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錢鍾書先生的著作《圍城》裡，有一個重要角色叫“方鴻漸”。
在小說裡，方鴻漸算不上頂尖人才，長處在於涉獵廣，什麼都會點，也都能做好，但都不能算是特別好，不過說起來，也算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這個人，真實、可愛，心存理想，良心未泯。
有些人認為，方鴻漸這個形象，來源於一個叫做“費孝通”的人。
（《圍城》方鴻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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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是什麼人？
他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社會活動家。
有人評論他：
在二十世紀的人文學者中，幾乎無人能像他那樣把學問做到淺近而平易；無人能像他那樣將“學人話語”化為“經世致用”的行動；而且無人能以一生的心力，像他那樣孜孜不懈地追求並且實現著“富民”理想。
1939年，28歲的費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經濟》，從此一舉成名，日後這本書被奉為中國人類學的奠基之作，費孝通還是世界上第一個指出鄉村也能發展工業經濟的經濟學家。
這本書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它被看成是人類學中國學派的代表作，使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本土”，是“原始文化”轉向“經濟生活”的嶄新嘗試。
在一般人心中，費孝通永遠是一副笑嘻嘻的樣子，以一個豁達開朗的長輩形象活在人們心中，誰也想不到他年輕時英俊清瘦，中年後才心寬體胖，寫得一手好律詩，做起學術文章來更舉重若輕。
鮮為人知的還有，在費孝通漫長的一生中，有三位女性曾深刻地影響過他，她們分別是：楊絳、王同惠、孟吟。
3
錢鍾書的愛人楊絳，是費孝通的初戀，說得更準確一點，是費孝通單戀楊絳。
兩人相識於蘇州振華女中。費孝通是由振華附小升上來的，附小是男女同校，但中學只收女生。因為費孝通小時候體弱多病，他的母親擔心他在學校被大男生欺負，就委託了當振華校長的好朋友，也讓費孝通上了女中。
他從小就喜歡楊絳。
按他自己的說法是，“振華女校的學生，都是本地人。忽然來了一個洋氣的學生，當然惹人注意。女校的學生都是女生，我是特殊原因才進的女校，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女生，有興趣是自然的。”
在費先生眼裡，楊絳十分有趣，但在對方心中，對他的看法卻是剛好相反。
（年輕時的楊絳）
可能楊絳先生也是從小就領悟了那個道理：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里挑一。她自己就是一個愛玩愛鬧，有趣有生活的女生，所以更不喜歡沒勁的人。在楊絳眼裡，費孝通就是一個很無趣的人。
兩人剛到振華讀書時，還沒有別的新玩伴，楊絳跟與自己差不多大的費孝通玩過幾次遊戲。
其中有一次，他們在蘇州振華女中的操場上玩耍，楊絳活潑俏皮，用樹枝指著沙地上的一幅畫，問身旁的費孝通：“你說，他是誰？他是誰？”
地上畫的是一個胖胖的男孩頭像，笑得合不攏嘴，小姑娘故意把他畫得很難看。
（年輕時的費孝通）
而此時的費孝通，呆頭呆腦，什麼也不會說，就只是對著古靈精怪的小楊絳傻笑。楊絳覺得忒沒有意思，把樹枝一丟，不搭理費孝通，自己玩去了。
他們倆同班，費孝通的算術特別厲害，而楊絳演算四則題，卻常常“吊黑板”，老師就讓他解答，楊絳對他不以為意。上體操課時，楊絳的個兒小，排在隊尾，費孝通因為自己是男孩，也自己走到最後排起隊。老師教大家跳土風舞，雙人跳的時候需挽著舞伴的胳膊轉圈，費孝通不肯跳，楊絳就說：“你比我高，排前面去。”他答說：“女生。”楊絳嗆回去說：“我們全都是女生，你來幹什麼？”
一點兒都沒給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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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大概覺得混在女生中間別扭，在振華只念了一年級就轉到東吳附中去了。後來在蘇州東吳大學，兩人都跳了一班，又同學，又同班。
在東吳，也有很多男生紛紛開展了追求楊絳的行動，費孝通對他們說：“我跟楊季康是老同學了，早就跟她認識，你們‘追’她，得走我的門路。”背後的小算盤其實是阻止其他競爭對手。
楊絳聽到這話說，“我從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四年間，沒見過他一面半面。我已從一個小鬼長成大人，他認識我什麼呀！”
儘管楊絳對這個呆呆的男生這麼甩臉子，也擋不住少男的愛慕之心，他在心裡總覺得，只要楊絳沒有承認心有所愛，總有一天她也會被他感情打動，成就一段美滿姻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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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落花一直有意，流水始終無情，楊絳對他的愛無動於衷。
1932年，楊絳去清華大學讀書，為防別的男生追求楊絳，費孝通讓好友孫令銜到處宣傳“楊絳已有男朋友”。
當錢鍾書與楊絳第二次見面時，錢鍾書的第一句話是：“我沒有訂婚。”在楊絳面前，錢鍾書針對別人傳言他已訂婚所做的澄清，楊絳對錢鍾書說：“我也沒有男朋友。”互相心儀已久的才子佳人很快戀愛了。
（錢鍾書與楊絳）
楊絳還專門給費孝通寫了封信，告訴他自己有男朋友了。費孝通不服，找楊絳理論。
從小就認定楊絳的這個憨厚男孩著急了，急匆匆地跑去找楊絳“吵架”，就在古月堂前樹叢的一片空地上，阿季和好友蔣恩鈿、袁震三人一同接談。
他覺得自己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年少相識，自己也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錢鍾書和楊絳）
楊絳的回答很有立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
費孝通很失望，也很無奈，他不知道在感情的世界裡，他還能再做點什麼，才能讓心愛的人接受他的愛，所以他接受了現實，成為了這個“普通朋友”。
這段感情，從友誼開始，到友誼結束。
至始至終，在這個戀愛的季節裡，故事裡都是費孝通一人在演繹情節，獨自花開。
6
1933年，錢鍾書與楊絳完婚。
同年，費孝通與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結婚，證婚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出席他們婚禮的還有費孝通的導師吳文藻，後者的夫人正是冰心。
在感情的世界裡遭遇了挫折，費孝通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了學習中，他比以前更加勤奮更加發狠，他要讓自己更加優秀，要讓曾經錯過他的人在將來看得起自己。
在這時，他認識了同系的一個女生，王同惠。
他們倆在燕大同系不同班，曾就人口問題有過一次爭論，費孝通無法說服她，就送了她一本人口問題專著，後來王同惠說，就是這本書打動了她。
費孝通說：“這段因緣也可以說是命中註定的……沒有那種像小說或電影裡常見的浪漫鏡頭。
在一張照片裡，她穿著立領鑲邊的波浪花紋旗袍，身材頎長，笑意盈盈。一旁的費孝通身著西裝，臉上是招牌般的憨厚笑容。兩人緊緊依偎，無限甜蜜。
還有一張，是他們的結婚照。王同惠一襲簡單白色婚紗，五官在黑白膠片中更顯清晰。她圓臉、短髮、高鼻深目，一身古典氣質，在任何時代，都堪稱美人。
7
讀書期間他們一起翻譯校訂《社會變遷》和《甘肅土人的婚姻》，兩書譯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堪稱兩人愛情的結晶。。
他們之間彷彿有著一條看不見的線，彼此相牽。這條線，是一種求知上的共同追求。費孝通在與她的共同學習探討中，逐漸發現了這個女孩的聰慧與美麗。
在費孝通眼裡，王同惠不像一般女生那樣愛打扮，她衣著樸素，面容白皙，性格溫婉和藹，人又大方聰明，可謂才貌冠群芳。王同惠則十分欣賞費孝通的才華和學識，更理解他心底更深一層的理想和抱負。
他們逐步從同學，變成了知己，走得越來越近，關係越來越親密。
他們在飛揚的青春裡，有著共同的志向，欣賞著對方的才華，也能理解對方的抱負與理想，
他們惺惺相惜，也心心相印。到了假日，費孝通留在清華園中的工作室繼續自己的學術研究，王同惠偶爾會前去相聚。兩人如同一雙比翼鳥，在北大清華間穿梭，今天約在水木清華，明天相約未名湖畔，偶爾一起去圓明園的廢墟和頤和園散步，即使下雪天費孝通也在女生宿舍的紅色門前等王同惠，被稱作紅門立雪。
8
新婚蜜月，本該溫存，可因為希望可以早日研究特種民族（苗、瑤、侗、壯等）的課題，小兩口新婚第四天便辭別了恩師，踏上了去廣西的路途。
1935年12月，費孝通夫婦在翻譯和嚮導的引領下，翻山越嶺到羅運鄉調查。小夫妻相互攙扶，跟在導遊後面，走到五指山衝口處，懷有身孕的王同惠已經精力不足，渾身發軟了，費孝通把她扶到大石頭上歇歇。
就是這一歇，讓他們和嚮導失去了聯繫。在莽莽深山裡，夜來得很快，他們對地形完全不熟，也找不到方向，費孝通忽然發現前面有個類似房屋的建築，以為那處有人家，趕緊前去查看，卻不知道觸到什麼機關，轟隆一聲，陷入一個深洞，掉進了瑤族獵戶設置的捕獸陷阱裡。
身懷六甲的王同惠，奮不顧身地上前，把丈夫身上成堆的木頭和大石塊逐步移開，發現費孝通從腰往下都收了重傷，無法站立，便將她扶到旁邊坐下，“我們是生死夫妻，我去找人求助。”說完，就消失在荒野之中。
這一走，她再也沒回來。
第二天，費孝通被路過的瑤族村民救了，而王同惠杳無音信。
副鄉長聽聞此事，即刻下令，凡16歲以上的男子都出發尋人，瑤族村民們集體出動，尋遍周圍山寨鄉村，都沒能找到懷了孕的王同惠。六天之後，他們才在一處懸崖下的山洞急流中，找到了她。
那已是一具遺體。她那天救夫心切，不慎失足落入懸崖。
此時，王同惠與費孝通結婚僅有108天。
9
遺體不便長途運轉，費孝通把愛人葬在了梧州白鶴山上，親筆寫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於民國二十四年夏日，應廣西省政府特約來本桂研究特種民族之人種及社會組織。十二月十六日於古陳赴羅運之瑤山道上，嚮導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踏虎阱，自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獲更生。旋妻復出林呼援，終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負傷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蹤。縈迴夢祈，猶盼其生回也。半夜來夢，告在水中。遍搜七日，獲見於滑衝。淵深水急，妻竟懷愛而終。傷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鄉縣人，來歸只一百零八日。人天無據，靈會難期；魂其可通，速召我來！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費孝通立。”
突如其來的巨大悲痛，差點把費孝通擊垮了。他好不容易，有了這樣一位琴瑟和鳴的愛人，還未生離，卻已死別。把消毒水、藥品一同吞下，甚至以頭觸石，“打定主意把我們兩人一同埋葬在瑤山中”，卻在瑤民的照看下挺過了這一關。
他悲悲切切地寫下的那段碑文，“人天無據，靈會難期；魂其可通，速召我來！”就是他的絕望。
但最終，多次自盡皆被救回後，費孝通想明白了，儘自己該盡的責任或許才是愛妻希望看到的，他在給吳文藻的信中說，“同惠既為我而死，我不能盡保護之職，理當殉節；但屢次求死不果，當系同惠在天之靈，尚欲留我之生以盡未了之責，茲當勉力視息人間，以身許國，使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他再次跑到愛妻墓前，以志相許，發誓一定要實現她的遺願。
在廣州柔濟醫院治療期間，費孝通傷情稍稍好轉，便立即著手整理王同惠在瑤山調查蒐集到的資料，撰寫《花藍瑤社會組織》一書。
1939年，29歲的費孝通根據對家鄉吳縣下弦弓村的考察，寫下了中國重要的社會學著作《江村經濟》(海外譯名《中國農民的生活》)，使得學界轟動，並被公認為中國社會人類學實地調查的一個里程碑，奠定了費孝通社會人類學巨擘的地位。
直到1977年，兩人共同翻譯校訂的《甘肅土人的婚姻》出版，費孝通寫了一萬多字的序——《青春作伴好還鄉》。序中說：“她為我們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應對等地為我們的共同理想而生。這種信念也成了支持我一生事業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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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與王同惠是費孝通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女性，在她們兩人身上，費孝通感受到了愛情的苦澀與命運的殘酷，而愛情的滑鐵盧則又反過來促使費孝通致力於他的學術事業，成就了他的人生事功。
楊絳是費孝通的愛而不得，王同惠是費孝通的愛而不能，生活給予了他一些東西，卻又把另外一些從他的生命中拿走。
好在，最後，還是有一個與他在這個荒涼塵世間相濡以沫的人出現了。
1936年，費孝通遠赴英倫，在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師從馬林諾斯基學習社會人類學。兩年之後，他就從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學成回國，並先後擔任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回國後的第二年，經大哥費振東介紹，費孝通認識了剛從印尼回到昆明的孟吟女士。二人一見傾心，不久便在昆明結婚。此後55年，孟吟與費孝通相攜相依，載浮載沉，同甘苦，共患難，相伴終生。
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歲月流光裡，有二十多年是非常痛苦的，這就是費孝通從1957年的著名“右派”熬到改革開放的漫長時光。
在那個丈夫被打成右派，妻子跟跟丈夫離婚很正常的年代，孟吟對費孝通不離不棄。
他們兩人的愛情故事，平淡如水，卻溫潤得可以滋補所有來自生活造成的傷痕，如穆旦《讚美》詩中那句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是愛情。”
孟吟不是王同惠那樣的知識分子，卻很有教養，通情達理，溫柔體貼，成為了丈夫在生活上最好的幫助者。
費孝通曾說：“我的愛人是農村來的，她的父親是村民，但不是真正的農民。我喜歡她是由於她有一些我所缺少的東西。她單純，有‘鄉土氣息’。她不喜歡看電影，但喜歡在屋裡屋外勞動。她殷勤好客。這是在農村養成的性格。”
鄉村土地般穩紮穩打的生活，撫平費孝通的往事傷痛。
1994年，孟吟病逝，費孝通作詩悼念：
老妻久病，終得永息。
老夫憶舊，幽明難接。
往事如煙，憂患重積。
顛簸萬里，悲喜交集。
少懷初衷，今猶如昔。
殘楓經秋，星火不熄。
一聲“老妻”，是55年的風雨同舟，是半個多世紀的生死相伴，是一大半輩子的彼此攙扶。合影裡，兩個人的笑容，看上去竟那麼相似，平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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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是你的情竇初開，有人是你的青春同路，還有的人，是你時光歲月裡的並肩同行。
初戀，青春，歲月，都在時間裡，展現著它們的美好，讓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獲得一段銘心刻骨。
回想起來，偶爾，一笑而過，偶爾，潸然淚下。
一份從最青春懵懂年少時便開始的愛戀之情，始於友誼，終於友誼。
一份琴瑟相和志向相同的比翼鳥的生死愛戀，愛恨歸土，死生契闊。
一份在生活上彼此照料互相攙扶的相濡以沫，
歲月靜好，現世安穩。這三段百轉千回的愛情，都給費孝通的人生烙下了深刻的印記，都在事業上給他了一種想象不到的助力。
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中的觀點：
當一個人因為某種缺陷而失敗後，伴隨失敗的還有一種挫折感與自卑感，一方面，這種挫折感與自卑感可能會擊潰那些一蹶不振的人，但另一方面，這種自卑感也會反過來促使人去發憤圖強，進而證明自己的能力，這也就是心理創傷之後的補償作用。
愛情，有時候往往因為得不到，而更加顯現出永恆的光輝。但得不到的愛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個人加倍奮鬥，費孝通後來的名山事業，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的愛情缺憾了吧。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愛情、鄉土和學術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漂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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