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如果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即会发现，自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对社会思想的管控一直是统治阶层的主要着力点。确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试图维持国家的统一，必须要构建一套适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价值观，这是统治，当然这个“统治”是中性的，的必然选择。而判断这套社会价值观的标准是其体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统治。但是，秦灭六国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普及首先更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其次才是尊重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的事已经成为过去，只可借鉴，无需斥责。但是，当下的事却是实实在在关系当前以及未来的基本利益。
其实，对社会价值观的人为塑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评估，即使是维护统治阶层的基本利益也无可厚非，因为只要价值观的塑造在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过程中能够惠及社会大众也不见得就是坏事，所以，价值观在统治阶层的利益与社会大众间并非完全对立。但是，最可持续的价值观是将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一致化，在不一致时，首先维护社会大众的利益。这就要求所塑造的社会价值观必须具备客观与中立性。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几千年所推行的那套价值观在推动社会进步与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领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统治阶层看来，维持统治的可持续必须要尊重社会大众的基本利益，这也是孟子所言，“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确实，只有社会稳定，统治阶层才能够通过“腾挪”来平衡各方利益，一旦社会动荡，除了少量的枭雄外，其他社会群体都是牺牲者。虽然这不是最佳选择，但是，却是在社会文明尚未达到境界时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这套选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但是，自古社会舆论有两个悖论，即众口难调，尤其是读书人总是以自身的立场，而非全局通盘来对问题进行理解，且还能够说的头头是道，但是，长期以往就会形成与统治阶层的利益向左，甚至对立。貌似中国历史上读书人自古都与统治阶层关系较为扭曲，但是，最终都会妥协。所以，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读书人与统治阶层对问题的理解总是很矛盾。另外，理论与现实总有差距，很多事说说容易，但是，做起来一定要基于当时的客观现实，尤其有时候统治阶层必须要在时空与阶层间实施利益腾挪，导致理论与现实总是存在偏离，以至于存在矛盾。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阶层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度也在逐步的提升，当然有政治进步，也有各阶层利益的一致性。每个社会都由其特征决定的具体矛盾，这具有持久性与客观性，根本无法完全杜绝，但是，各阶层在矛盾调和领域的能力与共识却在逐步上升，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无法白热化的关键。当然矛盾一旦存在，统治阶层就会有点“神经过敏”，而社会大众，尤其是读书人群体又会将问题理解片面化与人为放大，所以，掌握强权的统治阶层会本能地选择以强权确保社会的言论一致，然后，在时空与阶层之间进行利益“腾挪”，最终化解已存在的社会矛盾。这项选择在一定状况下是有效的，但却不是最优选择。而最优的选择是让各方都能够完全发表意见，但是，又要控制各方将矛盾激化，引起不必要的成本付出。但对强权，尤其是自负的政权而言，潜意识觉得老百姓只需看结果，至于过程不是其该关心的。但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潜意识天然对政权持质疑的态度，总觉得统治阶层是自私与无知的。这就又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但是，一般是统治阶层占主导地位。
客观的讲，中国社会当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顽疾，但是，尚未有矛盾能够颠覆这套体系，也就是说所有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发展来逐步解决。但是，在社会大众看来，很多问题却是是不可治愈的顽疾，将问题无形中放大，而统治阶层最终会选择让社会大众“闭嘴”的方式来腾挪，但是，这又再次“刺激”社会大众对问题的激化，陷入了一场悖论，不幸，也是万幸的是当前依然是统治阶层掌握主导权，以至于社会大众也就是说说而已。《国语·周语上》关于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周厉王姬胡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论断已经告诫中国社会几千年。但是，中国社会始终未能够找到一条鼓励社会大众随意发表评论，其行为却又被功能性约束的机制。即说可以，但是，该怎么做必须得有规矩。也确实，有时候社会矛盾激化时，如果不管控言论，会起到“煽风点火”，将问题人为放大，以至于失控的困境。但就是言论管制，又加剧了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怀疑与不信，以至于经不起矛盾的洗礼，这又是一个悖论。
诸如在此轮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征导致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恐慌”，诸如美国要抑制中国2025制造、新冷战、中国的发展不具可持续性，甚至有人对中国社会的管理与商业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等等。虽然是有人为放大矛盾的问题，但是，换个视角来考虑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将问题放到了桌面上，虽然带有人为的因素，但却无法激化矛盾，更多是说说而已，至于怎么做必须要有规矩。这是社会大众与执政阶层的互动与对其实施的监督，有助于执政阶层根据社会大众的“批评”、“质疑”与“建议”来调整执政策略，也有助于缓和各方之间的互不信任与调节各方的矛盾。但是，
之所以中国社会的能够对美国多元化社会的特征反应“过激”的主要原因是对言论管制让社会没了思考能力，只能发出执政阶层的一个声音，以至于无法通过多渠道获得信息与多视角理解中美双方所存在的问题的核心。研究历史会发现，外界不利因素很难轻易颠覆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超大型国家国运扭转的根本矛盾通常都是来自于内部。美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各方利益相互掣肘，言论未能够统一。尤其中国强势崛起，在这颗星球有限的空间里与美国在很多领域形成了“零和博弈”时，美国社会自然会对中国崛起发出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尤其当前这个总统貌似很会玩弄“咋咋呼呼”，搞得中国社会整体一惊一乍的。但是，理性的分析，美国对华策略与对中国社会形成的冲击绝对在“数量级”的范围内波动，很难突破进入“质量级”，尤其，中国的应对行为能够在很大的范围内将美国的不利冲击扭转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范畴内，所以，中美之间的矛盾断然无法激化，中国的核心利益也很难受到冲击。
从国力分析，确实中国相对美国依然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是这种差距已经无法让美国就能够随意颠覆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对华也在“投鼠忌器”。而当前这个总统确实有点“愣头青”，貌似这次“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中国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双方进入了“勇敢者游戏”的博横困境，这不利于两者的共同利益。社会本来就是由人构成的，很多时候社会必须为坐在位置上人的性格缺陷付出代价，甚至妥协。但是，在当前这种各方利益相互制衡的大环境下，坐在位置上人的性格对社会形成的冲击越来越小，尤其在美国。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之间的矛盾，即“两头大象坐在了一个澡盆子里，怎么都不舒服，但是，谁又动不了谁，只能挤挤了”。中国确实相对美国存在产业技术的劣势，但就是中美之间的技术劣势才能够让双方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双方之间没有技术互补的合作空间，“零和博弈”的对立就成了必然选择。所以，中美之间当前的矛盾根本谈不上激化，都在可调和的范畴内。
因此，美国对华的选择只能“投鼠忌器”，搞得“雷声大雨点小”。鉴于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各方在对华上会呈现出不同的反应与声音，既得利益集团期望与华亲善，而利益受损阶层又期望对华强势。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对言论的管制，各方清一色的会在被人为诱导的舆论背景下斥责美国的行为，而忽视了对自身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或者将问题放大，甚至对中国实施全面否定。美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取悦某个阶层所做出一些只能说，但不能做的行为，而中国政府却会为了获得社会对其应对策略的支持而又会人为诱导社会的舆论走向，逐步让社会失去对问题客观公正的评估，以至于“猜测性”的谣言四起。
社会矛盾的存在是具有持久性与客观性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矛盾的存在。但是，让社会了解真相，敢于指出已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矛盾被提前发现与理性解决。如果言论被管制，强制人为约束至“国内一片祥和”，问题都是“外部”导致时，会让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执政阶层对客观认识问题形成偏差。从目前中国的社会运行态势来看，执政阶层几乎能够理性应对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这并不等于就一定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社会要想不走弯路的唯一前提是要适度放开言论，不可过于管制。 诸如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执政的可持续性，但是，媒体与社会却未将这一问题全面揭露，反而是中央自上而下的主动解决。
中国这个国家的传统与现实决定绝对不可实施西方那套民主制度，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要走西方所指责的集权路线，而是遵从“中央统揽集权，地方执政民主，全面依法治国与尽可能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个声音则会出现社会评判能力的下降与矛盾的激化，这是潜在社会问题被搁置且放大的最关键因素。既要解决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也要对构建能够提前防范潜藏矛盾萌芽的机制，首先是要对言论的管制逐步放宽。
其实，只要矛盾能够被及时理性化解与政府保证绝对的执政权威性，言论很难对执政的可持续性形成冲击。被指责与质疑是执政阶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出现政府经不起批评的脆弱。
相关文献衔接：
丁彦皓：政*治*制度选择决定国家命运与人民生活福利
丁彦皓 房地产金融学博士、量化对冲学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负责量化对冲、权益投资、资本运作、ETF、股指期货与股票期权等领域的研究与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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