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波/畫
吳健/文
當熱浪席捲大江南北之際，8月3日，從西北戈壁灘上傳來更“熱”的喜訊。據航天科技集團消息，代號“星空-2”的高超音速飛行器系統試驗成功，近10分鐘的飛行中，不僅火箭級間順利分離，高超試飛器自主飛行，更實現飛行器按預定彈道進入落區，完美收官，對中國技術創新與國家安全都具有重大意義。
高超音速是指速度超過5倍音速的飛行，當前只有極少數國家能從事速度在5至10馬赫的高超飛行器研究。2010年至2013年，美國X-51驗證機試飛成功兩次，同時失敗三次。2016年3月，俄羅斯公佈測試“鋯石”高超飛行器的有限消息，但具體進展三緘其口。“星空-2”試驗成功，標誌著這個門檻極高的“速度俱樂部”裡有了中國的重要席位。
就技術而言，高超飛行器多以超燃衝壓發動機為動力，在大氣層邊緣（或稱臨近空間）活動，既具備火箭（也稱“彈道目標”）那樣的高速，又能像普通飛機（也稱“氣動目標”）那樣展開大過載機動，堪稱現實版“速度與激情”。
澳大利亞航天專家馬爾科姆·戴維斯指出，未來十年將出現的革命性高科技中，一次性或重複性高超飛行器是徹底改變空天活動模式、降低空間行動成本的“撒手鐧”，“未來大國間的技術競爭，速度與信息將一道成為取勝關鍵，因為無論民用空間探索還是軍事攻防，高超飛行器都會大大縮小對手的應變時間和措施選擇，特別是在國家安全上，高超技術一旦‘武器化’，將使現有攻防武器退出歷史，例如導彈防禦系統，因為高超武器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可遏制’”。
與美俄紛紛將高超技術用於軍事不同，中國的研究更側重和平利用，兼顧軍民兩用。航天科技集團介紹，“星空-2”旨在探尋空間技術發展新途徑，創新性強，挑戰了多項國際前沿難題，最受關注的莫過於首個乘波體佈局飛行器的“工程化”，並驗證了高超測試飛行與穩定控制技術的可靠性。所謂“乘波體”，就是適宜高超音速飛行的氣動外形，如果把大氣層邊緣看作水面，乘波體飛行時就像在水面上滑行，猶如“打水漂”一般，這無疑使飛行器更具靈活性，從事更多空天任務。
縱觀全球，類似高超音速這類的國家級創新，大體有技術推動與市場拉動兩個框架，前者是不考慮預期用途，是基於基礎研究開發推動的發明，而後者是因特定市場需求應運而生的研發行為。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國競爭的焦點已不侷限於確保信息主權甚至信息主導權，保證對自身乃至世界變化的精準感知能力和影響力，還在於利用速度優勢，將自身力量及時投送到“利益邊疆的末梢”。1991年海灣戰爭後，美國一度以為贏得信息戰對勝利很關鍵，然而高超音速技術的發軔，顯示僅靠信息手段不足以確保勝利，因為那些慢速武器或平臺，即便有良好的信息感知能力，也將因“緩不濟急”而束手無策。從某種意義上說，高超技術與信息技術，同為關係國家安危與核心利益。
正因為高超音速的敏感性，各國都嚴格保密，自主創新是唯一之道。美國《防務新聞》記者阿倫·梅塔曾以《未來“基礎”技術》為題，指出高超飛行器之所以難產，根本原因來自“心臟”與“皮膚”，即動力系統與飛行器外殼上。像超燃衝壓發動機如何做到極致的小，又能確保燃料瞬間充分燃燒，簡直是“神一樣的課題”，同時飛行器材料必須忍受高速飛行時產生的空氣摩擦高溫。用美國洛·馬公司首席技術官基奧基·傑克遜的話說，高超飛行器所涉及的是“戰略技術線索領域”，“這類技術包括黑材料、定向能、信號處理和通信、傳感技術等等”。
正如外界所看到的，“星空-2”使用的乘波體高超飛行器，與美俄產品存在明顯不同，而這就顯示出中國在技術上“走自己的道路”，在高科技競賽中“打造永遠存在的民族技術隊伍”。
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國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已有不少開花結果，從量子通信到高超飛行，真正讓外國同行羨慕的是誕生這一切的“肥沃土壤”。與中國有過交流的俄羅斯科學院院長亞歷山大·謝爾蓋耶夫在2017年11月向該國連塔網坦言，“只有基礎科學的活躍，才能帶動科學技術儲備的積累，進而產生對國家和社會進步有益的東西”。這位院士指出：“一個國家在基礎科學上沒有建樹，就不得不從國外購買基礎性研究成果來服務生產和應用科學。遺憾的是，外國買不到先進的東西。這隻能靠自己，拿出來賣的都是沒有必要的。”
在分享“星空-2”一飛沖天的勝利喜悅之際，請不要忘記那些默默無聞工作在基礎研究一線的勇士們，正是他們的無私奉獻，才使中國的“速度與激情”那般傲然於世。正如一位德國哲學家所說，“誰終將聲震人間，必長久深自緘默；誰終將點燃閃電，必長久如雲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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