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路的“计步测里”，笔者简称“步里”。此步里自周代始，至少沿用到近代初。让人难解的是，古文献中不见“计步测里”简介，诸正史对其里长也极少提及。部分历史专家经过百余年探索，直到公元2000年，才在权威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附录》中公布《中国历代亩积、里长表》①（下简称《里长表》）。但其中并无辽、金、元三代的里长，且此表所列北魏、隋代的测里步幅竟然达1.7米左右，殊不知如此长的步幅只能用在测量小块土地面积或城墙长度上，在道路的“计步测里”中是行不通的。此表所列历朝里长，实质上是历朝规定的每里的步数与步尺数的乘积，且精确到0.1米，这就与古代实际实行的道路计步测里里长及特点不符。故此《里长表》并不能反映历代道路步里的真实里长。本文试从“计步测里”的低精度及常态步幅和步幅受限等方面对计步测里作新的探索，并兼作辽里初探。
一、道路计步测里的基本特点
计步测里如果自战国算起（实际更早些）至民国初，也沿用了2300余年。其基本特征和操作要领与古代实际里长直接相关，这在研究计步测里中不容忽视。然而学术界及古文献对此都极少提及乃至缺记（或许古人认为这是常识？），故笔者这里探讨之。
1．古代里长定义新解读
古文献中，无论唐以前尺较短时 “一步六尺，三百步一里”，还是唐以后至清末，尺稍变长期间改为“一步五尺，三百六十步一里”，在道路里程的实施测量中都是用步来测量里长，这在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步尺长。如果按照《里长表》给出的历代里长数据，是以“一步六尺，三百步一里”，即一里等于1800尺来计算的，折合成今里长又精确到十分之一米（如秦的里长为417.6米）。对古代实际里长如此理解和计算是不妥的，如是这样，古人直接就定义为1800尺一里，岂不更确切、精准？问题的关键是，古代并不需要高精度的道路里长，古代道路里长与百姓生活关系不大，用步量里的低精度（精确到米亦困难）足已够用。
2．计步测里基本特点
我们从现代野外地理科考（笔者曾实习）和军人野外军训科目中可以看到与之极相似的测距方法，当不要求高精度的距离数据时，常采用“计步草测距离”的方法来量算长度。此方法是：测量者事前先测量出自已常态下的平均步幅（此指“双步”幅，即古代所称“举双足为步”），再以此步幅乘自已行走的步数（心计或读取腰挎计步器上的步数）即得距离。这种测距方法似应来源于古代的计步测里，二者的原理相同，方法极相似。
上世纪普通身高（1.70米左右）的人，常态下行走的平均步幅在1.40～1.45米。用于短距离计步草测时，部分测量者标定自已平均步长，为了方便计算，有人将步幅微调增至1.5米（测距误差会增大）。而古代十数里以上较长距离或更长的驿间里程（中原多为50里）步测中，步幅若稍增就费力，很难操作。若步幅稍减（稍慢些行走即可）即可省力，易被采用。笔者另推断，道路计步测里很可能采用多人分段步测（或四五人？），这样便于计数，也有利于减轻测量者的负担。
古代对于步尺数的规定，只是要求测量者的步幅不能太“离谱”，如果让测量者准确走出规定步幅是很难的，也无多大意义。对步长以尺数来粗略限定，这对所测里程能被社会认可有一定作用。
兹对计步测里基本特点概括如下：
⑴ 受限于古代科技和测量工具的水平，计步测里是当时测量道路里程相对省力和成本较低并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方法，因此能沿用2300余年。
⑵ 由于古代道路里程的准确程度与百姓生活关系不大，故道路计步测里精度低。不同人的步幅和测量结果有差异，是允许的，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
⑶ 为使计步测里者省力，测量者的步幅可适当缩减。
⑷ 计步测里通常应由官方管理交通的部门指派人员（含驿站人员）操作。
⑸ 道路计步初次测里后，通常后世很少重测，多为历朝沿用。
⑹ 即使新朝代对尺长作微调，计步测里步幅并无随之调整的必要，且步幅也难以随之微调。（此条下面详考）
二、古代道路实际使用里长演变的新诠释
1．战国至唐初以前道路实行300步一里
学术界公认，先秦时期的度量衡，大多出于后世的回忆，实际情况不大情楚。战国至唐初一直使用“一步六尺，三百步一里”的里法②。兹据《里长表》，战国、秦、西汉间尺长合今23.2厘米，“一步六尺” 的步长合今1.39米，近似值1.4米，这正是当时数十里的驿间里程普通人适用（或稍缩减）的步幅（当时人身高和步幅稍小于今人），一里长合今近420米，并维持了近五百年。其后400年尺长微增到东晋时24．5厘米（从23.2到24.5厘米，也是古代一分长为黍粒的横长转到纵长的演变）。这期间东汉晚期至魏（三国）尺长增幅最大为6毫米，“理论”上的里长由此增10米（即只增2.4％）。若因此改变低精度的旧里长显然无甚意义。更何况曹魏只存在46年，改动步幅不可能。同理，《里长表》所列存世14年新莽时的里长（比前朝只短2米）更是多余的。但随着尺长的微增，西晋至东晋时“理论”上的一步幅六尺合今1.45～1.47米，如果当时的部分计步测里者使用这种步幅（以多人分段步测的情况下），其实际里长最大可达约441米。
到了南北朝时期，各国尺长增长不一，有的增幅很大，如北魏尺比前朝增长14％多，达28厘米。后继的东魏、北齐的新尺长增至合今30.2厘米，北周新尺长为29.6厘米，隋一统后沿用北周尺。但这些都是官尺，主要用于量布征绢。如用这类新尺的“一步六尺”来规范测里步幅已明显行不通，六尺一步长1.68～1.81米，即便选身高步大的人也难实现（误差亦增大）。故计步测里只能保留沿用前朝东晋的里法，如北周就保留了与东晋、南朝宋相同（合今24.6厘米）的尺（别称“铁尺”），隋继承之，用为律尺和计步测量道路里程。此里的理论长度为443米，与东晋、南朝宋的里长基本相合。后来完成一统的隋，有以新官尺（合今29.6厘米）“五尺为步”的尝试③，但其存在只37年，很难推行。其间大小尺并存，测量土地面积与计步测里的步幅相差过大的矛盾显现。这自然要摧生计步测里、量地步尺数和步数的改制。
综上述，唐初之前的九百年间，在道路计步测里的实际运用中，多是采用合今约1.4米或普通人常态步幅操作，满300步即一里，一里长合今约420～441米，或作430米左右，或为430±10米。
2．唐代道路计步测里的改制
为解决测量土地面积的步幅过大、难操作的问题，及其与计步测里步幅不一的矛盾，唐初在沿用隋朝合今29．6厘米长官尺④的基础上，先是于唐初武德七年（624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 。 ⑤此“一步五尺”（用隋合今29．6厘米长官尺）与隋及其前 “一步六尺”（保留使用的长24．6厘米小尺）步长相当。后又有唐《令》规定“一步五尺，三百步为一里”⑥（宋初钱易《南部新书》卷壬引唐《令》），这种里称唐小里，其里长合今444米，与前朝隋的道路计步里长444米相同。到贞观、永徽年间（627～655）朝廷颁布新《杂令》，规定“诸度地以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⑦。此文献应指唐大尺，其里长合今约533米。唐的大里与小里并行，各有各的用途。闻人军先生在其文中认为，“唐代城市建筑等用唐大里，在天文大地测量及一些道里记载上用唐小里”。笔者赞同此说并认为这种状况应在唐初期。唐中叶后，在新道路上实际推行的应是对五（大）尺一步（合今1.48米）微缩减的步幅（即唐以前沿用900余年的合今约1.4米的步幅，这在古代似是计步测里的常识），360步为一里。因为这样更省力，其500米左右的里长（笔者姑且称作新步里或新里）与小里的长度约444米较接近些，也便于过度。或因测量新道路的机会太少，以致文献对此缺记？故唐代在道路里长上是小里和新步里并行的过渡时期。
3．宋辽以后至清代的道路里长
⑴ 北宋承唐制，亦新里、小里并行。宋廷曾制做记里鼓车，即采用所谓官方大里的长度。但这种记里鼓车只是用于皇帝的仪仗队中，并未在道路测量中推行。大里依然只用于城市建设上。但“北宋各地的里亩制度很不统一”⑧，对道路里程：在旧路上，唐代的小里“一步五尺，三百步一里”的里法仍沿用（南宋的《数书九章》卷五“三斜求积”就记到“里法三百步”），此即唐、宋小里；在新道路上，则采用以常人或比常人稍减的步幅（约1.4米），360步即一里的新里（其长与浙里相近）；南方则有里长近于今市里的浙里流行⑨。唐、北宋道路上的小里与“新步里”、浙里并存，毕竟属于过度性。到南宋时即以浙尺为官尺，并用于里制、亩制。浙尺长合今27.5厘米，1浙里合今495米（按1步5尺，360步1里）。北方长约504米的辽、金“步里”（后面专题考述）和南方长约495米的南宋“步里”（浙里）长度都与今市里十分相近，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在接受唐代计步测里1步5尺，360步一里的新里法中，顺其自然地保留了各自适用的尺，且1.4米的步尺长与测量者适用的微缩步幅相合。此后原小里渐废。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其使辽行纪《使虏图抄》中记辽境道路里程最详，他是浙江杭州人，当然熟悉浙里或新步里相当辽里，即当时南方、北方（辽）的实用计步里长已经相当。简言之，都是以常态步幅或稍微缩的步幅，行360步即一里。故宋人在使辽行纪中涉及辽境里程时就未说明是宋里还是辽里。或许这在当时官场中已是常识，以致诸行记都忽视未记。
⑵ 元代有“省部所降官尺比古尺计一尺六寸六分有畸，天下通行”⑩之说。此1元尺约当1.66×23.05厘米≈38.3厘米，“一步五尺”即1.91米，按元代所谓“240步一里”的里长即460米。但元代这种所谓官方“尺里制”，从其一步1.91米的步幅看，用来计步测道路里程肯定不能操作。如用于城建和小面积的量地，即以尽量迈大步操作，其误差之大不言而喻，必难推行。“各地沿用里法360步者仍不乏其例”。如“（明）《元史记事本末》卷十三“治河”，即“用古算法”，采每里360步之制”Ⅱ。故元代道路里长实际应用的是沿用古代常态步幅或稍微缩的步幅，360步的里长500米左右，南方袭用南宋后期官里长近500米的浙里。二者几乎相同。
⑶ 明、清时的道路实际里长
《里长表》列明、清二代量地尺长分别为31.8厘米、32.0厘米，并用1步5尺，360步一里定制，推得明官里长572.4米，清官里长576.0米。这两种步里长的步幅长1.6米，已不能用来进行计步测量道路里程（除非用身材特高的人）。这个步幅或只能用在地积、城建、渠道的测量上。故有研究者称，明代江南部部分地区仍流行浙尺（长27.5厘米）、浙里（约495米）12。笔者以为，北方自北魏影响辽至金代流行的合今28厘米的尺长，按5尺一步长1.40米，再乘360步，这种约504米的里长（详见最后一部分）到明代北方民间依然沿用。这一计步测里方式，实际应用中，即相当于用普通人常态下步幅或微缩的步长走360步即是一里。我们从下面一些明、清代文献所记的道路里程与现代里程相对比，即可看出其实况。
① 明代
传世的明代北方行纪颇少，记到里程者更罕见。《明史·地理志》对道路里程的记载下功夫不多。其记塞外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原大宁都指挥使司）与其所属诸卫间的里程竟然有不少空缺着。
但《明史》所记关内道路里程仍有参考价值。下面择笔者对古地名今址及其与相邻驿站间路径未变者（以1比145万比例尺图上量读）的实例录入：
通州，“西距（顺天）府四十里”。此里程与今同；易州（今易县），南距保定“府百二十里”。今亦此里程；沧州，“西距（河间）府百五十里”。今近于此数。这些例证表明，明代计步测里的道路里长与今市里相当。
② 清代及民国初
清代道路里长就塞外而言，以清代驿道塞外段平泉至赤峰间道路为例：用民国元年《蒙古考察报告》所记，从平泉经宁城境至赤峰古道里程为365里13，其路程今为350市里14。两相对比,至少可证晚清道路里长并不比今市里长，二者相当接近（只差4％）。此可证清代塞外道路并未应用大于今市里15％的所谓576米的清里长。
关内京师附近的道路里长，兹仅举清代更可靠的二例即可证明：A．北京至承德间驿道里程（康、乾二帝数十次往返其间），《承德府志·卷七疆域》称承德府治“西南至京师四百三十里”15，《中国交通旅游图册》等书中“河北幅公路里程表”列其间为221公里16，即442里。二者间路径近乎相同，里程相差甚微（仅相差2.7％）。B．北京至保定间的里程，《东蒙古纪行》记为292里，上述河北省公路里程表列其间里程147公里，即294市里。此大段道路里程清代与现代几乎相等。由此可见，清代道路实际使用的计步测里里长与今市里长相当。此类例证，可举更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清代道路计步测里约500米的里长，实际即是计步测道路里程者以约1.4米或常人的步幅行360步的结果。所谓576米长的清“官里”，在道路里程上根本就未实行，或只是用于城墙等方面？
综上所述，既然学术界较普遍认为唐初前的“一步六尺”和唐初后的“一步五尺”相当，古代道路测里中实际使用的步幅（即普通人步幅或稍缩减至1.4米）是较稳定的，故可以只从步数多少来概括古代中国道路里长的演变：即唐初以前为300步（长430±10米）一里，后世可称为小里；唐初以后360步一里（长五百米左右），可称为新里。其中唐、北宋为新里、小里并行的过渡期。
下面对辽里长作探源。
三、辽代里长考
史学界认为辽承唐制。在里制上也大体如此，但不是全部照搬。
从中国古代清以前历朝正史对里的长度皆未作明确详载来推断，历朝对里的精度和里制的推行皆不甚重视。辽国也不例外，《辽史》中也不见辽里制和辽袭唐里长方面的任何记载。但从宋人使辽行记中可以看出辽里长的约略值。
1．宋人使辽行纪中的里是辽里
诸宋人使辽行记中皆未言及所记“里”是何种“里”。从宋使臣在辽境的礼仪语言规矩来说，宋人使辽行纪中的里程，应是宋使从辽方接伴使、馆伴使或迎送的其他官员口中听得，路振、陈襄各自使辽行纪中皆有这类例证。故宋人使辽行纪中的“里”，应指“辽里”。
以往研究者多认为宋人使辽行记中的“里”是宋里。如1942年傅乐焕先生针对宋人使辽行记的里程，认为“宋里约小今里五分之一”（《辽史丛考》82页）。《里长表》写宋里长561.6米，这两种说法是宋小、大里之别。许多专家以为使辽行纪中所写辽境的里是宋里,究其原因是轻信了王曾使辽行记中“以马行记日影，而约其里数”的说法。
王曾使辽行纪中所言“以马行记日影，而约其里数”，这是指用行马的日影长短变动量来估判时间，再乘以人骑马的行走速度（按每时辰所行里数）得出行进里程。由于在辽境行途中的宋使只能在心中估计日影之长（通常不会下马实测日影长度）。如此估计出的行进时间本身就误差较大，更何况由于路况时有差异，马的行进速度也难稳定，这样估得出的里程，精度必然低。且该方法只能在晴天里使用，也未必所有宋使都会使用。长城以南辽驿道多有里堠，再向北无里堠路段问接伴使也可知驿馆间里程（这不是秘密）。个别宋使多疑，有意“以马行记日影，而约其里数”，用来核对里程，实在无聊。这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宋、辽虽友好相处多年，双方仍有敌意和较强的戒备心理。笔者以为王曾的这一说法，大有作秀之嫌，是在显示自己精明。
从宋使入辽境后诸多相邻两驿馆间里程看，绝大多数能与今里程相合或基本相合。下面列出有三种行纪可对照的已确认的辽驿道相邻两驿馆地（多为馆遗址，个别为馆所在古城镇）里程与今里程对照表（宋使入辽境后到中京这大段）：（表略）
本表说明：从宋人使辽行记中两驿间里程精度只记到十里看（或受计步测里低精度的本身所限），可以使其最大偏差达正、负五里。宋使所记部分里程不一，偏多偏少者都有，为减少这些偏差的影响，釆用三种行纪所记两驿馆间里程的平均值与今里程对比。
上表中14组两驿馆间的今里程，有12组（占86％）能与宋人三种行记里程平均值相合或基本相合。不相合者，仅2例（与今里差十分之一）。由此可推定辽里与今市里很相近。
另有路振《乘轺录》记到中京城“幅员三十里”，与今考古界考定的该城周长31里基本相合。这些都表明宋人使辽行纪中的“里”长或称辽里长确与今里长相当。下面探讨这一里长的来源。
2．辽代袭用北魏里长
公元436年，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对东北地区实行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因此，契丹、库莫奚部皆成为北魏政权的属部。同年，契丹部进贡，北魏也在和龙、密云之间设立榷场，打开交市的通道。公元479年，契丹为躲避高丽、柔然的侵袭，请求并获准内附北魏，入营州境。至此，契丹部完全成为北魏管辖之下的内附部落，并获得发展，直到北魏末年。（据任爱君《辽朝史稿》17）
契丹部在作为北魏属部和接受北魏管辖的前后约百年间，自然要使用北魏推行的长度合今28厘米的尺。北魏之后继替的几个小国存世都不足三十年，不可能影响到契丹部的尺度。隋朝虽然统一全国，但契丹仍独立存在，且隋朝存世只有37年，也不会干扰近邻契丹部使用的尺度。唐朝时，在契丹、奚落地实行由契丹、奚人治理的羁縻府州行政制度。由于唐庭自唐中叶始，对契丹、奚相关政策上的不当和边将对契丹、奚人的欺凌，导致这里长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谈何推行唐尺？故终唐一代，契丹部应该一直沿用北魏的尺长。
唐朝道路的步里改制属于过渡期，步尺为“一步五尺”（官尺），300步的小里（与此前用于旧路，360步的新里用于新路，二者并行。唐亡，契丹人立国。辽人使用合今28厘米的尺长，袭用唐代的“一步五尺，三百六十步一里”的里法，其步幅为1.4米，恰在普通人正常步长的范围内。理论上以此步幅走出360步是今504米的长度，可写为五百米左右。此辽里长与唐代360步（常态或稍微缩的步幅）的新里之长相当。这个里长金代沿用，元代虽有新官里颁行，但民间还是沿用辽金和南宋长五百米左右的里长。明、清历朝的计步测里实际上都采用这种与今市里几乎相等的里长（前面已述）。辽代的道路和城建里长是统一的，这比唐有进步。
三、结论
“计步测里”在中国古代一直沿用，其精度低，采用普通人常态下或微缩的步幅。历代道路里长里演变绝不像《里长表》那样有近20种变动。实际状况是，唐初以前约900年间“一步六尺，三百步一里”，里长为430±10米。后世可称为小里。
随着尺长的渐增引发了隋唐时步尺、步里改制，改为“一步五尺，三百六十步一里”，里长是五百米左右的新里，但在道路上旧里（小里）与之并行至北宋中叶。这是里制改革的过渡期。
辽在里制上只继承了唐代360步一里的新里法，但保留了合今28厘米的北魏尺，其里长504米左右。金代袭用辽里。南宋推行长约497米的浙里为官里。这类长500米左右的里里长元明清沿用，一直到民国初期，且与今市里基本相合，并与1929年制定的150丈即500米为一市里的里制有相当好的銜接。
参考文献
①《中国历代亩积、里长表》，《中国历史大词典·附录五》，2000年，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
② 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1期，36、39页。
③ 见②之36页右栏下。
另见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5页。
④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6页。
⑤⑥⑦ 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1期，39页。
⑧⑨12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8页。
⑩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9页。
11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正文129页和注①。
12 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化丛书》之九（上），2010年，远方出版社，155页。
13 赤峰市公路文通志编委会：《赤峰市公路文通志》，1997年，人民交通出版社，77页。
14 承德民族师专《承德府志》点校组：光绪朝重订《承德府志》点校本，2006年，辽宁民族出版社，第488页下栏。
15 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国交通旅游图册》，2007年，人民交通出版社，21页。
另见《中国分省地图集》（大8开本），2006年，星球地图出版社，第9页。
16 承德地区文化局：《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1期，203页。
17 任爱君：《辽朝史稿》，2012年，甘肃民族出版社，第5、6页。
作者简介：李俊义，男，1970年生，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赤峰市红山区迎宾路1号）。
胡廷荣，男，1944年生，1968年内蒙古师院（今师大）地理系毕业，原内蒙古地震局高级工程师，2002年退休。至今探索历史地理30年，现为研究员，内蒙古契丹辽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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