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高收入人群轻而易举买上一个最新款iPhone时，或许没有想到的是，这可能是1/5的中国人一年攒下的收入。
在实体经济在焦虑不安中挣扎之际，唯有拼多多发出了欢快的声音。
7月26日晚，美国曼哈顿，欢呼、掌声，以及闪光灯，充满了整个纳斯达克交易大厅，成立不到3年的拼多多终于敲响了上市的钟声，市值突破2000亿人民币。
从起家到上市，淘宝用了5年，京东用了10年，而拼多多却在各大巨头的夹击之下，用不到3年的时间，以燎原之势席卷了中国。
如果说网络上现在还有消费升级与降级的话题之争，那么在7月26日这一天，拼多多终结了这个话题。
3年2000亿的拼多多，才是中国经济的残酷真相。
1.
2018年，在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一如既往地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消费升级”成为政府纲领性的热词一年又一年，然而消费升级自上而下的渗透速度却好像被堵住了嗓子眼，风刮过，热闹一段时间，也就自然消亡了。
消费降级，却如同反讽一般，开始自下而上频频出现。
一向以年薪百万自居用户自居的知乎，最近也出现了一个热门话题：2018 年有哪些优秀的消费降级选择？
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也在关注怎么省钱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拼多多的成功，绝不只是傍了个腾讯爸爸这么简单，它完美地在普通人越发贫瘠的购买力和不断膨胀的购买欲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提供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解决方案。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理想是这样的，通过拼团聚集大量购买力，购买力攒到一定程度，可以定制产品。商家们在拼多多上直接接触用户，供应链被压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然产品单价变低。
这种方法在卖纸巾上获得了不错的成功，拼多多上的植护和可心柔两家品牌的纸，确实便宜又实惠，据媒体报道，一单才赚9毛钱。
这也算是消费降级的成功案例。
但让人头疼的是，伴随着低价而来的，是假冒伪劣。
有段子概括了拼多多的乱象：
以下品牌恭祝拼多多成功美国上市:小米新品、松下新品、老于妈、粤利粤、雷碧、康帅傅、娃娃哈、大白免、太白兔、七匹狠、绿剪口香糖、可日可乐、必相印纸巾，abidas、adidiaos服饰（排名不分先后）。
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因为这些名字奇怪的山寨品牌会心一笑，但山寨品牌在拼多多的风靡，并不只是单纯的假冒伪劣那么简单。
从淘宝打到拼多多，中国的假货从来打不死也灭不掉，总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它们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它们。
打假如果可以成功，那一定是在绝大多数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买得起正品之后。毕竟压缩供应链成本复杂，制作假冒伪劣的低价产品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中国还有一大帮人，他们隐藏在京城5环之外，微薄的工资需要计较着花。正品是无法期及的别人的标准。网购和山寨，却为他们解决了生活的难题。
假货的问题，或许终归是收入的问题。
2.
于是黄峥的理想变了味，压缩供应链，降低品牌溢价的想法高高举起，却又轻轻放下，倒是假货，绑架了拼多多，与其共生共灭。
如今，黄峥陷入了每日应付维权商家，周旋假货举报的疲惫日常。
他想要维护平台的纯洁性，一举查封了多个商家，并冻结商户大量资金。
然而这种粗暴的手段却遭遇了入驻商家的反弹，他们赶赴上海拼多多总部维权，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买到劣质商品的消费者不爽，卖山寨货的商家们委屈，中间隔着的问题，却仍然是普通老百姓骨感的收入和丰满的购买欲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多的家庭沦为低购买力家庭，而消费升级俨然成为了中产以上，M型社会顶层的游戏。
一面是五星级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购物消费额领先全球的消费升级；另一面却是80%的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不超过3000元。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说，他特别不喜欢消费降级这个词。仿佛用消费将人划分了三六九等，然而事实却是，消费并没有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收入将人划分了三六九等。
目前中国的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2300元可支配收入，按照这个标准，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高达3046万。
当高收入人群轻而易举买上一个最新款iPhone时，或许没有想到的是，这可能是1/5的中国人一年攒下的收入。
3.
黄峥或许早已看穿了真相，在某次接受《财经》采访时，他说出了一句非常有洞察力的话。
“拼多多的存在是生存在5环内的人群理解不了的，大家追求美好生活的定义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只有5环内的人才会认为拼多多上的人群都是下沉人群。”
所谓的下沉人群，翻译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屌丝。而黄峥，虽然语言上抱着用户大腿，却更简单粗暴的用5环这个地域概念，将中国的消费人群一分为二。
5环路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护城河，里面的人躺在几千万的房产上，富则越富；而外面的人，却逐渐下沉，背着房贷，沦为支撑5环城发展的干电池，用拼多多充着人生廉价的电。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从未低于0.46，而最近三年，更是逐年增大，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17年的0.467。
而在学界，关于基尼系数的讨论则更加夸张。
2014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由谢宇教授领军的组织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
1995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一成社会财富。
而这顶端的1%，仍然在试图收割99%的韭菜。
时间回到1980年，那一年，黄峥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此后因为成绩好，人生开始一路绿灯。
他读了杭州的重点中学，保送至浙大最好的学院，毕业赴美留学，在微软实习，在谷歌工作，拿着百万美金的工资，做着全世界洋气的年轻人都梦寐以求的工作。
然而谁也想不不到的是，他人生的巅峰却并不在谷歌，也并不在所谓的加州阳光、瑞士滑雪里，而是在充满假货，却又给了他千亿身家的拼多多身上。
或许，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尴尬的宿命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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