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元旦剛過不久，當時執思想界牛耳的陳獨秀就在《青年雜誌》上鏗鏘有力地寫下：“自開闢以訖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從前種種事，至1916年死；以後種種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國家；以新社會；以新家庭；以新民族。”氣吞山河的氣勢背後是心繫國家富強的牽掛，生於1879年的陳獨秀此時已經37歲，但他仍然以“青年人”自居，單就他“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這份豪氣、傲氣，足夠擔當青年人的領袖。
但是空放議論並不難，真正將新人格、新國家、新家庭、新民族等理想實現才是考驗所在。固執的陳獨秀並沒有放棄，無論如何《青年雜誌》的大旗已經豎起，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然而他一個人的確力不從心，急需招兵買馬，尋找有能力的人幫忙，寫文章以擴大影響。
陳獨秀求賢心切，找上了受到維新思想影響頗深的好友汪孟鄒。從事出版事業的汪孟鄒自然認識許多文士才子，當他了解到陳獨秀的來意之後，立刻想到一個人，老鄉胡適。而陳獨秀曾經主編《甲寅》雜誌時，也收到過胡適的投稿，印象頗深，對他的才華非常向往，立刻催促汪去信與胡適約稿。汪孟鄒家在安徽績溪，地處徽宣之交，七山一水，人傑地靈，方誌稱“邑小士多，績溪為最”是沒有錯的，歷史上名人輩出，近代不僅出了個汪孟鄒，更出了個胡適。
胡適，字適之，原名洪騂，乳名嗣糜，生於1891年，安徽績溪人，天資聰穎，從小就被村裡的小孩們稱為“糜先生”。1910 年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他在美國發憤攻讀杜威的著作，“每日至少讀六時之書，讀 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刻苦的讀書終於使胡適學成歸來，一心要做中國第一流的哲學。
受陳獨秀的囑託，汪孟鄒向胡適寫信表明來意，向他介紹了陳獨秀以及《青年雜誌》， “擬請吾兄於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汪的信寫的非常懇切，然而並沒有受到預期當中的回應，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了無聲息。然而陳獨秀卻一點也等不及，一見汪孟鄒就追問他有無胡適的回信，汪孟鄒打趣道自己就像是欠了陳獨秀的錢一樣，於是不久，汪又起筆寫信給胡適：“陳君（獨秀）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時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可見此時汪孟鄒的窘迫。
陳獨秀渴求胡適來稿，比起等待戀人的回信還要急切。望穿秋水，終於在兩個多月後收到胡適的回信，並在其中提出自己的建議：“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面對胡適的回應，陳獨秀喜出望外，信心勃勃準備在思想界掀起一股青年的風暴巨浪。
1916年春，胡適出場，好戲開幕。
其實在汪孟鄒去信之前，胡適已在準備殺回過來，進行一番轟轟烈烈的革命。欲改變國人之腐朽思想，必先從字句標點開始，一番白話革命自此開始，或許這只是幾個留洋青年的豪情理想，然而事實上他們的確改變了歷史。胡適一來就高喊“文學革命”，他的目標是要像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年的帝制一樣，徹底推翻舊文學。並且還寫了一首詞來為自己壯勢：
文學革命何疑！
且準備搴旗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
將他腐臭，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造新文學，
此業吾曹欲讓誰？
儘管胡適胸中豪氣萬丈，但是陳獨秀仍然感到十分苦惱，胡適雖然回信答應為《青年雜誌》撰稿，但是卻遲遲不見作品，即便《青年雜誌》已經改名為《新青年》，胡適的稿子還是看不見。
從回國以來，胡適雖然遲遲沒有為《新青年》寫稿，但是他的思考並沒有停止，反而在1916年春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說：“我終於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原來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簡言之， “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
一旦思想觀念形成，行動就不再是問題了胡適正式提出了中國文學改良的方式，首先從推廣白話文入手。一石激起千層浪，胡適的聲音在整個中國文學界掀起了狂風暴雨，舊的知識分子便不說了，就是一些提倡文學改良的接受新觀念的知識分子也激烈反對。梅覲莊、任叔永、陳衡哲、楊杏佛、等等一大批留學歸來的青年人批駁胡適，胡適知道自己開始了一場戰爭。
胡適信奉實驗主義的哲學，葡萄是酸是甜，只有自己親自嘗試才知道，他像是一名勇敢的戰士，藉助《新青年》為陣地，除了與梅覲莊等人打口水仗，寫打油詩諷刺之外，親自動筆用白話文進行寫作，像是易水河邊的荊軻般，寫給親朋的信充滿了訣別的味道：“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我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闢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
所幸的是胡適堅持下去了，他真的開闢了一番新的天地，白話文逐漸取代了苦澀的文言，文學革命也至此開始。然而胡適卻是孤獨的，在朋友中也是孤立的，在異鄉清涼的初秋，當他孤獨地坐在寓所的窗臺上，回想起自己曾經的新文學革命轉化成一首小詩：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胡適一個註定孤獨一生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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