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勳
在經濟全球化的探索上，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將成為中國下一階段的重點。近期，決策層已經宣示中國將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態度。從中共十九大報告到十九屆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會，從全國兩會到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對外開放都是中國高層必談的重要話題。尤其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進一步擴大開放具有明顯的標誌意義。
可以認為，中共十九大後的改革開放將會是升級版的改革開放，不再是以廉價資源環境、人力和財稅讓利為特徵的“優惠型”改革開放，而是以放開市場、強化服務、強調公平、優化資源配置為主的“效率型”改革開放，旨在尋求更新的突破。比如，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事實上，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最近一段時間，從促進進口、打破行政壟斷，到對資本跨境流動的“放管服”，再到加大自貿區的政策試驗力度，一系列開放領域的重磅政策密集出臺，預示著中國的開放格局正迎來新的轉變。比如在促進進口方面，中國將於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這在中國是首創，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此類專題性博覽會，充分彰顯中國政府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的誠意和決心。
在推動中國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推動中國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轉變的過程中，自由貿易港可以視為十九大之後新時代中國繼續開放的重要象徵。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全面複製推廣自貿區經驗，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中國正大力推動的自貿港與自貿區有哪些不同？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此前作過定性：“自由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徵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這意味著，自貿港可被視為自貿試驗區的“升級版”。升級版怎麼升？需要在國際上找到先進的自由港對標，比如中國的香港地區、新加坡、中東的迪拜、德國的漢堡、荷蘭的鹿特丹等。
鹿特丹港最大的優勢是超強的服務能力。雖然歐盟一體化削弱了關稅減免優勢，但鹿特丹港超強的港口服務能力卻為它帶來了海量貿易。其突出優勢在於建立了一個公共信息平臺，實現了EDI（電子數據交換）標準化等。此外，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實現了立體交通運輸的網絡化，促成了儲、運、銷一體化運營。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對中國自貿港的建設更具借鑑意義。作為一個以自貿港立國的國家，新加坡的優勢主要在技術創新。早在1989年，它就推出了全國電子數據交換系統貿易網，這個網絡囊括了海關、稅務、安全等逾35個相關部門，原來需要向多個部門分別提交的文件，只需提交一次就夠了；原本需2至7天的通關時間，理論上可以縮短至1分鐘。香港地區的經驗主要是“自由”。首先，整個香港行政區就是一個自由貿易港，除了四個稅號（酒類、菸草與香菸、碳氫油類、甲醇）以外的所有貨物進出都可享受零關稅。其次，在香港設立任何形式的公司的註冊成本都很低，外商投資者可以持股100%，所有資金都可以自由進出。香港已經連續23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需要強調的是，自由貿易港將帶來更大的對外開放想象空間，在自由貿易港將實行境內關外的特殊政策，允許境外貨物、資金自由進出。國內哪些港口區和貿易區會首先獲得資格？有哪些政策會放開？這將在國內港口城市引發競爭。目前，由於自由貿易港有著更加特殊和寬鬆的政策，能帶來更多的投資和發展空間，因此國內多個地區加快了爭取建立自由貿易港的步伐。比如作為自貿港建設的先行者，上海自貿港的建設正在升溫。根據國務院2017年印發的《全面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上海將在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設立自貿港區。進行自貿港探索的並非只有上海，目前已有10多個省份啟動研究申報自由貿易港，包括浙江、廣東、天津、福建、海南等地。其實，自由貿易港政策的本質在於中央政府讓渡中央海關稅收來刺激經濟和產業發展。一般經驗表明，這種做法對於刺激國際貿易很有效，讓渡中央稅收有助於積聚國際貿易量。
另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對外開放政策是，中國放開多個金融市場的力度很大，尤其是證券和基金業在三年之後、人身保險業在五年之後的外資投資比例將可達100%，這對市場的影響很大。中國加大金融業開放，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中國適應新的形勢和外資要求；二是中國自身市場的開放需求；三是中國加入WTO以來，中資在上述金融市場已經具有相當的本土實力，抗衝擊能力增強。客觀地說，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中國在金融市場開放上是往前走的。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此前所言，“中國將在改革開放40週年時推出新的改革開放舉措。中國準備在製造業一系列行業，包括服務業的部分領域擴大開放。中國對外開放重點集中在金融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保護產權尤其知識產權等方面。中國將有序降低汽車進口關稅。中國將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有些改革開放措施可能會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
相比中國擴大開放的態度和決心，美國在貿易保護主義道路上卻走得太遠。目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宣佈退出了北美自貿協定（NAFTA）、TPP、全球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等多個多邊組織。意大利、法國、德國三國領導人去年曾發佈聯合聲明：我們認為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是不可推翻、不可修改的，因為這是我們星球、社會、經濟的重要工具。近期，特朗普更是對全球鋼鋁開徵高關稅，點燃了全球貿易戰的導火索。北京時間3月23日00:18左右，美國宣佈，針對中國知識產權侵權，對5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關稅。特朗普表示，因知識產權問題而對中國採取關稅行動的計劃醞釀已久，已經要求中國立即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降低1000億美元。而301調查結果最終可能會要求對大約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稅。特朗普還表示，美國與歐盟和韓國的貿易也不公平。此外，美國貿易代表Lighthizer表示，特朗普會將關於中國投資的限制措施與科技掛鉤。
現在看來，特朗普政府堅定地希望，在貿易問題上拿中國這個主要貿易伙伴“開刀”，在全球各國立威。但是，中國不同於其他小國，中國的經濟體量和中美經貿關係的相互交織程度，決定了中美一旦開打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可以看到，中美貿易失衡是特朗普政府向中國大動干戈的重要原因。中美貿易失衡情況到底如何？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對美國順差的規模和佔美國逆差的比例快速提高，在不到15年的時間裡，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規模和佔比翻了一倍。到2016年，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約為5048億美元，來自中國的逆差為2507億美元，佔比接近50%。中美之間存在的持續貿易失衡是一個客觀事實，不過，國內學者何帆認為，隱藏在這一客觀事實背後的是三個真相：首先，中美貿易失衡的背後是美國長期貿易失衡。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就開始出現持續的貿易逆差。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一度高達3.1%。直到2006年這一紀錄被打破，當年美國貿易逆差佔GDP的比重接近5.5%。也就是說，早在中國快速崛起之前，美國就出現了外貿失衡且規模在不斷擴大，這種狀況持續了40多年。其次，中國對美國的商品貿易順差呈“結構性”特點，且服務貿易是逆差。2016年，中國對美國的農產品貿易逆差為150億美元，佔農產品逆差的39%；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更是達到557億美元，佔中國整個對外服務貿易逆差的23.3%。此外，截至2016年底，中美的雙向投資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第三，美國目前採取的貿易制裁措施無法治標，更無法治本。美國當前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主要集中於光伏和鋼鐵行業，但2016年光伏和鋼鐵行業的中美貿易逆差總和不到中美貨物貿易逆差的1%。此外，美國貿易失衡的根源在於其國內“消費—儲蓄”的結構失衡，限制外國進口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貿易逆差，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由此可見，中美兩國不僅經濟體量巨大，雙邊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相互依存度也很高。如果一旦開打貿易戰，將是兩個“巨人”之間兩敗俱傷的爭鬥，對美國經濟無疑會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特朗普簽署備忘錄開啟了一扇通向危險的門，但兩國經濟聯繫則無法被貿易紛爭隔斷。面對美國“頻頻出招”，中國將如何應對，成為全球關注焦點。面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中國也絕非沒有辦法回應。2000年以前，中美貿易額佔美國外貿比重尚不足4%；如今，這一比重已經達到14%。在5800多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中，挑出少許貿易額對美國進行反制，這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不過，有沒有辦法只是技術問題，而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則是更重要的策略問題。從策略上講，首先，中國可以聯合歐洲等外部經濟體，針對美國的邊境調節稅等違反WTO規定的行為，在WTO規則框架下維護自身合法權利。其次，中國可借鑑過去日美貿易戰的做法，主動降低一些商品的出口上限，減少對出口企業的補貼，減少外國發動貿易戰的口實。更重要的，則是彼此進一步開放市場。當然，中國更應反思以往的被動反應模式，要積極行動起來，主動建議與美方擇機重啟BIT談判。如果中美雙方可以在BIT談判中取得突破，不僅美國高科技公司和服務類公司可以進一步深入中國廣大的消費市場，贏得中國的發展紅利，中國企業也可以更方便地到美國投資，幫助特朗普增加國內投資和就業。中國更應把握此機遇，通過進一步改革和對外開放，倒逼國內市場化改革和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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