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說：“曾希聖不簡單，是個可以認識'天書'的人”
關於我黨情報工作的具體負責人研究，目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人物傳記，主要涉及到了四位傳奇式的人物--李克農、潘漢年、曾希聖、王諍。關於李克農、潘漢年，傳記或傳奇方面的書籍文章比較豐富，人們比較熟悉；而關於曾希聖、王諍的則相對較少。
曾希聖同志
近年來，關於曾希聖的研究主要是《曾希聖傳》，此外還有少量回憶文章。曾希聖是紅軍時期軍委二局的局長，負責對敵軍電報的破譯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位無名英雄。據記載，僅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曾希聖領導的團隊就先後破譯敵人密電數萬份之多。尤其在長征中南下貴陽時，曾希聖在危急關頭利用掌握的密碼冒充蔣介石的電報調開了追敵，使紅軍避免了不得不在烏江邊背水一戰的危險境地。葉劍英說：“曾希聖不簡單，是個可以認識'天書'的人。”並說，“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曾希聖等同志提供的準確情報。”徐向前也回憶說：“《長征組歌》中不是有這麼一句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錯，毛主席用兵確有過人之處，但他也是以情報做基礎的。”
關於王諍的研究主要是《王諍傳》。王諍是紅軍時期軍委三局的局長，負責軍委的通訊工作。他是紅軍中最早使用無線電進行通訊聯絡和偵聽敵情的傳奇人物，對紅軍使用無線電通訊技術為戰爭服務作出了重大貢獻。徐向前說：“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河時，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是總理、伯承、劍英、克農和陳賡、曾希聖、王諍等，對敵情也瞭如指掌。”
關於情報工作對我軍軍事行動的影響
研究者認為，紅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情報信息的及時準確是前提，正確運用是關鍵。
關於紅軍的反“圍剿”戰爭和長征。研究者認為，紅軍幾次反“圍剿”的勝利，情報信息的及時準確是前提，正確運用是關鍵。當時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的反“圍剿”戰爭都取得輝煌戰果，因為這兩支部隊都擁有高超的電報破譯技術。特別是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儘管他並不擅長戰略戰術，卻被指戰員認為是能掐會算用兵如神的能人，因此擁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們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能人是紅四方面軍無線電破譯部門的幕後英雄。對反“圍剿”戰爭的勝利，當時掌管紅軍情報工作的劉伯承打了一個非常經典而生動的比喻：“玻璃杯裡押寶，看得一清二楚。”
研究者認為，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從軍事角度看是丟棄了情報的優勢。當時雖然同樣破譯了敵軍的許多電報，但為了達到“拒敵人於國門之外”的目的，紅軍變運動戰為陣地戰，死拼硬打以短擊長，使得破譯的情報毫無用武之地，最後被迫轉移。
研究者還指出，紅軍長征的勝利，尤其是關鍵的四渡赤水的危急關頭，每次軍事行動無不以及時準確的情報信息為決策的基礎，從而屢次轉危為安化險為夷。從長征的提前出發，通道轉兵由湘入黔，遵義會議的從容舉行，每次渡赤水的方向、地點、時間和目的，桐遵戰役，奔襲貴陽，挺進雲南和北渡金沙江等決策，無不以情報為依據。林彪等軍隊高級領導人抱怨紅軍行軍“走弓背路”，其實是不瞭解情報的來源，因為當時的無線電破譯是最大的機密。
關於情報工作所發揮的作用
毛澤東曾對長征中的情報工作作過高度肯定，指出：“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
關於長征中情報信息發揮的作用是學者研究的一個重點。不少研究者梳理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情報所作的高度評價。比如，當時任中央縱隊副司令員的葉劍英在1975年回憶長征時說：第四次渡赤水後，在龍里、貴定之間不過30公里的地方，紅軍進進出出，來回穿插，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心裡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靠二局軍事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是不容易下這個決心的。
李先念也回憶說：軍委二局為毛澤東同志制定正確的軍事部署、指揮紅軍作戰，提供了許多準確無誤的國民黨軍事情報。
對長征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軍委二局，毛澤東也作過高度的評價：“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好像打著燈籠走夜路。”甚至還說過，“沒有曾希聖的二局，就沒有紅軍。”毛澤東還先後兩次為紅軍的偵察電臺題詞：一次是“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另一次是“你們是革命的魯班石”。
在解放戰爭時期，情報更是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當時國民黨的關鍵部門，如中央黨部、國防部、陸海空三軍的司令部、江陰要塞、保密局、甚至南京電臺總站，都有紅色特工在活動。我黨當時情報的準確與迅速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用周恩來的話說是：“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目前，對情報戰線上的特別黨員的研究，學術界還處於若明若暗之間。近年來，學界披露了多位情報戰線上的中共特別黨員。如1925年秘密入黨的著名報人邵飄萍；原大力支持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楊度1929年秘密入黨，周恩來臨終前還特意讓秘書把楊度的入黨經過寫入《辭海》中的“楊度”條目；著名電影明星金山1932年秘密入黨，1949年初還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顧問同中國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結果自然使得政府代表團毫無秘密可言；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和王崑崙1933年秘密入黨，胡愈之的黨員身份到1978年才正式公開；著名企業家盧緒章1937年秘密入黨，長期以來以企業作掩護，為黨提供了鉅額的經費和大量的物資；“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和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1938年秘密入黨；張學良的高級幕僚閻寶航也是特別黨員，閻寶航秘密入黨是在1936年，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一直以民主人士和黨外人士的身份開展工作，在情報戰線功勳顯著。總之，這類特別黨員分佈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為數不少，能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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