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李总理近日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我不是药神》的火爆,让“现实主义”成为了一个新鲜的热门词汇,观众们好像突然之间才意识到这个词汇所包含的魔力,好像是第一次睁大眼睛来审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

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但是,这个梦可以是一种精神境界,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离地三尺。电影脱离不了世俗,也因此,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直就没有缺席过,不过,或许被忽视过。

尽管相距现在的社会状况甚远,但电影《暴风骤雨》(1961年)在当时反映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相当鲜明的,可谓是早期中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

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电影《暴风骤雨》讲述了1946年的东北农村,我军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在肖祥队长的领导下,来到了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了,深入发动群众,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赵玉林、郭全海等人,改组农会,与恶霸地主韩老六展开斗争。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像一场迅猛异常的暴风骤雨,终于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反攻,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全力“保住穷人的天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影片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形象,也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

经历了文革之后的隔断,在上世纪80年代,以谢晋为代表的电影人,开始在银幕上书写了现实主义的传奇。当时在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的盛行下,人们开始反思文革,反思中国的命运。谢晋的两部代表作《芙蓉镇》和《高山下的花环》堪称是“用电影记录时代转变的现实主义力作”。

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由谢晋导演、姜文、刘晓庆等主演的作品《芙蓉镇》(1986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建国初期的故事,以芙蓉镇上的女摊贩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的遭遇,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做了严肃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

影片通过政治运动前、政治运动中、政治运动后的时间轴,串接起不同身份的人物在三个阶段的不同和命运,以朴实逼真的生活事件来展示极左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人性的叵测。

可以说,谢晋在以亲历者的身份来直面历史,犀利地指出了社会的病之所在,《芙蓉镇》里的那句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就算是现在听起来,也可以让人心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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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高山下的花环》(1984年)可以算是中国最好看的一部战争片,在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取材于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中,《高山下的花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部影片的“写实”并不在于战争,而是通过战争来暴露现实,影片并没有把军队形象简单化、理想化,而是大胆地表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部队生活的复杂性乃至阴暗面,比如上级指挥不利,只用尺量图而不顾地形来要求部队的行程;副连长开路牺牲却因生前性格直爽而不予评功;革命干部家母亲打电话到前线开后门,暴露了军二代走后门的弄权。而在战争结束后,赵蒙生完成了蜕变,梁三喜和靳开来却牺牲了,但一切并没有停止,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与反差仍然显露,老区人民的贫困,烈士留下的带血的欠账单都让人揪心不已。

相比于“第三代导演”谢晋,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处于更加大的变革之中,人们变得富裕了,但是,这种迅猛的消费文化爆炸性发展中,人们却变得手足无措。于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都开始将视角对准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1992)和贾樟柯的《小武》(1998)、《站台》(2000年)堪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尤其是第六代导演的影片,为了形成一种集体突围,为了有意避开第五代导演的“宏大叙事”,他们选择了以中国社会的当代现实为背景,以底层人、边缘人为关注对象,直面现实的混乱与人性的丑陋,采用写实化的风格,不回避尖锐的社会冲突。

李阳导演的三部曲也是以大胆来形容,《盲井》聚焦矿山诈骗杀人案;《盲山》应该可以算得上最有深度的一部描写人口拐卖的国产影片;《盲道》则把目光放在了乞讨儿童的身上。

但是,第六代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并没有契合当时观众的审美和需求,更多地是在自说自话,甚至被体制所不容。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形成延续性,在好莱坞进口片和商业大片的冲击下,七零八落,以至于很多导演不得不加入商业化进程,而弱化了对于“现实”的关照。

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近年来,资本对于中国电影的介入越来越深,中国电影创作者开始向好莱坞学习工业模式、类型套路。于是,娱乐至死,资本获利成为了最首要的任务,使得生动感人的原型故事和原创故事在不断消失,代之以取巧的山寨喜剧、都市爱情片,这些影片摒弃了思想与人文性,把段子和流量明星拼凑在一起,让人们遗忘了“现实”。

在这种氛围下,《八月》、《老兽》等现实主义题材都被市场忽视了,直到《我不是药神》的诞生,它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尊重了电影的创作规律,以一种更大的慈悲来关照当下和人性,而不仅仅是批判和指责,让人们既体验到真实的残酷,又有一种被理想抚慰的温暖,它提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图景,没有让人们在现实中死去,而是在未来中更好地活着。

比起“药神”,它们更称得上是现实主义力作

可见,现实主义并非只是将镜头对准现实而已,而是要有强大的叙事能力来完成表达,展现创作者的真诚与悲悯,这不仅仅是打出“现实主义”这几个字就能够概括的。电影是电影,现实归现实,能用电影与现实形成巨大的共振,才是现实主义的成功。

此前,中国观众一直在“羡慕”近邻韩国能够拍摄出《熔炉》、《素媛》这种能够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电影作品,如今《我不是药神》终于让现实主义题材在中国银幕上引爆,这也是对于几十年来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回响。在中国各个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引人深思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既是光影艺术,也是诚实的纪录,让人们客观看电影,通透地观人生,让电影的魅力不再虚幻,而是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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