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勒成”談起
李茂林
在2016年6月28日於中國印刷博物館召開的中國印刷博物館成立20週年座談會暨第九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上，潘吉星先生髮言中提到中國與韓國關於印刷術發明權問題之爭。潘吉星先生特別強調：早於唐雕版印刷《金剛經》（公元868年）之前，史書記載了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派遣使者請求大唐朝廷給予一些書籍，武則天令朝廷有關部門“勒成五十卷以賜之”。潘吉星先生認為“勒成”即屬於印刷，此說受到與會者首肯，恐成定論。本人認為“勒成”還不能稱之為“印刷”，只不過是另外一種複製方法罷了。
查國內有關史籍，關於這次複製活動的史書記載共有三處：第一處《唐會要》中記載：“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並雜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1]第二處《舊唐書》“垂拱二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並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2]第三處《冊府元龜》“則天垂拱二年二月，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並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3]三處記載基本相同，可視為同一出處。筆者認為雖《舊唐書》成書較早，後晉距唐最近，然王溥撰《唐會要》其記唐初事是基於唐德宗時蘇冕撰成的《會要》40卷，且記述更為詳實，寫明瞭月日和新羅王金氏正明，當為原始資料。
這裡都提到是“勒成”，什麼是“勒”，查《康熙字典》解釋，其一為：“馬頭絡銜也，從革，力聲”，其二“絡也，絡其頭而引之”，其三為“抑也，抑勒也”，其四為“刻”，“《禮記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刻名於器，以備考驗”。[4]《辭源》、《辭海》等工具書，也基本都沿襲了這一解釋庭。[5]其它含義還有姓氏和筆畫的專稱等。
無疑，肯綮之處就在於對於“勒”即是“刻”的這一詞條理解上。
首先，研究歷史，離不開時代背景。考古代書寫方法是先有的以硬物為工具在器物上進行符號文字的刻畫，後有的以筆墨為工具在器物紙張上的書寫。也可以說是先有“硬筆”，後有“軟筆”。中國毛筆產生傳說是秦代蒙恬所創，雖沒有明確歷史記載，但可以肯定在夏朝之後（殷墟里甲骨文是刻的），周朝之前（西周開始有書寫的竹簡）。有人推斷毛筆產生於中國新石器時代，而最早的毛筆的實物卻是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戰國中期楚墓中發現的，即使“刻畫”與“書寫”同在，可以肯定，古代一定是重視“刻畫”，甚於重視“書寫”。因此，古代的“刻”之含義，就如同後來的“標記”、“書寫”和今天的“紀錄”。應該說在《康熙字典》，《辭海》、《辭源》上，“勒”字只是在這方面釋義上等同於“刻”字。《禮記.月令》“物勒其名，以考其誠”說白了，就是讓工匠們在自己製造的器物上做上標記，敢於負責罷了。清人阮元《經籍篡詁》一書中寫到：“勒，刻也，刻識之也。”[6]到了後來，歷史發展到普遍使用筆墨書寫的時代時，“刻”字失去了作為“標記”、“記錄”的普遍意義，詞義有所縮小，成為只是專指以堅硬器物在其它較硬物上留下痕跡的方法，甚至演變成為媒體領域裡專指刊刻之工藝。正是由於古今詞義的擴大和縮小之問題，造成了人們的誤解，這就是我們許多人，為什麼見到“勒”有“刻”含義，就認為是“刊刻”“印刷”的原因了。
其次，即使“勒”字有“刻”的義項，隨著時代的變更，從內涵和外延上“勒”也並非完全等同於“刻”了。“勒”字在中國傳統複製工藝中，還有其特定的含義。考中國碑帖印刷技術相關名詞，計有“書”、“臨”、“鉤”、“勒”、“摹”、“模”、“鐫”、“拓”、“影”、“印”、“刊”等多種工藝名詞。古人有關著述甚夥，欲一一辨析不難，難就難在對於具體工藝知識的瞭解。大致來說，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字圖象複製方法有兩種：其一，做帖；其二，做碑。無論做帖與做碑，前期工藝基本相同，即對書家寫成的文字，畫家畫就的稿本進行臨摹。像虞世南、馮承素能夠直接臨寫王羲之《蘭亭序》筆跡者，畢竟是少數，大部手稿是靠工匠雙勾填墨方法完成的，這就是所謂的“勒”。清人葉昌熾在他的《語石》中說：“按古碑，凡書模勒，與鐫刻為二事。何以證之？如唐懷仁《聖教序》，既書諸葛神力勒石矣，又曰武騎尉朱靜藏鐫字。《紀信碑》，既書勒碑人史缶勒矣，又曰石工張敬鐫字。《青城山常道觀敕》，既書觀主甘遺榮勒字矣，又曰晉原吳光□刻。宋《上清太平宮記》，既書副宮楊志振模矣，又曰長安忠善居士黃德用刊。此蓋勒字為一人，鐫字為一人。若鐫、勒出於一手者，如唐之《張延賞碑》，將作官馬瞻刻字並模勒。《梁守謙功德銘》，天水強瓊模勒並刻字。《澄城縣令鄭公碑》，姜濬模勒並刻字。《再建圓覺大師塔誌》，韓師復模勒並刻。或先書刻、後書勒，或先書勒、後書刻。”緊接著他說：“蓋古人刻碑，或書丹於石，或別書丹，而雙鉤其文以上石。模勒即勾勒，今人以勒字為刻字，失之矣。”[7]當代碑帖鑑定專家馬子云先生在他的《碑帖鑑定淺說》中也提到：“摹勒即勾勒，今有以勒為刻者，失其本義。”他也特別強調說“摹勒和鐫刻為兩件事情”。他說：“古人刻碑需書丹於石。後改為雙勾上石，即將墨跡上字先用透明紙以墨摹勒，然後再以硃色依字勾勒其背，再拓印上石。”[8]葉昌熾、馬子云先生說的很明確了，在複製中，“勒”與“刻”是制碑的兩個不同階段，不應混淆。至於制帖則只需在雙勾後的本子上進行填墨就可以了——即“勒成”。也正是如此，在後來的漢語複合詞匯中，與“刻”有關的詞彙，多為“鐫刻”、“雕刻”、“刊刻”等，與“勒”有關的詞彙多是“摹勒”、“勾勒”、“勒寫”等。
再次，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勒，馬頭絡銜也。從革，力聲。”[9]段玉裁在注中說：“絡銜者，謂絡其頭而銜其口，可控制也，引申為抑勒之義”。用現代漢語表示就是“約束”“強制”等意義。清朱駿聲在解釋關於“勒”為何具有“刻”的含義時是這樣說的：“禮記月令，物勒工名”“注刻也，按文猶理也，或曰借為刻，亦通”。[10]近人丁福保也沿襲了這一說法，他還提到“聲訓釋名釋，車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勒絡雙聲釋言語勒刻也，刻識之也。”[11]他們不僅都認為在“禮記月令，物勒工名”中“勒”是用於“注刻”“刻識”的“刻”，另外還提出“勒”是“絡其頭而引之也”。不難想象，在我們摹寫某一字體時，必然受到字形限制，要依形而走，大有被“約束”，被“強制”的意味，這個“勒”字就很形象地描述了此工作之特點。謂“勒”委實具有“勾勒”的比喻意，應該是恰如其分的。當然這是一種十分重要且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十分流行的複製工藝，中國傳統語詞謂之為“響拓”。響拓又稱“影書”、“影覆”，亦作“響搨”，在暗室裡，開一面小窗，墨跡緊貼在窗口上，先把紙、絹覆在法書上，用筆鉤勒下法書字跡的邊框，成為空心字（即“雙鉤”）然後將空心處填滿墨即成。複製時為了看清原字筆畫，須向光投射。故響拓又稱“向拓”。宋代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今石刻辨》記述較詳。傳世晉唐法書多數是響拓本。據史記載：雖唐代的拓書人多半是書家，臨摹晉人書法也多用響拓。木板水印專家馮鵬先生和印刷史專家張樹棟先生也承認這是“隋唐時期盛行，用來複制書畫的‘拓書術’”，[12]我們兒時可能也都頗有興趣地嘗試過這種古老的傳統複製技術。
另外，我們從唐代詩詞中，也可以詁訓“勒”和“勒成”的含義。全唐詩有七首詩從題目或內容上涉及“勒”或“勒成”。劉禹錫《南海馬大夫見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欽受嘉貺詩以謝之》全詩：“紅旗閱五兵，絳帳領諸生。味道輕鼎食，退公猶筆耕。青箱傳學遠，金匱納書成。一瞬見前事，九流當抗行。編蒲曾苦思，垂竹愧無名。今日承芳訊，誰言贈袞榮。”[13] “勒成四帙”即做成四部副本，如此少的數量顯系抄寫無疑。司空曙《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聖碑》：“漢恩天外洽，周頌日邊稱。文獨司空羨，書兼太尉能。出關逢北雁，度嶺逐南鵬。使者翰林客，餘春歸灞陵。”[14]杜甫《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臺。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15]徐安貞的詩：“聖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雲煙。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墀前。”[16]孫逖詩：“刻石記天文，朝推穀子雲。篋中緘聖札，巖下揖神君。語別梅初豔，為期草欲薰。往來春不盡，離思莫氛氳。”[17]陸龜蒙：《和襲美為新羅弘惠上人撰靈鷲山周禪師碑送歸詩》：“一函迢遞過東瀛，只為先生處乞銘。已得雄詞封靜檢，卻懷孤影在禪庭。春過異國人應寫，夜讀滄洲怪亦聽。遙想勒成新塔下，盡望空碧禮文星。”[18]上述五家詩作都是與勒碑有關事情，詩中盛讚的對象皆是他們的的文章書法，絲毫不涉及他們有什麼鐫刻工藝。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韓愈所作的《石鼓歌》了，其中“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19]上句說“鐫功勒成”，下句說“鑿石作鼓”也是將制碑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的。
與唐詩相比，唐散文中“勒成”詞語顯然更多，而且其中不乏早於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的記述。如：唐太宗下的《修晉書詔》，裡面有“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20]《詳定刑名詔》，其中“約法之文，疏而不漏，再移期月，方乃勒（一作始撰）成，宜班下普天，垂之來葉，庶設而不犯，均披皇恩。”[21]高儉的《文思博要序》“討論歷載，琢磨雲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卷，並目錄一十二卷”。[22]，令狐德棻的《大唐故柱國燕國公於君碑銘》“所著文集，勒成七十卷”。[23]虞世南的《破邪論序》“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24]李百藥的《大乘莊嚴經論序》“慧淨法師聰敏博識，受旨綴元，元謨法師善達方言，又兼義解，至心譯語，一無紕繆。以七年獻春之始，撰定斯畢，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敕太子右庶子安平男李百藥序之云爾。”[25]。晚於垂拱二年以後的記述，更不可勝計，約莫有上百條之多，如果把這些歷史記載都說成是早期印刷的證據，顯然是不妥當的。有關這些“勒成”的記述，皆反映出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勒成”製作的工期較長，經年累月，如果屬於印刷，工期未免太長了。二是“勒成”後的本子的數量不是很多（我們不能把卷數看作本子數），往往只是一兩部，如果真的屬於印刷，則數量應該不少。所以稱之為“複製”或“抄本”比較合適。
附帶說一句，既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此雲落銜者，謂落其頭而銜其口，可控制也。引申為抑勒之義。”[26]如果我們由“可控”之義引申，聯繫策馬操作，我們可不可以把“勒”字引申解釋為“統領”、“主管”或“編輯”呢？我認為也有可能。在唐代，無論制帖或刻碑都是一項工程，必須有相應的主管負責人，以工程完畢為“勒成”，實際也解釋的通。
需要提及的是，與“勒成”相比，“模（摹）勒”倒是被更多研究者扯到印刷上去。唐元稹撰《白氏長慶集序》中雲：“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27]其中“模勒”一詞，先是明胡震亨在他的《讀書雜錄》中說：“書籍之有印本，雲起於五代者，非也。元微之序白樂天集，已有市井‘模勒’、‘衒賣’之說，而司空圖《一鳴集》載東都敬愛寺化募雕刻律疏雲：洛郊遇焚，印本散失，欲共雕鏤，計一書所印，共八百紙。則剞劂之利，在唐世已盛行矣。”[28]印刷起於唐代不假，但胡氏將“模勒”等同於“印本”顯系缺乏必要之論證，更何況白居易與司空圖相差65年。至清人趙翼釋“摹勒”時，曰“即刊刻也”，無乃率然乎？[29]近代王國維先生更斷言：“夫刻石亦可雲“摹勒”，而作書鬻賣，自非雕版不可，則唐之中葉吾浙亦有刊版矣。”[30]王氏此說就過於武斷，似乎他就不承認在刻石與雕版之外還有別的複製技術的存在。國家圖書館版本專家張秀民是最堅決主張“模勒”就是印刷者，在他著的《中國印刷史》和《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對亞洲各國的影響》等文中一直認為“他（白居易）的詩集824年在浙江一帶被‘繕寫模勒’，沿街叫賣，到處可以換茶換酒吃。‘模勒’通常被解釋為刊刻，因為勒碑、勒石，就是把文字刻在碑石上，模勒與繕寫對舉，可見模勒就是模刻為印本。”[31]此說影響最廣。持反對意見者也不少，向達，蔣元卿，錢存訓，伯希文，翁同文，傅增湘等，但是缺少具體詳盡論證。武漢大學教授曹之先生論證“模勒”二字，他認為：“模”是“模仿”，“勒”是“編輯”。“模勒”二字，他說：“從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上下文的語意看，“模勒”似為模寫、編輯之意。”[32]如果單說“勒”字是否有“編輯”含義有待商榷，但“勒”放在“模”後，就很難把“勒”字解釋為“編輯”。近年，王建輝先生，辛德勇先生也分別撰寫文章排除了“模勒”即印刷的觀點。特別是辛德勇的文章《唐人模勒元白詩非雕版印刷說》[33]有理有據，比較全面。版本專家李致忠先生在他著述的《古代版印通論》則把兩方有代表性觀點羅列出來，最後說“此說亦不無道理，可資參考”。[34]黃永年先生原來也認為“模勒”屬印刷，後來接受了辛的觀點，這裡不一一贅述。
本人認為，從邏輯的種屬概念出發，如果把“印刷”一詞作為下位概念，我們有必要引用一現代名詞“複製”作為上位概念。中國古代所謂“碑”、“帖”、“刊本”、“抄本”相對於“複製”一詞，都不過是比較具體的屬概念，以概念的種屬關係來說，“複製”一詞也是不應該空缺的。“模勒”也是一種“複製”，不過這種複製與前面我們提到的“勒成”相比有其特別意義。我們不妨將“模”字也作一簡單考訓。《康熙字典》相關條目是這樣寫的：“法也”，“以木為規模也”，“又形也”，“音摹，義同”。[35]《說文解字》解釋“模”字：“規也”，段玉裁注“規者，有法度也。”另外“模”也通“摹”，段玉裁引《廣韻》曰“摹者，以手摹也，楊雄傳參摹而四分之，三摹九據或手在旁作摸，今人謂之摸索”“摹與模實一字，義略同”。[36]不難看出，“模勒”就是描摹、模仿、模寫，就是依樣子寫畫，也等同於我們前面分析的“勾勒”之含義。“勒”與“模勒”當屬於漢語單音節詞發展成為雙音節詞的一種演變。湯顯祖《牡丹亭》中就有“春香，取文房四寶來模字”的語句，至今仍然把練習書法的寫仿叫做“描紅模子”。另外，民間的複製，其規模和質量與朝廷和官方的複製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若用“勒成”未免口氣太大了，於是普遍採用了“模勒”一詞 。
另，“繕寫”一詞，關鍵是“繕”字，考“繕”字：《康熙字典》引《說文解字》繕“補也”，引《毛詩註疏》“繕之言善”，引《周禮》注“繕之言勁也，繕也”，引《左傳》注“繕，治也”，最為有意思是引《後漢書盧植傳》有“供繕寫上”[37]，查《辭源》也有“繕寫”一詞：《戰國策漢劉向序》“其事繼春秋以後，迄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38]因此，將“繕寫”解釋為“高質量書寫”應該沒有問題。
同時，我們應該知道元稹是唐朝著名詩人，詩人在寫文章譴詞用句時，特別注意詞性和聲韻的對仗，即使寫散文也依然如此，“模勒”與“繕寫”無疑就符合這種對仗，都是並列關係的兩組動詞，（也可以理解為是兩組偏正關係詞組——可以把每個詞的第一個字理解為已經形容詞化），“繕寫”與“模勒”，也如實反映了當時普遍流行的兩種不同的複製方式——臨摹（繕寫）和向拓（模勒），它與制碑沒有關係，與“刷”“印”也夠不上。那麼，所謂“繕寫”與“模勒”其製成品是什麼樣子呢？我們不妨通過原文加以分析得出結論，仔細閱讀原文，元氏敘述了白居易和他的詩詞作品在社會上的流傳和影響狀況。他們的詩在社會上形成了號稱“元和體”的新樂府運動。一開始白居易的名篇《秦中吟》《和雨》等，人們知道的較少，經過二十年時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元稹這句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等篇”，不是有很多詩的詩集，二是“牆壁書”，是寫在牆壁上的墨跡。“繕寫模勒”恰恰是承接白居易的名篇和字跡而言的。那些“衒賣於市井”“持之以交酒茗”的作品，實際上就相當於現在我們中間某些喜歡傳統文化的人用來贈送交際或拿來欣賞的手卷、冊頁、字畫、條幅等，而不是成本的書籍。而且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價值，就在於是作者手跡。史書記載白居易書法還是不錯的 流傳至今的真跡也顯現出一定的功力。要知道中國傳統文人喜好聚會——雅集，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與友人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雅集，已經成為中國文史千秋佳話。在雅集時，往往每個人都要拿出自己的作品以顯示和交流，詩詞界老前輩稱之為“拜客”，儘管可能是隻言片字，但一定要精緻完美。即使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詩人們能夠動用印刷手段拿出自己成書的集子，也很寥寥，——其實經常性聚會也大可不必。更何況遠在1300年前。元稹文中所記，似乎人人可行，揆情度理，都不可能是印刷。更何況作品走上印刷，其數量就不在少數，其價值就大打折扣，試問元白及當時文人誰肯下大的氣力財力做得不償失事情呢？元稹說“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39]有的人自己名聲不大，把自己的詩作，說成是大家名人作品，以引起別人關注，此種現象至今猶存。所謂“衒賣於市井”也就是供愛好者收藏欣賞，是真跡還是贗品就不得而知了。時至今日，不是也能經常看到很多人家有“遠上寒山石徑斜”“滾滾長江東逝水”的條幅懸在家中補壁嗎！不難設想，當時即使有印本流行也是初始階段，書價不菲，即令喜愛元白詩歌，手抄一部也就是了，私人藏書又不是官家秘府蘭臺，往往優先選擇經史，子集類書籍非印刷普及大量流行不可。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元稹《白氏長慶集序》的記載絕不可能是印刷。
“模勒”是否是印刷，尚且大有疑問，要說“勒成”是印刷就更顯得牽強。可以說凡對傳統金石碑帖有研究的人，不難得出“模勒”不是印刷的結論；相反，如果僅僅侷限於一般字詞的理解，就容易產生不正確結論。
最後，必須清楚的是：中國古代文人看書，不僅重視文字內容，也看重書家的書寫字體，此風在唐朝為勝。康有為先生在他的著名著作《廣藝舟雙楫》中說：“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鉤本已等鳳毛矣。”[40]他特別提到唐代的鉤本，史書中關於唐代勾本記述頻頻可見。唐代看重書籍的書寫字體，也與當時的裝楨形式有關，張樹棟先生在他與龐多益、鄭如斯合著的《中國印刷通史》中說：“卷軸裝這種裝訂形式應用時間最久，它始於周，盛行於紙本初期的隋唐，一直沿用至今。”[41]卷軸的展開與懸掛，字體字型的美觀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其實，這種重視複製品字體的習俗即使在版刻印刷已經成熟以後，仍然延續了很長時間。要知道一般刻印工匠難以有良好的書寫基礎，他們必須在文人書寫後，通過摹勒其字跡再進行刻板印刷，很難想象沒有好的書法稿本，就能刻印一部精美的書籍。學過版本學的人都知道，早期書籍字體都是有所崇尚的，字體肥者學顏體，瘦者學歐體柳體等等。真正由刻工發明並廣泛普及使用的“硬體”——即後來的印刷體，是明中期以後的事了。只是到了這時，人們在閱讀時才真正脫離了對於字體的欣賞，完完全全專注於書籍之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說武則天“勒成五十卷”，不僅僅是有關內容的一般性文章，而且是複製了具有極高觀賞價值的書法之精品，共有卷本五十卷——並非五十套，賜予了新羅王金正明。
[1] 《唐會要》卷三十六“番夷請經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777。
[2] 《二十五史》《舊唐書》卷1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頁4116。
[3] 《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鳳凰出版集團2006年12月， 頁11557。
[4] 《康熙字典》中華書局1958年1月 ，子集下，頁26。
[5]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頁2025。《辭源》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頁371 。
[6] 《經籍篡詁》成都古籍書店1982，下冊,頁1039。
[7] 清葉昌熾《語石》卷六，上海書店1986年，頁121。
[8] 《碑帖鑑定淺說》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頁27。
[9] 《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 頁110。
[10] 朱駿聲《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6月，頁225。
[11] 《說文解字詁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9月， 頁835。
[12] 《第九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6年6月，頁8。
[13] 《全唐詩》卷363，中華書局1999年增訂本，頁4106。
[14] 《全唐詩》卷292，中華書局1999年增訂本，頁3316。
[15] 《杜甫全集》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40。
[16] 《全唐詩》卷124，中華書局1999年增訂本，頁1227。
[17] 《全唐詩》卷118，中華書局1999年增訂本，頁1190。
[18] 《全唐詩》卷626，中華書局1999年增訂本，頁7237。
[19] 《全唐詩》卷340，中華書局1999年增訂本，頁3817
[20] 《全唐文新編》卷八，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頁79
[21] 《全唐文新編》卷十一，同上，頁153
[22] 《全唐文新編》卷一百三十四，同上，頁1518。
[23] 《全唐文新編》卷一百三十七，同上，頁1553。
[24] 《全唐文新編》卷一百三十八，同上，頁1561。
[25] 《全唐文新編》卷一百四十二，同上，頁161。
[26] 《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頁110。
[27] 《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正文頁1、2。
[2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卷一，胡震亨，齊魯書社1999年9月版，頁711、712。
[29] 《陔餘叢考》卷三三，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頁695。
[30] 《兩浙古刊本考》，《王國維全集》第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頁7。
[31] 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頁19。《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11月，頁2。
[32] 《中國古代圖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頁77。
[33] 《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頁22 。
[34] 《古代版印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11月，頁44。
[35] 《康熙字典》辰集中，中華書局1958引同文局原版，頁43。
[36] 《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版，頁253。
[37] 《康熙字典》未集中，中華書局1958引同文局原版，頁25。
[38] 《辭源》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頁2468。
[39] 《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正文頁1、2。
[40]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第二。
[41] 《中國印刷通史》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年版，頁393。
[42] 《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文集》印刷工業出版社1996年5月版，頁15。
[43] 《中國印刷》雜誌2003年1期）
[44] 《當代中華印刷史文選》印刷傳播與人才文教基金會編寫 2006年7月 頁105。
[45] 《中國印刷博物館創始記》作家出版社2008年9月，頁212。
[46] 《古籍版本學》，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5年12月，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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