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整理資料發現，胡適是資料和軼事最多的前輩學人，更是一個最難下定論的人，太多的內容需要我們去記述和思考。無論從哪方面講，胡適都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人，又是一個極其矛盾，充滿爭議的人，一個複雜的天生異類的胡適。其為政為人為學思想又都如錯綜複雜的網，緊緊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離。
胡適的一生都包夾在論戰、攻擊與爭議之中，除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幾乎和所處的每一個時代和階段都發生了全方位的摩擦，鋪天蓋地，胡適一生都是在批判與論戰中度過的，這種衝突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達到了高潮，在臺灣，胡適度過了人生的最後4年，橫豎是不招人待見的他又是被四面夾擊的4年，他與時代的摩擦達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後，爭議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
對胡適持異見者，一類是政治上的敵人，一類是學術文化上的敵人，可稱之為政敵和學敵，這裡邊很多是他的朋友故舊，甚至學生也都向胡適一齊開火。從層次上，有最高當權者毛公蔣公、學界泰斗和領袖章太炎、魯迅、郭沬若到對其一知半解的一介百姓、學界新人，可謂包羅萬象。
從被批判內容上看，一樣的五花八門，大到救國小到治學思想，甚或史學、文學、哲學等等思想，自有認同的有不認同的，認為合理的也有認為不合理，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遭罵的人物，無論政界還是學術界，無論青年胡適還是暮年適之。
正面評價胡適者，至少認為他是學識淵博的大師，乃至譽之為“當代孔子”，是二十世紀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偉大思想家，余英時認為他是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也最長久的學者，連英國著名翻譯家韋利上世紀20年代就讚揚胡適是當世六大天才之一，從1917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上都一直居於中心位置，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批評者如名士章太炎先生對胡適擅長的哲學也嗤之以鼻：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就連他的弟子唐德剛也說，若以單純學者而論，那他便一無是處，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
至於欣賞他還是批評他，卻全不相干，批評或指斥也是記憶的表現，從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對他最高的禮敬。
胡適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中西兼修，這也許是個矛盾體，而且胡適所置身的時代背景是逢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中國，這是他與那個時代遇到的巨大困惑，是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思想難題，而另一方面，胡適的特質性來源於他的複雜經歷，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界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
在當時不斷兩極化和激進化的社會中，胡適試圖去尋找一條超越階級鬥爭，和平獨立的發展道路。他致力於學術獨立，科學救國，然而，時代偏偏無法給他一個正面求證的機會，他也無力給自己創造任何機會。他的個人世界也是整個時代的縮影。所以，胡適並非一個不識時務、思想迂闊的書生，恰恰是因為他的特質性，才使他顯得如此突兀，以致“不合時宜”，使他總是陷入角色的緊張中，無論作為校長、輿論家、政府顧問，都會挑起爭議。
胡適面對種種的指責甚至惡意攻擊，總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有時候他們是身不由己，別無選擇，言不由衷，我想除了真正接觸過胡適在真正學術上的不同見解外，大都內心有一杆秤吧。
公元1962年2月心臟病猝發去世，去世後的胡適獲得了極大的哀榮，蔣介石親往祭弔，並親書輓聯一副：適之先生千古，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然而蔣在胡適去世當天的日記中卻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也許正是這新與舊，才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矛盾的中心。
胡適和李鴻章一樣的奇詭，外國人奉之如神靈，國人貶之如草芥，有多少人讀懂其中的曲折和隱晦？我相信後來者評論自會越來越公道和客觀，也許年代久了我們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相對於他的夢想，胡適是一個悲劇似的人物，相對於今天的年輕讀者，對胡適思想感到隔膜，又是一個悲哀。但無論如何，他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先人前輩，在他面前，我們總是那麼的膚淺和刻薄。
胡適已經逝世50年，胡適先生的影響和地位，真不是簡單數語可述，其思想和精神之內涵，許多至今尚未被消化完畢，無論怎樣，但都可以作為時代的一面鏡子。
歷史自有公論。
閱讀更多 老蘇故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