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蘆繼兵 裝甲兵工程學院指揮管理系原主任、夏川之子
我的父親夏川，1918年生，河北省平山縣人。我的母親吳靜，1922年生，山東省濟寧市人，抗日戰爭期間，他們都是在冀魯豫戰鬥、生活過多年的老冀魯豫人。
1946年，我的父母在冀魯豫，抱的是我一個夭折的姐姐。
我的爺爺叫盧界高，民國後，考入保定府巡警學堂，畢業後分配到平山縣西區任區官，後任平山縣支應局局長，公安局局長等職。在保定警官學校，盧界高參加了國民黨，但他為人正直、喜交友，重義氣，性子急燥，一九二九年，因為不滿意國民黨的一些劣跡，與國民黨平山縣縣黨部負責人張天傑衝突，遂辭去平山縣黨部委員職務，出走他鄉。張天傑乃誣陷盧界高為本縣四大土豪之一，通令緝捕，此後，他在同學的介紹下連續在閻錫山的舊軍隊任書記官，還在定襄、洪洞、文水任過公安局長。1937年日本佔領華北，閻錫山政府混亂不堪，爺爺盧界高在同鄉馬筱景的介紹下，在衛立煌第一戰區兵站部三十四集團軍兵站分監部任兵站分站長，積極參加抗戰活動。後34集團軍退守陝甘寧青，歸了第十戰區，爺爺離職。1946年病故在河南澠池。
受家庭的影響，父親夏川為人耿直、爽快、積極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夏川，原名盧鎮華、盧向晨，筆名白炎。1932年考入河北省立正定中學，1935年考入北平新聞專科學校，1936年4月1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革命隊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8月1日到山西太原市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1938年5月參加八路軍，在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民運部工作，改名夏川。9月到延安抗大學習，12月編入抗大一分校，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調八路軍第二縱隊政治部，歷任宣傳股長，隨軍記者團主任，宣傳科副科長、科長，宣傳部副部長、部長，旅、師政治部主任，軍宣傳部長。1950年2月，奉調二野五兵團十八軍任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執行進軍西藏任務。1952年西藏軍區成立後，任宣傳部長兼文化部長。1955年8月調任總政八一電影製片廠副廠長，授上校軍銜，被授予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26年後，1980年主動要求再次進藏，任西藏軍區副政委、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西藏文聯名譽主席。1983年離休後，為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顧問、西藏文聯名譽委員。1988年8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青少年時代追求進步，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夏川少年時代就很喜歡進步文藝，特別是新詩。上高小和初中時，都多次在刊物發表過文章。中學時就開始閱讀進步書籍，16歲時發表了第一首歌頌社會最底層勞動人民的新詩《挑水夫》。17歲在北平上新聞專科學校時就積極參加北平學聯的秘密活動和北平進步青年的文藝活動，成為當時在平津詩歌運動中產生過積極影響的刊物《詩歌雜誌》的熱心成員。1935年，夏川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學生遊行示威活動。一二·九運動以後，便參加了由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革命隊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任北平新聞專科學校的分隊長。1936年，因積極鼓動和組織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同學參加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絕交、討伐冀東偽政府的一二·一二學生遊行示威活動，被學校開除。
1936年底，被學校開除、即將到山西太原的夏川（後排右二拿包袱者）和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同學們合影留念
毅然攜筆從戎，參加抗敵決死隊
1937年，被學校開除的夏川在地下黨員陳大東的帶領下，到山西太原參加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在太原國民師範的軍政訓練班第九連學習，後編入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總隊三大隊七中隊。參軍後，夏川積極從事宣傳文化工作，他編寫了《決死隊隊歌》，還以筆名白炎寫了歌詞《武裝保衛山西》（由著名音樂家呂驥譜曲）。
“起來，同胞們！起來和鬼子們拼！他炸燬我們的工廠，他炸燬我們的鄉村。只有戰，只有拼，才能死裡求生！……
拿起那一切武器——鐮刀、菜刀、斧頭、鋤頭，鳥槍、土炮、長矛，來保衛父母、兄弟、姐妹，生命財產，田園土地，武裝保衛山西”。
這首氣勢磅礴的戰鬥歌曲，曾經響徹整個華北戰場，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群眾和青少年的抗日熱情。2005年，這首歌曲又被選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文化華人音樂經典歌曲作品在北京演出。
經歷過當年抗戰生活的老年人，幾乎都唱過或聽過這首歌曲。著名劇作家陸柱國在為《夏雨集》寫的序言中不無感慨地說：“我和夏川同志相處三十多個年頭，其中大半時間是直接在他的領導之下工作，竟然不知道我在兒童時代最愛唱的這首歌詞，原來是出自他的筆下。”
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最前線
1938年9月，夏川和另外三位戰友一起，渡過黃河，經過西安，衝過國民黨的百般刁難、盤查，順利地到達了革命聖地延安，並在抗日軍政大學五大隊報了到。1938年12月22日，抗大總校副校長羅瑞卿同志在甘泉召開動員大會，宣佈中央決定要成立抗大一分校挺進敵後，並說明了建立分校的目的和意義。夏川和戰友隨即進軍延長，於25日正式成立抗大一分校，1939年1月東渡黃河，1月21日到達晉東南，2月23日舉行抗大一分校第一期開學典禮，開始了正規的學習生活，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5月，分校政治部調夏川到政治部任宣傳科長，後到文工團擔任支部書記，從此，他一手拿槍，一手拿筆，一邊戰鬥，一邊寫作。在文工團他寫了《文工團團歌》，在抗大一分校他寫了《學習歌》，他寫的《把鬼子趕出鴨綠江邊》（久鳴曲）這首歌，也曾經鼓舞過千千萬萬的革命青年投入了抗日隊伍，和《大刀曲》、《流亡三部曲》、《義勇軍進行曲》一起成為當時學唱最為廣泛的抗日歌曲代表作。
夏川在抗大一分校
1940年，夏川奉調八路軍第二縱隊政治部，在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宣傳科任宣傳股長，後任二縱的宣傳股長兼冀魯豫軍區宣傳部文化娛樂股股長，做部隊的政治工作。
1941年縱隊政治部成立了冀魯豫軍區宣傳部隨軍記者團，夏川擔任了隨軍記者團主任。1944年入中共中央冀魯豫分軍黨校學習。1945年5月黨校畢業，任冀魯豫軍區宣傳部宣傳科長。1945年11月22日，冀魯豫軍區七縱成立，任七縱21旅宣傳科長。1946年8月，任冀魯豫軍區七縱宣傳部副部長。1947年9月，一七合縱後，任冀魯豫軍區宣傳部副部長。1949年2月，任第五兵團17軍宣傳部部長。參加了隴海、巨金魚、淮海等戰役。
1941年，夏川任記者團團長時和團員在一起
他在這個期間寫的詩歌和報道《血戰蘇村》、《沙區劫後》等，熱情地謳歌了八路軍那些寧死不屈，頑強奮戰，前仆後繼的英雄戰士，控訴了日本強盜實施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解放區文學史冊上留下了永放光芒的篇章。
進軍西藏，把紅旗插到喜瑪拉雅山上
1950年2月, 在二野五兵團十七軍任宣傳部長的夏川遇到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當時，夏川32歲，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十幾年的戰爭生活，備嘗艱辛，歷經險阻，剛剛進入貴陽，有了一個可以過上安定生活的機會，但是夏川卻絲毫沒有考慮個人的得失，立刻答應張國華軍長的邀請，調任十八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執行進軍西藏任務。
1950年，父親和張國華軍長在進藏路上，大渡河鐵索橋上聽張軍長講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故事。
正是由於這種革命軍人所具有的忠誠和責任感、使命感，使他無論在艱苦卓絕的進軍途中，還是在到達拉薩之後開展複雜、細緻的統戰工作，都作出了成績，得到上級和廣大指戰員的讚許。進藏路上，他和戰友們一起爬雪山趟冰河，為了能和沿途的藏族人民交流，他帶頭學習藏語，吃糌粑，喝酥油茶。昌都戰役時，他率軍工作組與五十二師參謀長李明、副政委陰法唐一起帶154團執行穿插任務，參加了北線千里大迂迴的作戰，很好的達成了作戰預期目的。
1952年西藏軍區成立後任宣傳部長兼文化部長。在統戰和宣傳工作中，他不但和當地群眾打成一片，也和許多上層愛國人士交了朋友。1954年他帶領一個小分隊執行總政下達的電影拍攝任務，克服高原反應，上到六千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北麓，把五星紅旗第一次插到喜瑪拉雅山上。
寓教為樂，積極開拓我軍軍教片、記錄片的新天地
1955年8月，夏川調到八一廠工作後，負責軍教片、紀錄片的組織領導工作。他虛心學習，認真摸索，很快就成了拍電影的內行,他組織選題的軍教片《奇襲武陵橋》、《越海捕俘》、《叢林戰》、《步兵打坦克》對推動部隊軍事訓練和全面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廣大官兵的熱烈歡迎。特別是他提議並主抓的生動體現毛澤東關於人民戰爭思想的民兵傳統教育片《地雷戰》（1962攝製）、《地道戰》（1965攝製）等影片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十年久映不衰,家喻戶曉,成了中國電影的經典。
1962年，總理接見拍攝對印自衛反擊戰的攝影人員。
他組織拍攝的新聞紀錄片《將軍當兵》、《英雄戰勝北大荒》、《向毛主席彙報》、《偉大的戰士——雷鋒》，《軍墾戰歌》《對印自衛反擊戰》等都真實反映了軍隊的面貌，激勵了部隊的士氣,展現了感人肺腑的軍民魚水情。他還親自給紀錄片《硬骨頭六連》和《我們都是神槍手》寫歌詞，除此而外，併為廠內外的故事片寫了很多有見地、有水平的影評文章。
“人雖遲暮性如火，滿懷豪情返高原。”
夏川調到北京工作後，他那一顆心卻沒有離開西藏，凡是有關西藏的任何一條新聞、一部作品，他都極為關注。當他離開西藏26年之後，1981年，已進入62歲花甲之年的夏川，懷著異乎常人的勇氣和熱情重返西藏，“願在邊卡度餘年”，決心要把他的畢生精力獻給西藏人民。
1980年，父親第二次進藏工作。
第二次進藏任軍區副政委期間，他兼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仍主抓全區軍內外的宣傳、文化工作。
他多次下部隊，深入基層，到邊防哨所……他曾經兩次到海拔5300公尺的高山哨所查果拉，在極度缺氧的情況下，去看望鼓舞了那些“立足雪山、放眼天下”“長期建藏、以邊疆為家”的英雄戰士，併為他們寫下了讚頌的詩文。是當時唯一的一位曾經在哨所和戰士居住過的軍區首長。
在他的組織、主持下，西藏籌備、成立了文聯，他任西藏文聯名譽主席；召開了西藏首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創辦了《西藏歌舞》雜誌，出版了《藏族作者小說專輯》，並親為作序；舉辦了五省區藏族文學座談會；為推動西藏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離而不休的“不閒牛”
1983年9月，65歲的夏川從西藏軍區副政委的崗位上退了下來，回到首都北京。他是一個心情開朗而且具有高度熱情的人，更沒有忘掉姚雪垠、魏傳統等摯友們的叮嚀：“耐得寂寞耐得寒，不憂身殘憂志殘。春光總是年年好，揮筆走龍灑江天。”寂寞正好盡情地燃燒，冷清自有哲思的歡暢，他心裡升起的是“放盡餘熱”，再做一番事業的強烈願望。
夏川和魏傳統、王願堅、崔田民等人一起編輯冀魯豫黨史書籍。
1984年4月，他為《新文學史料》撰寫了《詩歌雜誌》和《海風詩歌小品》的文章之後，接到戰爭年代冀魯豫軍區老領導趙健民的約請，全身心地投入了編寫《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的任務。並且又和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成立了文藝組，負責組織編寫《冀魯豫解放區文藝叢書》，執著地讓自己的晚年在文苑中盡情放射出光和熱。
多年來，他和戰友們一起對一個一個的選題進行反反覆覆的研究，有時還要跑圖書館、檔案館、資料室，從那堆積如山的書報中查閱資料，經常每天伏案六七個小時，對自己負責編審的書稿一詞一句地斟酌和做必要的修改。
為了趕時間完成編撰計劃，夏川有時比在職還忙、還緊張。1987年，他已年近古稀，去貴州商談落實一本叢書的出版事宜時，突發心肌梗塞，經醫院緊急搶救，才度過一劫，愈後仍堅持繼續工作。後來，他經常因心絞痛發作而住院。親屬和戰友們都勸說他：“你已是一個年老體弱的人，過去該乾的事都幹了，千萬不要再當‘拼命三郎’了!”但是樂觀精神和責任心仍然支撐著他做完了一件又一件事。對於編輯出版計劃內的事，他做起來就放不下，甚至把病房當成了工作室。在組織編輯冀魯豫解放區文藝叢書的時候，有一次，夏川因病住在解放軍總醫院治療，還時刻想著編寫和出版方面的事情。在二十多天住院的日子裡，他寫給編輯和作者的信件就有三四十封之多。
夏川特別讚賞老戰友馬冰山在重訪冀魯豫戰地時寫一首詩：“平原百戰八春秋，壯壓倭奴肯叩頭。遲死吾儕天有意，老人惟愛不閒牛。”並以此自勉。他對親友說：“拼命三郎我是不會當的，就當一頭離而不休的‘不閒牛’吧。”
離休以後，夏川不忘冀魯豫的情結，參與編輯出版的書籍有《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大事記》、《冀魯豫解放區文藝叢書》、《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一二·九詩選》等達18本之多，都有很高的文學和史料價值。在此期間，他還整理出版了自己的詩文集《夏雨集》、《戰地草》、《雪域放歌》。在文苑辛勤耕耘，成績可觀。
他經常關注普通群眾的生活狀況和所思所想，惦記著家鄉的父老鄉親。在老家平山縣發起扶貧助學活動時，他一人就負責了十個孩子的學費並和十個兒童及其家長建立了書信聯繫，經常寄去孩子們需要的書籍。他還時常懷念抗戰時期山東的老房東。在編寫《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期間，特地抽時間專程去尋訪看望。
夏川同志曾因一些左的政策而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批判，被揪鬥，但他始終對黨忠貞不渝，堅信黨和人民群眾，無論逆境順境，始終義無反顧地全身心地投入黨、軍隊和人民的事業，為黨和軍隊的文化宣傳事業貢獻了自己的畢生力量。
2005年8月25日，夏川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7歲。
我的母親吳靜，1922年11月26日出生在一箇舊官僚家庭，1944年參加革命工作，1945年7月入伍，1948年12月入黨，歷任文化教員、助理員、人事股長、幹部幹事、幹部科長等職。於1987年10月23日去世，享年65歲。
1951年，母親吳靜在進藏的路上。
吳靜是抗戰末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戰爭年代，她意志堅強，埋頭苦幹，經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艱苦鬥爭的考驗，表現出高度的獻身精神。在冀魯豫日報工作期間，因工作突出，曾立大功一次。在參加冀魯豫地區土改複查運動中，工作積極認真，正確地執行了黨的政策。1951年隨十八軍進軍西藏，是第一批進藏的女兵，在高原缺氧、氣候嚴寒、生活艱苦的情況下，雖一度身體不好，但她始終能吃大苦，耐大勞，克服重重困難，勤奮工作，為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後，隨軍隊第一次轉業大潮，到重慶療養院任副院長，後調到八一電影製片廠，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和幹部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吳靜同志根據工作需要，幾次退出現役和轉入現役，有時職務反而從高轉到低，但她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工作認真負責，待人誠懇，作風樸實，團結同志。她情況熟，業務水平高，認識、熟悉八一廠的所有幹部，人稱八一廠幹部的活檔案，為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建設和幹部工作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我的冀魯豫父母，我們永遠懷念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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