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嘉慶不是個昏君更非暴君，他受過良好教育、生活簡樸，對黎民百姓富有同情心，堪稱仁君，但是他有個根本缺點——平庸保守，不思革新。
要說任用賢才，如果將賢才定義為“經驗豐富、能力突出、知識淵博、作風清廉之人”的話，那麼嘉慶肯定是做到了——他所重用的股肱之臣比如王傑、董誥、朱珪，皆系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大清官、大賢臣，個頂個的學富五車、德才兼備，其中朱珪還是嘉慶十分敬重的授業老恩師。
但問題在於嘉慶執政後（登基後的頭4年仍由乾隆執掌大權）遭遇的“千古困局”不是光靠任命幾個賢臣就能搞定的，這也就是清朝最終還是走向衰落的原因。
比如歷代封建王朝普遍遭遇的傳統農業社會發展“瓶頸”的問題，如果擱到現在看並非無解——只要推行社會經濟改革，先從鼓勵和發展工商業入手，特別是培養和壯大海商力量以促進對內開放與海外開拓，然後在條件成熟時完成由農耕文明向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
不過，放在嘉慶朝那個時代，要讓其跳出“以農為本”的封建思想框架幾無可能，特別是在內無動力、外無威脅（也是壓力）的情況下就更難了。比如1816年英國使節阿美士德來到中國面見嘉慶皇帝要求通商、建立外交關係，卻與23年前訪華的馬戛爾尼使團一樣吃了“閉門羹”，而且也因為“下跪禮儀”問題被趕走。
而且，嘉慶的平庸保守最主要體現在他雖然施政手段比較“仁柔”，但對於推行利國利民的改革及其可能產生的後果卻謹小慎微、惶恐不已。
嘉慶統治初期也搞過以懲治貪腐為主的所謂“新政”，最終毫無成效。大臣洪亮吉上呈了一道言辭激烈的奏摺稱清朝官員腐敗比例高達90%，同樣惹惱了嘉慶，認為前者在否定愛新覺羅家族的“英明正確偉大”，將之流放發配。
可想而知，如果從確保皇權永固和小集團利益不受損的角度出發，莫要說嘉慶，就是換成康熙、雍正、乾隆在位，也一樣會強力打壓一切敢於“汙衊大清功績”的個人及其言行，歷時長達140餘年的文字獄不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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