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疆域面積的不斷擴大，唐朝開始停下主動擴張的步伐，轉而以防禦的姿態，應對邊疆的事務。這是一個必然的選擇。但是，即便停下擴張的腳步，唐朝皇帝仍要面對一個問題：如何統治一個疆域面積龐大，並仍有外部隱患的帝國？最鼎盛時期，唐朝疆域突破了一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面積。
在古代通訊工具不發達的年代，如何統治這一片土地，極為考驗朝廷的智慧。他們既要能夠管理這些土地，又要能發揮這些地方的優勢，不能限制得僵硬，讓地方難以運轉。尤其是邊疆地區，這些地方應對突發戰事時，需要有足夠靈敏的反應速度。
而且，不能僅靠某個邊疆地區零散的防禦，需要整個區域的邊疆地區互相協同調度，才能有足夠的資源去進行反擊，達到主動防禦的目的。正是這些因素的促進，唐朝藩鎮節度使的雛形就開始不斷演變產生了，更有天寶十節度使的說法。
跟一般的官員不同，藩鎮節度使手上掌握著邊地區域的軍事大權。唐朝時，為了更好應對外部威脅，從各地調集了大量軍隊在邊境。這些軍隊很大一部分，都掌握在節度使手中。
在天寶十節度使中，掌握兵員數量最多的是范陽節度使，他的手上掌握著九萬一千四百人的兵員。其他節度使中，最低數量的嶺南五府經略使，手上也掌握著一萬五千四百人的兵員。
當然，節度使跟其他官員的差別，不只是有大量軍權而已。朝廷為了讓他們可以靈活應對邊地威脅，會給予他們極大的自主權，可以讓他們在應對突發情況的時候，及時做出正確的反應。他們就相當於唐朝時，掌握軍隊實權的邊地封疆大吏。而且，到了唐朝中期，因為邊地兵源大量逃亡，節度使又有了自行募兵的權力。這等於讓節度使有了培植私人力量的機會。
這種特殊對待，讓唐朝節度使在當時的風頭極盛。不管是地方，還是中央，他們都是重要大臣。風頭極盛。尤其是皇帝為了拉攏節度使，還會給予一些正常官職外的特殊對待。例如安祿山，他除了會諂媚唐玄宗外，更因為自身確實有軍事才能，贏得了特殊恩寵，被認作“義子”。
唐玄宗甚至讓安祿山同時兼任河北三個節度使的職位。而這三個節度使中，其中就有統兵數量最多的范陽節度使，以及其他兩個統兵數量分別在三萬、五萬的平盧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也就是說，安祿山手中掌握了近二十萬邊地精銳人馬。
這已經打破了唐玄宗在設立節度使時定下的“不久任，不兼統，不遙領”的原則。這原本是制約節度使謀亂的根本。所以，後來安史之亂的爆發，並非沒有緣由的。
而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玄宗又讓節度使兼任原本用來監督他們的採訪使。這讓節度使的地位，更加無法無天。安史之亂雖然暫時平定了安祿山等人的叛亂，卻無力繼續追剿藩鎮節度使的殘餘力量。除病不除根，後患無窮。
節度使在地方實力愈加根深蒂固，後來還形成了可以世襲職位的節度使職位。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逐漸形成，最終成為滅亡唐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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