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1946年7月29日下午一點左右，胡適在各界名流的歡迎中，抵達北平機場。那一天，是胡適結束了長達九年的駐美外交事務，終於又可以回到北平從事教育的日子。飛抵中國大地，一別數年，昔日北大的學生已經成為國之棟樑，昔日的同事在各自的思想領地成為了一代名家。而此時的胡適，已經遠離這些九年了。他在國外為中國抗日戰爭奔走呼告，他在大洋彼岸冷靜觀察國內的學界的分分合合。那一天，胡適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 來機場歡迎者眾多 ，李 德鄰主任 、蕭 山 、吳鑄 人 、成 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 、 孟 真 、錫予 、召亭 、華熾 、素瑩諸君 。 ”-《胡適日記》

這些迎接他的人中，有政界的，也有北大學界的。這一次的回國，胡適的人生有了另一番奇遇，就是他即將出任北京大學的校長。他擔任校長是眾望所歸，尤其是他的學生傅斯年等人，極力促成此事。胡適之一生培養了許多厲害的學生。他是一個學貫中西的學者，他渾身散發著中國傳統的“儒雅氣質”，也具有西方式的哲學素養。他的魅力在於理性中的溫柔，溫柔中的深刻。在民國時期，各種陣營的學者都鋒芒畢露，論戰之事常有，而胡適之總是能夠充當“調和”角色。他是一個寬容的文人，一個寬容的思想家。

胡適任北大校長時期

他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在胡適的自由思想中，容忍與寬容佔據重要地位。胡適認為容忍既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他這樣一代思想家為何這樣說？

本文主要從兩方面入手，第一，從他的童年選取主要的回憶片段進行分析，對待“寬容”的心理源頭。第二，是從社會政治方面，在他所代表知識分子的公共形象時，對待“寬容”的態度，也將成為一種政治立場。這兩個方面，一個是私人生活的記憶；一種是公共場合的立場。從一個人的內心到社會，可以透徹地看出他對“容忍”一詞的深刻理解。

胡適名言

一、揹負童年的陰影，但他依然向著陽光

胡適和魯迅一樣，都是幼年喪父，家道中落。但是兩個人卻有著截然相反的個性。

胡適曾在《四十自述》中回憶到：“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二。家中財政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家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堆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不肯去……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胡適故居

胡適的父親胡傳曾任臺灣台東直隸州知州，當時家庭還算殷實。胡適在幼年時期得到過父母的疼愛。可是，父親的病故讓他失去的不僅是父愛，還有生活條件的落差。

年輕時期的胡適

但是童年的遭遇幾乎沒有給胡適留下什麼陰影，雖然有逼債的上門，雖然有來自親人（大哥、大嫂、二嫂等）的嘲弄，但是相似的東西在魯迅那裡成了一個解不開的心結，在胡適心理留下來的卻是母親的堅韌和仁慈。

雖說，年幼的胡適對社會冷暖沒有切膚的感受，但是在家庭中卻受盡了嘲諷。但是為何他依然可以將這些輕輕拂去呢？正要往胡適的母親馮順弟上找原因。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深情地提到：“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深的影響。我十四年（其實只有十二年左右），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了一點點接人待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的感謝我的慈母。”

馮氏對胡適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她忍耐的性格，與寬容的好脾氣，對幼年胡適性格的塑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胡適母親馮順弟（後排左邊）與家人，1913年

由上文可知，我們對“寬容”追本溯源，在胡適那裡，寬容與否成為了一種性格。所謂性格是沒有什麼對與錯的，只是生活環境不自覺地影響，況且童年的環境我們是無法選擇的。有些人可以將不愉快的經歷淡化，而成為吸取經驗的財富，有些人則是銘記於心，無法釋懷。

胡適是一個經常內省的人，他有著基督一樣的情懷，反省自己過失的同時，也會慢慢原諒自己，在他心中，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原諒，可以寬容的。在理解古人的“恕己及人”基礎上，也可以這麼講胡適的寬容正是對於自我的一種諒解。

二、身陷成人世界的紛爭，但他依然韌性堅守

我們都記得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罵街”，發生在魯迅、楊蔭瑜和陳西瀅之間，最後演變成魯迅與整個“現代評論派”之間的論戰。從北師大學潮風波到最後輻射半個文化界的“罵街”，胡適始終都站在調和者的角色上。他認為觀點不同可以溝通，而不是壓制對方，社會需要的是寬容。

胡適與友人們

他始終保持著一種自由開放的政治觀，他認為一個社會缺乏容忍，自由就不會有保障。社會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聲音發出，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適極力反對不容忍，主張容忍異己，容忍反對黨。

不過，儒雅的胡適並不是一向寬容。他是一種韌性，而不是一種軟弱。當年，他在臺灣力勸蔣介石放棄連任總統，可謂是義正詞嚴。當時他處於左右夾攻，腹背受敵的境地。

胡適突發心臟病去世

如此孤獨的境地，不得不令我們反思。胡適死後的冷遇恰恰達到了他生前想做卻沒有做到的一個志願，做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因為此時的冷遇恰恰說明他堅持的不是哪一個黨派的立場，而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他所要持守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發言權和對公共負責的知識人的責任。之所以遭到諸當權者的痛恨，豈不恰恰說明他的立場的堅定性，和不偏不依、清明耿直知識分子的立場。

正如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提到那句話，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維護的正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真理與正義的永恆標準。在公開場合代表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向權勢說真話，向公眾道實情，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那麼，魯迅的不寬容和胡適寬容，究竟區別在哪裡呢？建國初期，在臺灣的胡適聽說魯迅的大徒弟胡風因為個人觀點遭到批鬥的時候，胡適曾感嘆道，他與魯迅所追求的自由，到最後終歸是回到一條道上的。筆者認為，因為他們都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追求的是“人”的自由。雖然在那個政治紛爭的時期，他們所選擇的方式不同，但是一旦政治穩定，他們依然會以挑剔的眼光看待執政者，因為他們的立場永遠處於公眾和當政者之間。

胡適在《自由與容忍》一文中，清晰地論述了一直以來他對自由的理解。在美國接受自由主義思想薰陶以後，他對穆勒的《自由論》尤其珍視，事隔多年以後，他還在《自由中國》雜誌創刊1959年上致辭提到此書。

胡適老師杜威來華，胡適接待合影

容忍在他看來，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自由的精神，更是一種權利，也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是自由思想的最基本保證。胡適這種對待容忍的理解，其實多少帶有個人的理想色彩。政治的殘酷性與複雜性，遠遠不是一個“忍”字可以解決的。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容忍度越大，這個社會的民主性與自由性就越強。如果出現萬馬齊喑，那麼社會將會失去很多思想的色彩。所以說，胡適所追求的恐怕一直是這樣具有中國“士”傳統精神，追求的都是個性解放和民主自由，他也為這個追求，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參考文獻：

[1]歐陽哲生.胡適文集[M].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2]胡適.四十自述.[M].《四十自述》,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43歐陽哲生、宋廣波.胡適研究論叢.[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