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十年的野蠻生長後，頭頂金融創新光環的P2P們，在今夏遭遇生死劫。
號稱擁有銀行級安全的牛板金逾期，背靠明星網貸研究的深圳平臺投之家實控人失聯，剛舉辦完四週年慶的上海平臺聚財貓宣佈暫停業務，曾自許“精英創業”的北京平臺愛錢幫在新董事長履新16天后宣佈清盤……
平臺清盤、老闆跑路、投資人控訴……曾經的草根金融英雄，卻實打實地成為了財富洗劫者。有業界人士初步估算，投資受害者已經達百萬人，他們中間有省下一生用度的老年人，有剛剛步入職場的新生代，亦有學識頗豐的中產階層……
P2P平臺風險事件自6月中開始集中出現，並在7月愈演愈烈，鮮有地被各界稱為“暴雷潮”。根據零壹財經的統計，僅7月份，歇業/清盤、立案等類型的問題平臺數量至少有123家，涉及待還本金至少在500億元以上。
原本為給P2P備案提供法律服務而成立的互聯網法律公司上海律啟科技，直接轉向了為清盤退出服務。“最近聊P2P清盤業務，有平臺實控人連律師費都沒能力支付了，也有平臺負責人突然就失聯了。”律啟科技的CEO顧蘇銀說。
潮水來時，大象也擋不住。與2015年、2016年曾有過的平臺倒閉潮最大的不同是，這次不乏交易規模百億以上、資質不錯、歷史“悠久”的平臺出現問題跑路。同時，頭部平臺遭受前所未有的資金流動性壓力，資金出現淨流出、大量債權轉讓標的流標，於是計劃類理財產品被全線叫停。
一時間，P2P業務模式似遭遇傾覆之災，有業界人士甚至發出“敢問路在何方”的迷茫慨嘆。
不少平臺以行業協會為組織展開自律性自救。“過去這段時間，情況已經出現了好轉，投資人情緒逐步穩定，良性退出指引等機制正在發揮作用。”在宜信CEO、同時也是北京互金協會會長的唐寧表示，在他看來，宏觀、行業和平臺多種因素疊加，造成了這輪恐慌，包括此前監管延遲備案帶來的預期不確定。
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好事。“終於到了風險出清的時候。”在一位網貸行業資深從業者看來，過去有關監管部門對這個行業的宗旨是不出亂子，因此，行業風平浪靜的表象下，一直沒有完成風險出清。
行業經十年發展，監管介入三年，為何風險遲遲未出清？現在回頭看，行業潛在風險早已有之，但在資本逐利之下被一次次“按下葫蘆浮起瓢”，而監管部門的權責不明，以及“投鼠忌器”的猶疑，都值得反思。
相關部門在近半個月來，也召開了多次會議，商討互聯網金融整頓的下一步。據悉，監管部門接下來將繼續組織網貸機構開展自查自糾、行業協會開展自律檢查，並於今年底前完成。根據檢查結果，將對P2P平臺分三類進行治理。
此外，記者多方瞭解到，有關部門對於P2P網貸的未來監管定位和權責劃分，仍存有爭議，但P2P暴雷潮已經引起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注意。
財富洗劫
在愛錢幫的維權者群裡，有一位將一生積蓄百萬元投進去的大爺；有一位“罹患腫瘤卻不敢死去”的中年男人；有一位帶著自閉症女兒的單親媽媽，本來投在愛錢邦的錢年底到期了準備給孩子交明年的康復費和陪讀費；還有一名大學老師，她是一位準新娘，被套進去的是父母給她攢的嫁妝……
在清盤來臨之前，這些錢所投向的是年化利率普通在10%左右的理財產品。目前愛錢幫平臺上展示的“i計劃”產品的3月期、6月期年化利率分別是10.18％、11.38％。
但愛錢幫披露的運營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已有976筆債務逾期，逾期金額達102萬元。
從7月3日，百度前副總裁陸復斌高調宣佈3億元入股愛錢幫並擔任董事長；到7月20日晚間，愛錢幫發佈陸復斌退出投資、平臺宣佈“良性”清盤的公告；再到8月1日，陸復斌留下一份《關於愛錢幫良性兌付執行公告》並失聯，不過一個月，卻不停地發生劇情反轉。
如今，“迎B+融資3億，陸老闆再送豪禮”的廣告圖還掛在愛錢幫網站最明顯的位置，卻讓投資人們覺得無比諷刺。一位吉林的老教師在7月11日買了100多萬元的產品，就因為愛錢幫打電話說陸復斌入股了。
愛錢幫的員工們，也被無情地“拋棄”。他們在7月28日收到了公司開具的離職證明，以及工資欠條。工資欠條上稱，因公司被經偵立案調查，涉嫌違法而遭賬戶凍結，無法支付員工工資，如公司恢復運營，將在恢復運營後一個月內，一次性支付該筆工資。愛錢幫的不少員工也在平臺上進行了投資，投資款項要回無望，目前連工資也被拖欠了。
在7月20日的公告中，愛錢幫聲稱崩盤原因是：因近期網貸行業生存環境惡化，投資者信心不足，資金流出劇增，部分借款人的還款意願喪失以及還款能力不足，給愛錢幫的經營造成了重大的影響，流動性幾近枯竭，公司盡力嘗試用更多辦法解決但收效甚微。
北京愛錢幫財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8月28日，2014年8月正式上線運營。愛錢幫底層資產以車貸、房貸和消費金融為主。
愛錢幫70％的股權曾在2017年7月以5億元作價賣給上市公司凱瑞德（002072.SZ）董事長張培峰，隨後創始團隊退出公司經營；張培峰在今年7月份又將42％的股權以3億元賣給陸復斌。在愛錢幫宣佈清盤的前一日（7月19日），張培峰因涉嫌操作證券市場被監視居住。陸復斌在7月26日加入兩個維權者的溝通群，並向投資人發佈了一份文字版的說明，表示將作為總協調人角色，與資產方協調清退、還款。
愛錢幫官網上披露的6月運營報表顯示，截至2018年6月20日，借貸金額為16.48億元，出借人數20809人。
這家此前排名前50的平臺，只是暴雷潮中的一員。據零壹財經的統計，僅7月份，歇業/清盤、立案等類型的問題平臺數量至少有123家，涉及待還本金至少在500億元以上。逾期、暫停發標的平臺仍有33家。
“薛定諤的”P2P
潮起潮落，究竟是水漫金山，還是大浪淘沙？業內許多人說未來可能只有1％的平臺能夠存活下來，但沒人承認自己是那99％裡的。
奧地利物理學者薛定諤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將一隻貓關在裝有少量鐳和氰化物的密閉容器裡。如果鐳發生衰變，會觸發機關打碎裝有氰化物的瓶子，貓就會死；如果鐳不發生衰變，貓就存活。根據量子力學理論，由於放射性的鐳處於衰變和沒有衰變兩種狀態的疊加，貓就理應處於死貓和活貓的疊加狀態。
P2P就像是薛定諤關在盒子裡的貓，在多種預期不確定下，不到最終時刻打開盒子，誰都難判行業的未來格局。在這一過程中，監管、投資者、行業，甚至經濟環境，都可能是帶來不確定性的“鐳”。
業界通常將2007年拍拍貸的成立，作為中國P2P網貸行業發展的起點。P2P行業誕生於中國傳統金融抑制的環境中，為傳統金融覆蓋不到的客群提供金融服務；也誕生在移動互聯時代，曾以科技顛覆銀行之勢衝擊金融業態，以民營力量為金融創新提供活力；在中國私人財富增長的時代洪流中，也豐富了大眾理財的選擇。
據相關數據統計，截至2018年7月20日，P2P網貸累計滿足了2500萬左右借款人需求，累計借款金額在7.2萬億元左右（不包含線下理財平臺）。扣除淨值標、可確認的假標和自融標，累計借款金額依然在5萬億－6萬億元之間。P2P網貸累計為4000多萬投資人次賺取投資收益4000多億元。
但在監管空白地帶蹚出一條路的互聯網金融，在野蠻生長期內留下了種種隱患，更是不乏搭快車撈熱錢的投機客，甚至是詐騙者。2015年e租寶的覆滅充分暴露了無監管之下的龐氏騙局，有關監管部門終於明確了監管態度。2016年出臺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以“信息中介”的定位和“13條業務禁令”為火、以“備案制”、“銀行存管”為刃，驅逐市場“劣幣”平臺和業務。
但是，三年整改過去，從結果上看，似乎並未達到最初定下的監管計劃和目標。無論監管者還是行業人士都承認，嚴格意義上來看，這個市場沒幾家整改到位。
2015年7月前後，以及2016年6月前後，都曾經出現過網貸平臺的清退潮，分別是在互聯網金融整治辦法、網貸整治辦法出臺之前。相較前兩輪明顯的監管不確定性，本輪暴雷潮面臨的大環境更加複雜，受宏觀經濟的影響也更深。
“在實體經濟去槓桿的背景下，市場流動性整體收緊，債務性投資品都面臨或多或少的壓力，除P2P外，債券市場、私募市場也頻發違約事件。同時，資管新規以後，無論是傳統金融機構的理財產品還是P2P投資產品，都在強調打破剛性兌付，投資者承擔投資理財的實質性風險成為大趨勢。”宜信唐寧指出。
不少人士指出，房地產等收益高的行業風險上升，導致P2P本身無法良性循環。“在一些地方，不少P2P平臺的資金流向了房地產開發商和炒房客，”一位江浙地方的業內人表示，“房地產市場的溢出效應蔓延至平臺。”
此外，居民消費槓桿大幅度提高使借款人還款能力下降，以及在監管不明朗之際，一些借款人惡意逃廢債，也是資產質量下滑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互金協會秘書長郭大剛看來，某種意義上，P2P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2017年，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74.6萬億元，網貸行業的成交量僅2.8萬億元，佔社會融資的比重很小。但其涉眾屬性，以及經過互聯網的放大效應，帶來的社會風險比較大。”
“行業內多數的平臺公司在2013年以後成立，並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穿越週期會對平臺進行優勝劣汰，留下商業模式成熟的平臺。”此前，一位頭部P2P平臺高管亦曾對記者表示。
與行業共同成長的是投資人。一位從業多年的人士表示，中國的P2P投資者，或許也將在這輪風險出清中完成投資者教育，正如中國股民在“股災”中完成教育。
“風險出清、投資者教育，原理上大家都懂，但是社會的代價可能太大。”一位地方金融辦負責網貸工作的人士表示。
自融江湖之謎
“不少暴雷的平臺，可能都涉嫌假標和自融等問題。”一位業內人士指出，不少資本做P2P的目的都是為了“自融”，即給自己或關聯公司提供融資工具。
自融的風險不言而喻，但只要平臺的資金流沒有斷裂，投資人很難發現。在信息披露不足、存在大量資金池業務的時候，自融的套路相對簡單。但在信息披露、資金存管等約束下，則往往通過多個代持人或者殼公司來進行投資。
發行假標自融，是欺詐行為。但或許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
去年，在監管和運營成本一路上升、網貸備案大限到來之前，一些平臺創始人退出，但另一些資本家或上市公司卻先後進入。一位業內人士說，這些資本家是要在行業退潮之前再賺一把，而收購價往往是待收資產的3折。
“去年9月，徐總（即網貸之家董事長、投之家董事徐紅偉）決定要把投之家賣掉，找了個朋友做中介。這個中介推薦了幾個買家，後來和其中一個達成了協議，要求我們團隊做到一定的待收業績，才付股權款——即股東拿到的股權款和待收餘額相關聯。待收做上去以後，有部分新股東推薦的借款企業就逾期了，而且情況比較嚴重。新股東要求我們運營團隊必須讓他們推薦的借款客戶在平臺上發標。”這是投之家聯合創始人黃詩樵7月13日在某個投資人群裡的解釋。
一位對投之家頗多瞭解的業內人士表示，“新股東推薦的借款客戶”，很可能就是其進行自融的“殼”。
與之相似的是愛錢幫。愛錢幫在2017年7月，宣佈進行了B輪融資，凱瑞德董事長張培峰收購了愛錢幫70％的股權。今年7月初，又將42%賣給陸復斌。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張培峰入股前後，愛錢幫開始頻繁被質疑發行“假標”：不少車貸資產重複出現；一些企業貸的註冊信息過於一致。
愛錢幫一位員工告訴記者，張培峰入主後，愛錢幫資產端發生了很大變化，新進的資產合作機構元源普慧公司佔比較大。元源普慧與張培峰也有著不淺的股權合作關係。
但元源普慧CEO曹志偉卻向記者否認了假標一說。其本人也在和維權者們保持溝通。
“我們感覺到公司出現問題，應該是在6月。”前述員工告訴記者，6月很多資產出現了還款問題，同時發現不少借款人信息不全。“標的肯定出了問題。”
網貸暴雷潮中，不少人擔心其是否會向傳統金融傳導。傳導契機之一，就是存管銀行的責任。但銀行業協會首席法律顧問卜祥瑞表示，存管銀行並不為P2P提供銀行信用背書，這在《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中明確的免責條款。
一家銀行相關業務人士表示，對假標和自融等業務的識別和監管，不是銀行的義務，是監管的義務。有人質疑“只存不管”，但事實上對於投資者，絕對有存管要比沒有存管好。一些暴雷平臺，在經偵立案、凍結賬戶後，還有借款人在還款，還款資金到存管銀行，只待經偵結案後，按照債權比例劃轉即可。
在該銀行人士看來，識別假標和自融也有難度。現在假標自融往往都是通過殼公司來進行，沒有直接股權上的關聯。然後在資金劃撥上往往也隱藏很好，可能會通過幾手劃撥，平臺或殼公司賬戶因而不會產生很大起伏。
但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豔表示，假標並不難查到。某平臺借款人數是正常平臺的借款人數的6％，但交易量是正常平臺的約43％，說明借款人集中度高。借款如果突破“個人20萬元、企業100萬元”的借貸限額，那很有可能就是假標。
“良性退出”遇阻
“可以看到，這輪選擇退出的企業，不少是主動退出與清盤。”周世平總結這輪暴雷潮時說道。而為了不讓恐慌蔓延，多地互金協會紛紛出臺了平臺退出的指引文件。
事實上，應當在整治工作開始之初，就要準備良性退出機制。最早的退出機制文件，是2017年9月29日深圳市的《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退出指引》。
在2018年7月下旬，暴雷潮湧之時，北京、上海、廣東等多地互金協會迅速推出指引或規程文件的發佈，以填補各地網貸機構退出市場行為的監管空白，實現平臺有序、良性、規範地退出，維護社會穩定。
有意思的是，近期不少平臺實控人在宣佈“不跑路，不失聯，良性清盤”後，最終還是失聯了。
聚財貓7月18日發佈公告稱良性清盤，承諾“不跑路，不失聯”。數日後，其創始人薛亮便失聯。7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賢分局經偵支隊在其官網上回應稱，主犯薛亮已被警方控制。
愛錢幫的“16天”董事長陸復斌，在承諾擔任好總協調人之後沒幾日，就失聯了。員工們的工資也以“欠條”的方式拖延著。
還有一些聲稱“良性退出”的平臺，在公告中並未給出具體的兌付計劃，有些即便給出所謂兌付計劃，但時間卻拉長至三年甚至二十年。“遠超可接受的心理預期。”一位出借人表示。宣佈“良性退出”後的真假虛實，又是對監管和出借人的考驗。
“這個月的形勢看起來，暴雷平臺的掌控人被監視居住或者取保候審的幾率比較小，多被羈押到看守所。因為最近最高檢察院提到，對於涉眾的金融犯罪是零容忍的態度。公安部也給出了意見，對於金融犯罪要嚴厲打擊。在司法口，目前這種案子比較嚴。”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肖颯表示。
累計借貸額達265億元的投之家在暴雷前一週，還大搞活動，派送2.8％的加息券以及三個月的VIP資格。對此，肖颯告訴《財經》記者，基本可以判定為犯罪行為。但區別在於，如果是運用在運營上，就有非法吸收存款嫌疑，是十年以下的刑期。但也可能判定為集資詐騙，是十年以上的刑期。
北京P2P平臺“九鬥魚”實控人失聯，法定代表人郭鵬在報警後被經偵控制。近期，投資人寫了一份請願書，希望經偵能夠儘快放郭鵬回來主持大局，並恢復九鬥魚關聯的資產公司的運營，而且以變賣九鬥魚關聯公司的金融牌照實現對所有投資人的兌付。
對此，中聞律所合夥人姜先良告訴記者，因為法人已經成為了犯罪嫌疑人，公司的資產已經成為查封扣押的對象，這些資產可能是需要追繳的非法所得，待法院生效判決以後發還給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清盤應該早做準備，聘請專業律師和經偵、金融局、協會等溝通。”律啟科技顧蘇銀表示。
“良性清盤”考驗著投資人與平臺。事實上，周世平的紅嶺創投在2017年7月27日曾宣佈三年清盤，但紅嶺創投資金的流出比較穩定。
“我是在紅嶺本身流動性還好的時候就決定清盤了，是主動清盤；但這輪清盤的許多公司是在發生流動性或逾期危機之後，被動清盤。”周世平總結紅嶺創投穩定清盤的經驗。
2018年3月，周世平控股的深南股份（002417.SZ）公佈，以816萬元收購P2P億錢貸51％股權的方案。該平臺成立於2014年，上線逾三年，但存量資產很小。截至收購前已撮合金額約2.2億元，為客戶賺取收益超600萬元，共有409條散標項目。
“我想實現一個安全網的隔離，一方面清理存量不合規的大額標的，一方面用一個新平臺做合規的新增P2P業務。”周世平介紹。
商業模式困境
6月15日，在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上，原銀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表示，P2P想要生存下來，必須定位於信息中介撮合的定位，不能把P2P搞成信用中心，不能搞資金池、搞自融。按照這個定位，當前市場上的P2P平臺，還需要一段時間去偽存真。市場上經過一段整治，哪些是真正的P2P，哪些是假P2P，監管部門還需要觀察分辨。
監管督促P2P平臺迴歸“信息中介”。但不少業內人士表示，在當前中國信用環境和行業環境下，這是一種過於理想主義的預期要求。“如果真的純粹做到信息中介，P2P的業務空間很小，最終可能沒有幾家能夠留下。”多位業內人士指出。
P2P平臺雖定位為信息中介，但卻一直是實質上的信用中介。沈豔表示，中國社會還沒有形成如國外優質的信用體系，因此P2P平臺做信息中介，很難有競爭力。
P2P元祖拍拍貸成立之初，就學習國外“信息中介”的商業模式，在不保本的拍拍貸上，投資人需要自己甄別標的，分散投資。但早期徵信信息不完善、風控手段粗糙、貸後管理不足，拍拍貸上借款人逾期很多。
後來隨著信用中介平臺越來越多，拍拍貸在資金端流失了大量客戶，陷入“長不大”的怪圈。
2011年7月，拍拍貸推出本金保障計劃，對滿足條件的投資人賠付壞賬差額。2014年12月拍拍貸推出彩虹計劃，該產品承諾100％本金保障，被認為是拍拍貸對信用中介的妥協。
“如果要讓P2P做信息中介，那首先要給它相匹配的基礎環境，否則平臺基本上難有存活成長的空間。”沈豔表示，包括完善的徵信系統、嚴格的系統監管機制、對相關業務詳細統計、打破剛性兌付的投資者教育等。
“百行徵信的到來，對於P2P行業迴歸信息中介，有著非常重要的實際意義。”唐寧指出，它會在構建信用體系、解決共債等問題上發揮實質性的作用。
但是從實際業務上來說，打破信用中介沒有那麼容易。“這個行業總有新的商業模式，有時候即便知道存在合規風險，但平臺還是會做。因為比合規優先的是生存。”一位資深從業者表示，“你不做，可能就會錯過這個風口。要停就行業一起停。”
P2P平臺的信用中介模式包括墊付、擔保，後來以保險為主。但一位市場人士曾向記者表示，在信用環境不好、逾期頻發的時候，聯手保險公司也只是形式主義，兌付責任仍留在平臺。
合規還是生存？這個行業有太多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創新，儘管不再承諾剛性兌付，但行業仍出現了資金池，拆標打包、自動投標和債權轉讓等異化的新業務，讓平臺偏離“信息中介”的定位。
日前，從北京開始，多個地方互金協會都發布紅頭文件叫停“計劃類”理財產品。“計劃類”理財產品是2017年底“現金貸”被叫停後，在P2P平臺上備受青睞的產品。它是指在固定期限內幫助用戶自動投標的理財工具，以減少投資人資金回款後再投資，並要一一篩選標的的繁瑣操作，同時避免造成無操作時的資金閒置現象。
計劃類產品的叫停也讓一些從業者不理解。有業內人士認為，如果叫停這類產品，只能投資散標，收益下降的同時，客戶體驗也會不佳。
上海一家頭部平臺副總表示，客戶體驗與合規相比，還是合規更重要。“互聯網工具產品一定要追求極致的客戶體驗，但是金融產品還是要更加合規審慎。”
計劃類產品本質上要依靠平臺的大量豐富標的，以及“債權轉讓”實現。在平臺暴雷潮背景下，不少投資者出逃，出現了債權轉讓無人接盤的現象。據記者瞭解，北京一些頭部平臺甚至主動要求下架計劃類產品，以緩解伴隨暴雷潮而生的流動性壓力。
網貸新規早已明確鼓勵“小額、分散”的商業模式，同時禁止了資金池、錯配、自融等13項業務。
“未來，也許現金貸的模式能活下來，”一家PE公司前任網貸行業財務顧問認為，“因為現金貸最滿足小額、分散的要求。”
但在這一輪生死劫中，“最考驗的還是平臺應對流動性壓力的能力，流動性管理能力強的平臺能夠挺過去。”上述財務顧問表示。
監管再攻堅
在部分P2P從業者看來，此輪暴雷潮的產生，除了宏觀、行業，多種因素，也包括此前監管延遲備案帶來的行業預期不確定。
原定在2018年6月30日結束的P2P備案驗收工作並未如期開展，但對以P2P網貸為主的互金監管進入了新的攻堅階段。7月9日，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召開互金風險專項整治下一階段工作部署動員會上指出，再用一年到兩年時間完成互聯網金融風險的整治。
對P2P網貸的監管，也到了一個階段性總結和下一步攻堅計劃的階段。《第一財經》與《金融時報》援引銀保監會、人民銀行的消息稱，監管下一步將繼續堅持基本標準、推動行業自律檢查、保護合法和打擊非法並舉，加快研究完善網貸監管長效機制。
監管部門將在前期專項整治工作的基礎上，組織網貸機構開展自查自糾、行業協會開展自律檢查，並於今年底前完成。根據檢查結果，分三類進行處理。有關部門將在已有“一個辦法”、“三個指引”的基礎上，研究提出網貸監管的長效機制。同時將把打擊逃廢債等作為工作重點。
記者多方瞭解到，互金協會接下來或將在P2P網貸的整治工作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自2016年成立以來，中國互金協會在開展互聯網金融統計監測、上線網貸信息披露平臺和信披準則、開通舉報信息平臺、制定催收公約等基礎設施和行業自律方面起到不少作用。
但也有行業人士指出，協會在許多問題上的推行力度仍不夠，並沒有讓行業各平臺都接入，也沒有讓消費者能夠意識到信息披露等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和作用。
記者瞭解到，目前有關各部門對於網貸整頓和備案的下一步方案，以及銀保監會和地方政府的監管權責分配等方面，仍存在爭議。
今年4月，各地剛要開始的備案驗收工作，被銀保監會叫停。而由銀保監會制定的統一備案驗收標準，或將於近日落地。央地關係和權責的劃分，需要進一步明確；區域監管能力和認定標準的差異，也需要進一步統一。
時間倒轉至2016年8月24日，原銀監會出臺“網貸新規”，開啟網貸監管元年。其中，明確了P2P“信息中介”的定位、13條業務禁令，並確定了“銀監會管功能，金融辦管機構”的雙責任制。
據《財經》記者瞭解，之所以由地方政府來具體負責管理機構，是因為高層領導考慮到P2P網貸業務涉眾，因此對網貸的整治問題，不僅是一個行業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央行、銀監等金融監管部門，沒有權限調動公安、司法、網信、工信等部門，但地方政府金融辦在地方層面則更好調動。
在隨後的一年，原銀監會先後出臺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備案登記管理指引》《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信息披露指引》，建立了“1+3”的監管框架。地方金融辦則具體履行日常機構監管的職責，要求平臺報送數據，進行現場檢查，落實相關整治通知等。
有關數據顯示，整治以來共退出機構2448家，目前還有網貸機構2188家，與頂峰時接近6000家平臺相比，市場累積風險已得到逐步釋放。但是，與當初制定的時間表相比，整治仍然沒有結束。
“地方金融辦以往主要以服務當地經濟發展為主，因此對於有活力的互金行業，監管意願不高。”沈豔指出。
“P2P的監管是一個涉眾的問題。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必須要考慮到社會穩定與經營環境穩定等多方面的問題。”一位地方金融辦人士表示。金融辦在監管執行中一直投鼠忌器，以防引發“處置風險的風險”。
接近華南某地金融局的人士指出，缺乏專業監管人員，以及行政執法權和處罰權，給P2P監管造成了很大的麻煩。該局查看平臺必須要申請經偵協助或街道辦配合，而平臺和銀行方面所提供的數據真實性有限。
有學者曾指出，金融監管部門派出機構應在互金整治工作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在P2P網貸監管中，有人指摘地方銀監局的不積極不作為。“我們都是和金融辦溝通，基本沒有接觸過銀監局。”多地平臺人士表示。
為了做好對P2P的監管工作，不少地方政府前期也投入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為按照原計劃展開備案驗收，北京等地金融辦還以政府採購的方式聘請有關財務、法務專家，由他們提供整改驗收專業意見。此外，不少地方金融辦還採購了監管科技系統，作為對監管手段和能力的有效補充。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著金融科技創新不斷，監管科技成為新藍海。螞蟻金服已戰略性介入，並推出了螞蟻風險大腦。近幾個月來，多地金融局/辦先後與螞蟻金服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推進地方金融風險防控。
螞蟻風險大腦可根據蛛絲馬跡提前感知風險，以便監管部門主動採取措施，防止風險的蔓延。它根據螞蟻金服十餘年來在金融場景中沉澱的金融風險特徵，以及各地方監管機構提供的專家經驗建立風險模型，運用大計算能力，從企業股權、工商合規、產品經營、輿情分析、負面涉訴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
監管手段的缺乏以及人員的有限，曾是制約監管識別違規風險業務的重要原因。監管科技的發展與應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風險預警。但在處置風險預警、同時防範“處置風險的風險”方面，仍需要長效機制的建立。
“風險出清，分有序出清與無序出清。如果有序出清，那麼或許在監管節奏上要更有耐心與容忍度一些，也需要對權責進一步明確。”一位地方金融辦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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