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晶晶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子女不得不“游”，于是，他们选择的城市或国家，也成了父母晚年的生活之所。
笔者2010-2014年在新西兰读博期间，一直都在关注老年华人移民后的生活，我好奇于他们移居的原因、迁移过程中的故事，以及他们移居前后家庭关系和生活满意度的变化。时隔多年，我依然觉得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思考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颇具启发，于是写下这篇小文和大家分享一些发生在老年女性身上的家庭故事。
1 我是去帮忙，不是投奔
73岁的杜奶奶最早到新西兰是在1998年，孙子的出生成了这个家族的大事件。从事业单位刚刚退休的她，在儿子媳妇的请求下来到新西兰帮忙，以探亲身份往返几次之后，才最终申请到了永久居民身份。杜奶奶申请移民新西兰时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毕竟老伴儿在国内还没退休。按她的说法：
我先生当时不是很想过来。他觉得出去没什么意思。我们在国内也挺安定挺好的。但是最后我就说，咱们还是把 [团聚移民手续] 办了，办完之后来回走方便。毕竟以后孩子们都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要经常过去。
杜奶奶的判断确实没错，老两口正式移民之后，他们不光是经常出国，更是成了子女们的重要后援队，照顾孙辈、看管房子、料理家务，他们在国内国外的三个子女家庭间往返奔波。杜爷爷，因为比杜奶奶出国晚几年，也不是当初出国的极力主张者，所以在后面的各种家庭事务上甘愿扮演辅助性的队友角色。
表面上看，退休父母们做的都是家庭照料的工作，在这一辈女性眼中，都是些再理所应当不过的事情。她们似乎天然地具备照顾家庭的能力，对子代、孙代的成长有着无限的责任，是毫无怨言的家庭守护者。但是，从全球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她们的家庭团聚兼具了服务型劳工输出的性质。这些健康的低龄老年女性，在人力资源昂贵的发达国家，是极具价值的人力资源。她们承包了子女家庭内部的几乎全部劳动，将年轻夫妇从生育后的各种照料工作中解放出来，重回正式劳动力市场。
然而，与劳动力迁移不同，家庭团聚用亲情的外衣掩盖了老年女性的经济贡献，她们的付出最多只被视作是“儿女心太重”，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迁入国的宏观话语中，都是依附者的角色。
2 帮忙者的“自我解放”
72岁的张奶奶，和上文的杜奶奶一样，到新西兰也是为了带孙子。可她照看孙子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婆媳抗争史。而这婆媳矛盾的根源最早来自于亲家之间在如何安排探亲时间以及如何分工上的分歧。在张奶奶看来，自己的付出远超过女方家，她不仅出人出力，还为儿子媳妇买房和创业拿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储蓄，可儿媳妇却很顾娘家人，平日里往国内的娘家人身上没少花钱，这让她这个婆婆很不高兴。
张奶奶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事业成功，年轻时家里也总是她说的算。很显然，儿媳妇并不愿顺着婆婆的脾气，在生活的细节上，常以女主人的身份自居，婆媳矛盾也就愈演越烈。
更让婆媳矛盾升级的，是在孙子的教育问题上。张奶奶在国内退休前是小学校长，特级教师，在儿童教育方面自认为很有权威，因此对孙子孙女的教育抓得很紧，在外学英文，回家学中文，家里的数学辅导也是远超学校好几年的进度。在张奶奶看来，这个学习强度并不大，孙子接受的很好，可她的儿媳妇偏偏讲求“放养式”教育，希望孩子能“玩儿着长大”。
于是，这位体面能干的老校长，彻底爆发了，要为夺回自己的尊严而抗争。
分开居住，是她的策略。张奶奶在华人圈子里老姐妹的帮助下，了解到了申请政府老年公寓的渠道（这得益于新西兰相对慷慨的老年福利政策，其他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凭借着政府的老年人补贴、老年公租房和自己国内还不错的退休金，张奶奶独立了，用她的话说，“我终于解放出来了”。
但其实独立只是手段，目的是重新赢得主动权和长者尊严。张奶奶觉得，自从自己搬出儿子家，她和媳妇之间有了缓冲的屏障，照顾一家子不再是她这位老母亲的义务。关系缓和时，她去帮忙的勤一点，关系差时，她眼不见为净。
有一回吵架之后整整一个月，我也不管他们，逼得媳妇也没办法，自己送大的（儿子）上学，婴儿车里还要推着小的（女儿）。后来我儿子来劝我，媳妇又买了海参上门来跟我服软。
寻求独立并非张奶奶的独创。据我在新西兰的观察，移民家庭基本都经历了由早期的共同居住到逐渐“分家”的过程，共同居住的时长由两年到十年不等，取决于全家在儿童抚育上的分工和安排，以及老年人“争取”到当地福利的时间周期。分居所带来的距离为老人们调整代际权力关系赢得了一些主动权。尽管团聚移民的身份已经将她们建构成为依附者，但她们利用福利制度（当然，这一点也饱受诟病，认为华人移民有“占便宜”骗取福利之嫌），在子女面前争取到独立的资本，为的是让晚年生活更有尊严。
3 晚年幸福“三要素”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我遇到陈奶奶（68岁）和白奶奶（75岁）时，她们都是一个人住。她们的老伴在移民之后因身患重病离世。她们都有过短暂的时间重回儿子家里共同生活。可一段时间之后，她们还是觉得自己住比较省心。生活就这样给她们留下了难题，在国内的亲戚朋友眼中，她们是跟着儿子出国享福了，而她们自己知道，生活远比国内要孤单。孤单的晚年如何度过？落叶还要不要归根？
陈奶奶性格开朗，她每年回老家上海呆两个月，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上海还有个房子，想回去看一下，这里吃不到的东西，上海能吃一点，这里缺少什么东西，上海能补充一点过来喽，就这样。总想回去看看，想朋友，想兄弟姐妹。
所以，每年的机票打折季，就是陈奶奶回国探亲加旅游的季节。至于以后怎么办？答案是明显的：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在这里，我儿子说，你要我照顾你，你只能过来，你要是待在上海，我对你没办法。
白奶奶的生活没有陈奶奶这般洒脱。这些年，她很少回国，原因也很简单——房子没了。2005年前后，寡居的白奶奶为了支持儿子做生意，卖掉了上海的房子，儿子承诺她赚了钱以后再重新买给她，毕竟在白奶奶看来，她的根在上海。后来，儿子生意稳定下来，钱也没少赚，可在上海买房的事情却再也不提。白奶奶是个明白人，多次的暗示都没有效果，便不会再提此事引起儿子媳妇间的矛盾。年纪越来越大，这也成了她最大的心结。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而我，再也回不去了。
“老本、老友、老窝”是我的很多受访者总结出的晚年幸福“三要素”。有了这三样，她们就能经济独立、有人倾诉、生活有退路。她们在内心里坚信晚年是要挨着子女的，可她们又说：
要自己独立，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去做，包括自己的小孩都不能依赖。
结语
在“依附”和“独立”之间寻找平衡，是我在这些中产的老年女性身上发现的一条故事主线。
她们积极地参与到子女的生活中，通过经济、时间、人力和情感投入，维系她们与子女之间的纽带，这一方面大概是代际亲情的本质；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不足，以及子女对中国父母晚年生活质量的工具性和精神性价值。
中国人家庭代际支持净流向更多的是向下流动的，尤其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在家庭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祖辈的养老资源更可能会让位于孙辈的抚养和教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能为自己的独立留有“底线式”的资本，是这些老年父母保持晚年生活安全感的重要前提。
文中提到的几个故事都发生在奶奶而不是外婆身上，这也并非偶然或故意为之。在移民家庭里，隔代照料和代际支持的强度依然显示出较强的男性中心的倾向。这也就意味着，独生女的移民可能为她父母的养老带来更多的困扰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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