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一心：郑国几乎全民都在保家卫国
春秋时期地图
楚、吴、越三国在长江流域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并在这场搏斗中显示出合的趋势，吴一度占领了楚的国都，并且想一举吞并这只巨蝉，却被身后的黄雀算计，为越国所吞并。百年之后，越又被楚吞并，楚国成为长江中下游唯一的大国。
而黄河流域则仍然是分。从西到东，秦、晋、齐三个大国总体态势是客客气气，但又暗藏杀机地谈谈打打。
除秦、晋、齐三大国外，还有一些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仍然存在，如周公旦的封国鲁国、召公奭的封国燕国、商汤后裔的封国宋国、舜帝后裔的封国陈国，以及其他姬姓诸侯、异姓诸侯，如卫国、郑国、蔡国、曹国。还有其他比这些诸侯国还要小的诸侯国，以及史籍上没有留下名称的部族。这些诸侯国或部族，除燕国偏处燕山山脉外，日子都非常艰难，它们在北方大国秦、晋、齐和南方大国楚的夹缝中，乃至在郑、卫、曹、蔡等小国中求生存。
但是，这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诸侯国或者部族虽然各有各的问题，却也有各自存在的道理。它们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有捍卫自己国家和部族生存的智慧和勇气。郑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曾经专门有一章说郑国。周平王东迁之后，郑国一度十分蛮横，干出了抢割麦子、箭伤周王的事情。但是，随着齐、晋、楚、秦诸大国的崛起，郑国地位急剧下降，沦落成小国。特别是由于地处冲要，楚军北上、晋军南下，郑国都要应付、都要挨打，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秦国也打着郑国的主意。
我们在说楚庄王“问鼎中原”时，曾经说过一件事情。秦国乘着晋国办晋文公的丧事，派出兵车三百乘，千里行军，想通过打击与晋国同姓的郑国，逞逞威风，所以极其张扬地通过东周王城。陪着周襄王站在王城上看着秦军炫耀武力的小孩王孙满断言，秦军此去必然失利。结果不出王孙满所料，秦军并没能在郑国占到便宜。
原来，正是因为地处冲要、交通发达，郑国成了东西南北物产的集散地，商业繁荣，商人众多。有一位名叫弦高的商人，前往东周经商，路过郑国和东周之间的滑国（今河南巩县、登封一带），却见这里驻扎着大规模军队。弦高感到奇怪，滑国是小国，比郑国还小得多，哪来这么多的军队？一打听，原来是秦军路过此地，正在宿营，打击目标是郑国。
弦高闻言大惊，一面派人火速向郑国国君报告，一面自备了12头牛，当然还有酒肉布帛之类，自称受郑国国君的派遣，来到秦军军营，面见秦军统帅。弦高煞有介事地说：敝国国君听说贵军路过，十分高兴，虽然国小粮乏，仍然备下肥牛12头、酒肉若干，犒劳将军左右。国君还修了国书一道，将由使臣面呈将军。
秦军本来是想在滑国休整军马，偷袭郑国，没想到郑国竟然派人来犒军。疑惑之际，郑国的正式使臣也到了。此时在位的郑国国君是郑穆公，接到弦高的紧急报告，立即下令做好抗击秦军的准备，同时派出使者，带着国书，驰往秦军军营。郑国的国书口气十分诚恳，但又绵里藏针。怎么说呢？第一，听说贵军路过，本想尽地主之谊，但因国小民穷，储备不足，又不忍心搜刮百姓，所以实在无法接待贵军。第二，贵军可以在敝国的原圃狩猎，自行解决军粮，敝国将提供一切便利。第三，为了不慢待贵军，敝国已经通知了宋国和齐国，让他们做好接待贵军的准备。
秦军怎么办？两个字：傻眼。还有两个字：无奈。千里行军，贵在偷袭，别人已经有了准备，陈兵坚城之下乃兵家大忌，只好撤军。当然，秦军也不能空手而回，否则岂不连军粮都赔了进去？于是顺带把滑国灭了。但是，在回国途中经过崤山时，中了晋军的埋伏，主将被俘、全军覆灭。而这一次指挥全歼秦军的晋国统帅就是指挥过城濮之战的先轸。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件事，是要说明一个事实，虽然当时郑国的国力无法和齐、晋、秦、楚等大国抗衡，但上上下下都还在为捍卫自己的国家而努力。弦高只是郑国无数普普通通商人中的一个，但他在国家危亡之际能够挺身而出，延缓秦军的行动，并在第一时间通报国内；郑国的应急措施也很到位，一面迅速做好抵抗秦军的准备，一面派出正式使者，继续迷惑秦军，而且通报齐、宋各国，结成抗击秦军的联盟。这些都表现出一个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它的民众和贵族对于自己国家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与这个国家政治家们的表现直接相关。
为什么这样说？借用一句前些年流行的套话，但又是至理名言：“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看一个国家的面貌，首先得看这个国家有些什么样的领导人。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我们只说其中两位：子产和子皮。
子皮称子产为君子，自己为小人
子产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郑国国君郑穆公的孙子，名侨，子产为其字。按理说，郑国是姬姓诸侯国，子产也应该姓姬。但古人在一个大的宗族系统中有许多小宗，这些小宗以封地、官职、身份区别，所以又以封地、官职、身份为姓，中国现有的400多个姓，很多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故以“公孙”为姓，叫“公孙侨”，如同“王孙满”因为是周襄王的孙子而姓“王孙”一样，他们是以身份为姓。不仅如此，子产和王孙满一样，也属于早熟型政治家。
当时的大国之间固然有战争，小国之间同样也有战争。郑国就曾经出兵攻打蔡国，并且大获全胜。多年来受大国的欺侮，终于有机会捏了一个软柿子，扬了国威，所以有点儿举国欢庆的味道。但是，当时尚未成年的子产却对这一次所谓的“大捷”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为什么这样说呢？郑国是一个小国，应该勤修内政、获得民心，而不宜轻启战端。用今天武侠小说的话来说，一个三脚猫的武师不好好练功，却到处向人挑衅，那不是欠揍吗？况且蔡国是楚国的属国，蔡国受了郑国的欺凌，楚国绝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楚国以此为借口出兵，怎么抵抗？
这次领兵打败蔡国的恰恰是子产的父亲，见儿子如此评价自己的“丰功伟绩”，不禁大怒，厉声喝道：“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左传·襄公八年》）也就是说，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国家大事，敢胡言乱语，这是要杀头的啊！但是，子产的预言很快变为事实。当年，楚军就以蔡国为借口，发兵攻打郑国。
子产虽然是公孙，但在郑国，公孙是很多的，仅郑穆公就有十多个儿子，也就是说这一代有十多个公子，公孙自然更多。子产后来能够成为郑国的执政，除自身的因素之外，是得到郑国上卿子皮的赏识。子皮赏识子产，却是因为一桩关于人事任命的争执。
子皮的儿子尹何是个不错的青年，子皮希望让儿子出任一个邑（也就是一个地区）的长官，以便能够在政治上得到更快的进步。但子产坚决反对，理由是，尹何太年轻，无基层锻炼的经历。
子皮不以为然，认为子产不了解自己的儿子：这儿子经我一手培养，政治上绝对可靠，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资格，为什么不可以把他放在重要岗位上，让他在实践中更快地成长呢？
子产仍然坚持己见：父亲爱儿子是天经地义之事，完全可以理解。但要看怎么培养对他有利。您因为爱自己的儿子，就想让没有实践经验的他治理一个邑，这就大错特错了。举个例子，您家中有块好布料，想必一定要请好裁缝缝制，绝不可能让人用这块布料学习缝纫。如果是这样，那不就是糟蹋布料吗？从政也一样。重要的地区一定要让有丰富经验、有责任感并且熟悉这个地区的民情风俗的管理者管理，哪能够让一个生手用来练手呢，那把民众当成什么了？您是郑国的栋梁，如果有瑕疵，于国不利，所以我不敢不直言。
子皮没吭声。子产继续阐述自己用人的基本原则：“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从政的基本路径是，从底层、从具体事务开始学习，获得阅历、取得经验之后，才能逐步担当大任，而不是相反。否则，误民误国也误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绝不能把民众的命运作为培养官员的学费，绝不能把重要岗位交给没有管理经验的人练手，即使此人是最高行政长官的儿子。
诸位看看，身为上卿，郑国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子皮，只是想让儿子有个锻炼主政的机会，竟然在子产这里碰了钉子，还被这个晚辈教训了一通。
子皮怎么办？怀恨在心？给子产穿小鞋？从此让这小子没有好果子吃？如果这样看子皮，我们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听着子产的陈述，子皮从内心感到惭愧乃至羞愧，他向子产表达自己的真心感受：“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只有君子才能识大体、处大事，我真是小人啊，考虑的是家里的小算盘。作为一个人，我知道爱惜儿子，因为养儿可以防老。但作为郑国的上卿、国家的执政官，我却不知道爱惜国家、爱惜民众，不知道国家和民众才是护身的根本！
虽然子皮称自己是小人，但他应该是真正的君子——坦坦荡荡的君子。人皆有私心，从这一点说，君子和小人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君子闻道而喜、知错就改；小人则文过饰非，绝不认错，不但诿过于人，而且理直气壮地干坏事。
子皮正是从这件事认识到自己的狭隘，也认识到子产的大器，他把子产视为自己和国家的护身符，所以决心让贤于子产。
但子产并不愿意接受，因为要做郑国的上卿、做郑国的护身符太困难了。困难在哪里？8个字：“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前面4个字说的是郑国的国际环境，后面4个字说的是郑国的国内矛盾。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郑国的“国际环境”凶险，一个在大国的夹缝之中、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之中求生存的小国，时时存在被蚕食乃至吞并的危机。国内也是矛盾重重。郑国被封为诸侯300年，而且是个公国，历史久、爵位高，每一代国君都有若干公子、公孙，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贵族利益集团，资源少、蛋糕小，要求分蛋糕的多，一天到晚闹哄哄，这个家怎么当？
但是，子皮给子产鼓劲：“虎帅以听，谁敢犯子？”“虎”是子皮的名。老夫给你撑腰，看谁敢为难于你？当然说是这样说，有你这只老虎，其他虎或狼就不敢闹事吗？
春秋时期超越管仲的改革：子产新政
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
子产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没有选择。如果继续推辞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所幸的是，郑国还有一批像子皮这样顾全大局的贵族，给予子产强力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子产在郑国推行自己的新政。这是继管仲在齐国推行新政之后，春秋时期的又一次政治改革。不同的是，齐国是大国，管仲主政之时，齐国正处于蒸蒸日上的盛世；郑国是小国，子产主政之时，郑国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所以面对的阻力和压力更大。
《左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子产在郑国推行的新政，纲领如下：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所谓“都鄙有章”，是指在城里和郊外都建立起行政管理制度和章程。
所谓“上下有服”，是强调不同社会阶层的上下等级和尊卑之序，从公卿大夫到士农工商，要求各安其分。
所谓“田有封洫”，是承认家族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用法律手段确认贵族、平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乃至所有权。
所谓“庐井有伍”，是指建立基层社会的户籍管理制度，五家相保。
所谓“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则是专门针对贵族的。贵族中，忠公为国者给予奖励和任用，奢侈骄横者予以惩罚和打击。
子产新政的不少环节，特别是城乡户籍管理、基层社会组织、上下等级制度等，和150年前齐国的管仲模式一脉相承。这也说明，国家不分大小，也无论是在发展期还是衰退期，都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进行管理，否则社会将陷于无序状态。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子产的新政增加了不少管仲模式中没有的内容。比如，由于土地的家族占有正在成为事实，所以子产的新政使这一事实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也开了此后各诸侯国特别是秦朝统一以后“令黔首自实田”，即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先河。
此外，管仲模式是不禁奢侈的，不仅不禁，齐桓公和管仲是带头奢侈。齐桓公有酒、色、猎“三好”，管仲甚至“富可敌国”。但子产的新政则打击奢侈，这和各自所处的时代，特别是所在国家的国情是密切相关的。齐国大而富，郑国小而穷；齐国为东方霸主，郑国则是强国环列。
尽管得到以子皮为首的一批贵族的支持，但是真正能够对新政构成阻力的也恰恰来自郑国“族大宠多”的贵族。
子产承认贵族和平民对土地的占有，但这种承认是有交换条件的。土地的拥有者或使用者必须向国家缴纳田赋，所以子产的新政中还有一条，叫作“作丘赋”。当时以16井为一丘，按常规得向国家交纳一匹马、三头牛，但子产以承认土地所有权为交换，要求加赋。这个措施触犯了贵族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反对，子产甚至一度被迫前往晋国避难。在贵族们看来，不管你承不承认，土地都是我的，这是既成事实，但加赋却如同从他们身上割肉一般难过。
大家说，这时那个子皮到哪里去了？子皮哪里也没有去，他说服了大多数贵族把子产请回来，并把带头闹事的贵族驱逐出境。可以说是“成也贵族，败也贵族”。
其实，不仅仅是春秋时期齐国、郑国，古今中外的一切社会改良和新政新法，命运皆是如此。贵族支持则成功，反对则失败。失败怎么办？酝酿出革命和动荡。由于郑国多数贵族有大局观，使得子产在郑国推行的新政在排除重重阻力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左传》记载了一段歌谣，可以看出子产推行新政的艰难。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你看看这怨气有多大：子产这坏蛋太坏了，驳我的面子，夺我的财产，谁领头杀这小子，我一定参加。
但几年过去了，改革的成果体现了，又有歌谣出来。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我们有子弟，子产教他做人；我们有财产，子产帮着发财。如果子产死了，该怎么办啊！
从强烈反对到衷心拥护，可以看出人们对子产感情上的变化。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改革都意味着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自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必然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但是，改革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既得利益者的态度，一定程度又决定于改革者自身的表现。
子产所表现出来的无私使得本来举步维艰的事情容易起来。没有任何记载说子产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为个人和家族获取了利益，更多的记载是新政最终惠及所有人，因为它使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特别是，子产以自己宽大的胸怀，争取到人们对他的支持。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攻击子产而被子皮驱逐的贵族，子产保留了他们原有的财产，并且给予他们自由进出郑国的权利，这些贵族后来也成为子产新政的拥护者。
经典对话：“礼治”与“法治”的首次公开论战
子产在郑国推行的新政，不仅在本国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赞誉者有之。孔子高度评价子产在郑国的作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从子产身上归纳的恭、敬、惠、义四个字，其实应该成为所有当政者的四字格言：如果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既规范人们的行为，又带给人们看得见的利益，民众有不拥护的道理吗？
当然，批评者也有之。子产的好朋友、晋国政治家叔向对子产新政中的一些内容不以为然，并在子产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出台时提出激烈批评。激烈到什么程度？“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我一直把您当作榜样，现在罢了吧，您太让我失望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发生在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六年）三月，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命人将自己亲自起草的刑法条例铸于铁鼎之上。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作“铸刑书”。刑法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得而知，但公布刑法这一举措在当时却是具有震撼性的。就其目的来说，是用刑法警告所有的人，预防犯罪，同时又意味着对贵族特权的挑战，颇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精神，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礼记》） 理念的挑战。
叔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子产提出批评。
第一，公布刑法不合圣王之法。叔向指出：“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夏、商、西周以来的圣王处事都是靠原则而非条例，都是具体事情具体处理，而不是一把尺子量天下之事，怕的就是有人比附、有人对照，这样天下就乱了。
第二，公布刑法有损贵族尊严。庶人一旦知道刑法条例，就不再惧怕贵族了：我未犯法，你奈我何！所以叔向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我们其实十分熟悉叔向的这个观点，后来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者乃至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
第三，公布刑法预示国之将亡：“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叔向的这一预言带有咒骂性质，但也是从夏、商、西周三代的历史教训中得来的。
今天我们看待这些批评，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位死心塌地的顽固派对新法的态度，但叔向恰恰也是坦坦荡荡的真君子。他的这些批评都是在给子产的书信中直接提出的，毫无隐讳，可以说是政见上的针锋相对。
子产的回应充满诚意：“若吾子之言。”您的批评一针见血，但对于我、对于郑国来说，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需要考虑的是当务之急，是“救世”之策，没有办法顾及身后之事。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不要小看了这场论战，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礼治”与“法治”理念的第一次公开论战，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经典对话”。谁是谁非？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因为在此后政治家的治国理念中，“礼”与“法”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而孰轻孰重，则因时因地而异。叔向一方面在警告子产，多制预示亡国。但先亡国的却不是子产的郑国，而是叔向的晋国——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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