出門開口頭醫囑，第二天補齊已是不成文的規定及行業的潛規則。
加之醫生，護士角色的不對等，大多護士都不敢與醫生提出更多不合理的錯誤更正，這位護士就記著這條醫囑給患者進行了操作。結果，第二天，患者不明原因死亡。家屬一口咬定是護士注射的藥物有問題。
而護士則說這是醫生下達的口頭醫囑。而當事件遊離到當事人醫生身上，醫生則以他未開過這條口頭醫囑，電腦病例上也未出現過這條醫囑記錄為由，將事件演烈為護士擅自出錯給患者執行注射。
先暫且不論整個事件，注射藥物是否是造成患者死亡真正原因，我們也無從得知當事醫生、護士誰的口供更具真實性。但從法律、證劇的角度來看，這位護士一定是擅自沒有醫囑記錄情況下，給患者注射了XX藥物。而後次日患者死亡，甚至沒有一條有利的證劇可以證明醫生開具過口頭醫囑。
事件的結果最終會由法院判決，至於逝者已矣，這位護士的結果可想而知。做為病案討論及教育警示，領導也一定會指責護士：為什麼她當時不嚴格提醒醫生及時開出口頭醫囑？
但也只有做為我們護士當事人，不禁悶心自問：365天上夜班，有多少天我們不是畏懼醫生的那一句：“吵什麼吵，明天會補開醫囑的”。這樣一次又一次僥倖心理及對醫生膽怯心理而甚至自覺體諒醫生，不敢打擾醫生，這樣地心態忐忑上下班？
事件最後演變成了，那所醫院醫護工作者關係越發緊張，護士上班人手攜帶一隻錄音筆，為的就是以防某天它將成為洗脫自己刑式責任的有效證劇。
雖然，攜帶錄音筆於法於理，於責任，於工作，都是起到了保護護士的有效依據。起到了工作中相互監督並嚴格杜絕了醫生口頭醫囑的有利措施。
但是，回頭細想，這是一份什麼樣的職業要把同事之間的互幫互助，同窗手足化作了人人自畏，矛盾相向，甚至不惜對薄公堂？
原本，在醫患關係、護患關係日益緊張的今天，內部還要防範醫護關係。
工作私下，相安無事，護士醫生打成一片，下班走家串戶，KTV、燒烤店，上下班路上你一句：張護士，我一句：李醫生；
而當一旦出現醫患糾紛，不是護士弱弱地拿出錄音筆，就是醫生提取攝像頭，而在這樣相互矛盾對決的時刻，越發讓患者，讓媒體氣憤與謾罵。
在護士保護法缺失的今天在醫患、護患矛盾難以協調的今天，在大肆媒體渲染，打壓醫護工作者的今天，在國內護士學歷、地位、工資低下的今天，也許我們都是帶著謙卑的姿態向醫生不恥下問，帶著救死扶傷之心在一次又一次面對患者的質疑，醫生對新入職我們的不信任，甚至不屑的眼神中繼續堅守我們的崗位。
當然，大多數的醫生在醫改的新政策中不再上演口頭醫囑。一步步在完善著就醫流程，也許，我們真的不想在工作中24小時攜帶錄音筆與我們共事的兄弟們針鋒相對。但做為一名護士，要想在退休前雙手不沾任何醫療事故，光榮地在自己的崗位上有始有終，請記得：從你邁入醫院大門的那刻起，無論任何原因、任何關係、任何時刻。都不要再為你所崇敬的醫生背黑鍋，無論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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