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
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
—— 毛澤東
聽彙報是一種間接的調查研究方法，會不會聽彙報，也是反映領導人思想水平和領導方法的重要標尺。在這方面，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和方法。
“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
1956年春節前夕，時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他聽說有些部門已經彙報過了，就打電話詢問該怎樣彙報。得知毛主席問得非常詳細，康世恩春節都顧不上休息，抓緊時間準備材料，並寫出了彙報提綱。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勤政殿彙報。康世恩回憶說：“我照著提綱唸了一段，主席打斷說，你不要念了，我這裡也有本本，就隨便說吧！”接著，整個彙報便在毛澤東和康世恩的一問一答中進行。
毛澤東不喜歡照本宣科式的彙報，甚至曾明確說過：“誰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對。”與“念稿子”相比，口頭彙報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實話多，套話少；二是防止虛與委蛇。毛澤東強調：彙報“有什麼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講存在的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於無用，別人不好懂”。
很多向毛澤東彙報過工作的幹部，都覺得毛澤東提問題總是很細、很專、很深，且常常宏觀、微觀兼具。毛澤東向彙報人所提的問題，看似隨意而問，實際上事先是有所考慮的，大都與工作中的需要有關，與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有關，故而是有針對性的，是為了進一步瞭解問題，尋找解決辦法。
“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
否則就會浪費時間”
1957年9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召集湖北省委負責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書記座談，中心議題是總結農業合作化的經驗。這天下午三時開會，按照安排，毛澤東的座位在中間，一邊是記錄員，一邊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澤東。毛澤東一看說：“這不是三堂會審嗎？還是圓桌會議好，沒有主席臺，不要記錄席。”隨後，工作人員很快作了調整，排成圓桌開會。毛澤東開場第一句話就說：“同志們接到提綱沒有？現在可不按提綱發言，暢所欲言、言無不盡。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否則就會浪費時間。”
沒想到會議竟冷場了一刻鐘，後來大家雖然發了言，但講的是一個調子，眾口一詞，只講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而對合作化存在的問題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聽著這樣的發言，毛澤東實在有點不耐煩了，便打斷大家的話說：“休會，明天再開。”他讓工作人員轉告王任重同志，明日開會，中心議題是農業合作化的規劃問題。要暢所欲言。王任重連夜召開省委書記處會議，重新研究、討論規劃問題。第二天上午繼續座談，王任重等幾個人詳細彙報了湖北省農業發展未來幾年的規劃問題。終於，大家看到了毛澤東的笑容。臨近中午，毛澤東宣佈休會，並直言不諱地說：“昨天的會議使我失望，今日的會議使我高興。你們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澤東要求把“三堂會審”式桌椅換成圓桌式，意圖就是要拉近跟大家溝通的距離，儘量減少上下級的感覺，造成一種融洽氛圍，以期與會者能夠平等交流，坦誠溝通，可謂用心良苦。毛澤東兩次強調“暢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瞭解一些真實情況，希望發言者“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
“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澤東聽彙報，往往喜歡主動創設一種輕鬆愉悅的談話氛圍，通過了解彙報人的家庭、籍貫、學習和生活等來增進對彙報人的熟悉和認識，並以他淵博的識見和寬闊的視野在不知不覺中教育啟發幹部，給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到了河南，他就講關雲長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說關雲長本不姓關，因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關人家問他姓什麼，他一下子說不上來，一看這裡是潼關，就說我姓關。毛澤東講這些掌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採用這種方法，把空氣搞得活潑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澤東非常擅長選擇彙報人所熟悉的話題作為開場白，以此活躍談話氣氛。據曾任中央領導俄語翻譯的師哲回憶，1940年3月底，他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顯得有些緊張，毛澤東就問：“你是哪裡人？”“韓城人。”“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正式彙報前的一個小插曲，使當時相對嚴肅的氣氛一下子輕鬆活躍了起來。
毛澤東聽彙報，不僅是為了解和掌握基層情況，更把它視為同各級幹部溝通、交流的重要時機，並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凡的談吐為他們樹立了良好的表率，成為各級幹部效仿、學習的典範。這種“一箭多雕”式的聽彙報，不僅需要在工作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更需要領導幹部在提升個人綜合素質方面下大功、下苦功。毛澤東的聽彙報，實際上已成為一種遊刃有餘的領導藝術。
（摘自《組工文萃》2018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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