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不能只有一個聲音
如果仔細研究中國歷史即會發現，自秦滅六國統一中國之後對社會思想的管控一直是統治階層的主要著力點。確實，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要想試圖維持國家的統一，必須要構建一套適合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價值觀，這是統治，當然這個“統治”是中性的，的必然選擇。而判斷這套社會價值觀的標準是其體現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層的統治。但是，秦滅六國後，中國社會價值觀的普及首先更多是為了維護統治階層的利益，其次才是尊重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歷史的事已經成為過去，只可借鑑，無需斥責。但是，當下的事卻是實實在在關係當前以及未來的基本利益。
其實，對社會價值觀的人為塑造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評估，即使是維護統治階層的基本利益也無可厚非，因為只要價值觀的塑造在維護統治階層利益的過程中能夠惠及社會大眾也不見得就是壞事，所以，價值觀在統治階層的利益與社會大眾間並非完全對立。但是，最可持續的價值觀是將統治階層與社會大眾的利益一致化，在不一致時，首先維護社會大眾的利益。這就要求所塑造的社會價值觀必須具備客觀與中立性。
不可否認，中國社會幾千年所推行的那套價值觀在推動社會進步與維護社會大眾利益的領域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在統治階層看來，維持統治的可持續必須要尊重社會大眾的基本利益，這也是孟子所言，“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確實，只有社會穩定，統治階層才能夠通過“騰挪”來平衡各方利益，一旦社會動盪，除了少量的梟雄外，其他社會群體都是犧牲者。雖然這不是最佳選擇，但是，卻是在社會文明尚未達到境界時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這套選擇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持續進步。但是，自古社會輿論有兩個悖論，即眾口難調，尤其是讀書人總是以自身的立場，而非全局通盤來對問題進行理解，且還能夠說的頭頭是道，但是，長期以往就會形成與統治階層的利益向左，甚至對立。貌似中國歷史上讀書人自古都與統治階層關係較為扭曲，但是，最終都會妥協。所以，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讀書人與統治階層對問題的理解總是很矛盾。另外，理論與現實總有差距，很多事說說容易，但是，做起來一定要基於當時的客觀現實，尤其有時候統治階層必須要在時空與階層間實施利益騰挪，導致理論與現實總是存在偏離，以至於存在矛盾。
隨著社會的進步，各階層對社會價值觀的認同度也在逐步的提升，當然有政治進步，也有各階層利益的一致性。每個社會都由其特徵決定的具體矛盾，這具有持久性與客觀性，根本無法完全杜絕，但是，各階層在矛盾調和領域的能力與共識卻在逐步上升，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無法白熱化的關鍵。當然矛盾一旦存在，統治階層就會有點“神經過敏”，而社會大眾，尤其是讀書人群體又會將問題理解片面化與人為放大，所以，掌握強權的統治階層會本能地選擇以強權確保社會的言論一致，然後，在時空與階層之間進行利益“騰挪”，最終化解已存在的社會矛盾。這項選擇在一定狀況下是有效的，但卻不是最優選擇。而最優的選擇是讓各方都能夠完全發表意見，但是，又要控制各方將矛盾激化，引起不必要的成本付出。但對強權，尤其是自負的政權而言，潛意識覺得老百姓只需看結果，至於過程不是其該關心的。但是，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潛意識天然對政權持質疑的態度，總覺得統治階層是自私與無知的。這就又加劇了雙方的矛盾，但是，一般是統治階層占主導地位。
客觀的講，中國社會當前確實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是頑疾，但是，尚未有矛盾能夠顛覆這套體系，也就是說所有的矛盾都可以通過發展來逐步解決。但是，在社會大眾看來，很多問題卻是是不可治癒的頑疾，將問題無形中放大，而統治階層最終會選擇讓社會大眾“閉嘴”的方式來騰挪，但是，這又再次“刺激”社會大眾對問題的激化，陷入了一場悖論，不幸，也是萬幸的是當前依然是統治階層掌握主導權，以至於社會大眾也就是說說而已。《國語·周語上》關於周朝的第十代國王周厲王姬胡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論斷已經告誡中國社會幾千年。但是，中國社會始終未能夠找到一條鼓勵社會大眾隨意發表評論，其行為卻又被功能性約束的機制。即說可以，但是，該怎麼做必須得有規矩。也確實，有時候社會矛盾激化時，如果不管控言論，會起到“煽風點火”，將問題人為放大，以至於失控的困境。但就是言論管制，又加劇了各階層之間的相互懷疑與不信，以至於經不起矛盾的洗禮，這又是一個悖論。
諸如在此輪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社會多元化的特徵導致中國社會的群體性“恐慌”，諸如美國要抑制中國2025製造、新冷戰、中國的發展不具可持續性，甚至有人對中國社會的管理與商業模式進行了全面的否定等等。雖然是有人為放大矛盾的問題，但是，換個視角來考慮這是一件好事，至少將問題放到了桌面上，雖然帶有人為的因素，但卻無法激化矛盾，更多是說說而已，至於怎麼做必須要有規矩。這是社會大眾與執政階層的互動與對其實施的監督，有助於執政階層根據社會大眾的“批評”、“質疑”與“建議”來調整執政策略，也有助於緩和各方之間的互不信任與調節各方的矛盾。但是，
之所以中國社會的能夠對美國多元化社會的特徵反應“過激”的主要原因是對言論管制讓社會沒了思考能力，只能發出執政階層的一個聲音，以至於無法通過多渠道獲得信息與多視角理解中美雙方所存在的問題的核心。研究歷史會發現，外界不利因素很難輕易顛覆一個超大型國家，而超大型國家國運扭轉的根本矛盾通常都是來自於內部。美國是個多元化的國家，各方利益相互掣肘，言論未能夠統一。尤其中國強勢崛起，在這顆星球有限的空間裡與美國在很多領域形成了“零和博弈”時，美國社會自然會對中國崛起發出很多不和諧的聲音，尤其當前這個總統貌似很會玩弄“咋咋呼呼”，搞得中國社會整體一驚一乍的。但是，理性的分析，美國對華策略與對中國社會形成的衝擊絕對在“數量級”的範圍內波動，很難突破進入“質量級”，尤其，中國的應對行為能夠在很大的範圍內將美國的不利衝擊扭轉到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範疇內，所以，中美之間的矛盾斷然無法激化，中國的核心利益也很難受到衝擊。
從國力分析，確實中國相對美國依然處於落後的狀態，但是這種差距已經無法讓美國就能夠隨意顛覆中國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國對華也在“投鼠忌器”。而當前這個總統確實有點“愣頭青”，貌似這次“不撞南牆不回頭”，當然中國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雙方進入了“勇敢者遊戲”的博橫困境，這不利於兩者的共同利益。社會本來就是由人構成的，很多時候社會必須為坐在位置上人的性格缺陷付出代價，甚至妥協。但是，在當前這種各方利益相互制衡的大環境下，坐在位置上人的性格對社會形成的衝擊越來越小，尤其在美國。如果用一個比喻來描述中美之間的矛盾，即“兩頭大象坐在了一個澡盆子裡，怎麼都不舒服，但是，誰又動不了誰，只能擠擠了”。中國確實相對美國存在產業技術的劣勢，但就是中美之間的技術劣勢才能夠讓雙方有妥協的空間，如果雙方之間沒有技術互補的合作空間，“零和博弈”的對立就成了必然選擇。所以，中美之間當前的矛盾根本談不上激化，都在可調和的範疇內。
因此，美國對華的選擇只能“投鼠忌器”，搞得“雷聲大雨點小”。鑑於美國社會的多元化特徵，各方在對華上會呈現出不同的反應與聲音，既得利益集團期望與華親善，而利益受損階層又期望對華強勢。但是，由於中國社會對言論的管制，各方清一色的會在被人為誘導的輿論背景下斥責美國的行為，而忽視了對自身所存在問題的反思，或者將問題放大，甚至對中國實施全面否定。美國政府為了自身利益必須取悅某個階層所做出一些只能說，但不能做的行為，而中國政府卻會為了獲得社會對其應對策略的支持而又會人為誘導社會的輿論走向，逐步讓社會失去對問題客觀公正的評估，以至於“猜測性”的謠言四起。
社會矛盾的存在是具有持久性與客觀性的，這就意味著任何社會都無法迴避矛盾的存在。但是，讓社會了解真相，敢於指出已存在的問題有助於矛盾被提前發現與理性解決。如果言論被管制，強制人為約束至“國內一片祥和”，問題都是“外部”導致時，會讓整個社會，當然也包括執政階層對客觀認識問題形成偏差。從目前中國的社會運行態勢來看，執政階層幾乎能夠理性應對所存在的各種問題，但是，這並不等於就一定具有可持續性。而中國社會要想不走彎路的唯一前提是要適度放開言論，不可過於管制。 諸如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腐敗問題已經影響到了執政的可持續性，但是，媒體與社會卻未將這一問題全面揭露，反而是中央自上而下的主動解決。
中國這個國家的傳統與現實決定絕對不可實施西方那套民主制度，但這不意味著中國就一定要走西方所指責的集權路線，而是遵從“中央統攬集權，地方執政民主，全面依法治國與儘可能的言論自由”。如果一個社會只有一個聲音則會出現社會評判能力的下降與矛盾的激化，這是潛在社會問題被擱置且放大的最關鍵因素。既要解決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也要對構建能夠提前防範潛藏矛盾萌芽的機制，首先是要對言論的管制逐步放寬。
其實，只要矛盾能夠被及時理性化解與政府保證絕對的執政權威性，言論很難對執政的可持續性形成衝擊。被指責與質疑是執政階層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這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出現政府經不起批評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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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彥皓：政*治*制度選擇決定國家命運與人民生活福利
丁彥皓 房地產金融學博士、量化對沖學博士後，專注資本市場，負責量化對沖、權益投資、資本運作、ETF、股指期貨與股票期權等領域的研究與投資，關注國際關係、歷史、哲學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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