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曾在《苦難輝煌》中寫道：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與軍史上，年輕人，一直是主角，崇軍尚武，熱血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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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中央蘇區紅12軍六千男兒齊發悲聲：他們的老軍長伍中豪，犧牲了。
老軍長，不是說伍中豪年紀大，而是在犧牲兩個月前，伍中豪從紅12軍軍長改任紅20軍軍長、前敵委員。他犧牲的時候，年僅25歲。
伍中豪與林彪並稱為紅軍中的兩隻鷹。他是一個文武雙全的青年將領，從湖南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後來又考入黃埔軍校，與林彪同為黃埔四期。
他參加了秋收起義，轉戰各地，參與過諸多經典戰例。毛澤東多次在根據地幹部會上，表揚伍中豪能打仗，會做群眾工作，是文武全才。
他犧牲得很突然：病癒歸隊，只帶了一個警衛排，途經安福縣城時被靖衛團包圍，寡不敵眾，子彈打光，壯烈犧牲。他的犧牲，引爆了紅軍的雷霆之怒，安福靖衛團被全殲，殺害伍中豪的兇手，被押至墳前砍頭祭奠。
伍中豪等黃埔四期學院合影。圖片來源於網絡
在為伍中豪犧牲而失聲痛哭的紅12軍官兵中，有一位年輕軍官叫尋維洲，時年18歲，任紅12軍34師100團團長。這年底，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遭遇慘敗，前線總指揮、第18師師長張輝瓚以下9000餘人被全殲。尋維洲率團在圍殲張輝瓚一役中，居功至偉，升任紅12軍第35師師長。
在接下來的歲月中，尋維洲戰績顯赫，成了紅軍中一顆耀眼的將星。林彪出任紅軍軍團長時，年僅25歲，但尋維洲在1933年出任紅七軍團軍團長時，還不滿22週歲。
這顆將星，也過早隕落：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向西突圍，開始長征。留在中央蘇區的最大一支紅軍部隊，是紅十軍團，由紅七軍團和紅十軍合編而成，尋維洲任該軍團19師師長——他受當時“左傾”路線排擠，部隊合編時，他從軍團長被降為師長，忍辱負重，英勇作戰。
當年12月14日，紅十軍團在皖南譚家橋大戰國民黨的補充第一旅，烏泥關制高點爭奪戰，決定此役勝敗，尋維洲以師長身份率眾衝鋒，身負重傷。時任國民黨補充第一旅旅長之職的王耀武后來回憶說：“紅軍有十幾個人冒著炮火的危險去搶救一個人，抬著向後方走去，看樣子，被抬走的這個人可能是敵人的高級軍官。”
電影《建軍大業》海報，劉昊然飾粟裕。
被紅軍官兵冒死從炮火中抬下來的，就是尋維洲，他一生五次負傷，這一次是致命的。兩天後，尋維洲因傷勢過重犧牲，年僅22歲。王耀武后來派人將安葬在茂林的尋維洲遺體挖掘出來拍照，發現他上身無衣——可見當年紅十軍團何等艱苦，裝備奇缺，犧牲者的衣服，戰友穿著，繼續戰鬥。王耀武震驚之餘，嘆息於不能一睹尋淮洲的風采。
補充一下：尋維洲犧牲後，紅十軍團元氣大傷，於1935年1月失敗，主要指揮者方誌敏、劉疇西被俘，後不屈就義。時任紅十軍團參謀長的粟裕突圍成功，日後，他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神”。
1948年9月，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合圍濟南，對手就是王耀武，粟裕親自擬定戰鬥口號：“打到濟南府，活捉王耀武。”濟南城破後，王耀武化裝出逃，在壽光境內被俘。
著名作家王鼎鈞在回憶錄《關山奪路》中寫道：王耀武逃亡途中上廁所的時候，讓副官把雪白的高級進口手紙遞過去，就這麼一個細節，被人看破了。
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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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軍史，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及其統帥的軍隊，是年輕人用熱血締造與維護的。
1921年，堪稱“開天闢地”的中共一大，是一場年輕人的會議，13人平均年齡28歲，正巧是出席者之一毛澤東當年的年齡，最年輕的只有19歲。遙想當年，他們何等熱血沸騰，要以年輕人的心氣，去改天換地。
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中曾這麼寫道：“那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幹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無一人老態龍鍾，無一人德高望重。無一人切磋長壽、研究保養。需要熱血的時代，便只能是年輕人的時代。”
1927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一群熱血青年共襄盛舉：毛澤東32歲，周恩來29歲，賀龍31歲，葉挺31歲，劉伯承35歲，羅榮桓25歲，粟裕20歲，林彪20歲，何長工27歲，葉劍英30歲，陳賡24歲，聶榮臻28歲，許光達19歲、盧德銘22歲、羅瑞卿21歲、譚政21歲，張太雷29歲，瞿秋白28歲 ……年紀稍大的，是朱德和譚平山，但也只有41歲。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經過遵義會議後，迎來了革命的大轉折，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此時，毛澤東度過他第41個生日才不到一個月。
大量年輕人擔任了紅軍的高級職務：王稼祥，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29歲；林彪，紅1軍團軍團長，28歲；聶榮臻，紅1軍團政委，36歲；左權，紅1軍團參謀長，30歲；彭德懷，紅3軍團軍團長，37歲；楊尚昆，紅3軍團政委，28歲；鄧萍，紅3軍團參謀長，27歲……而少共國際師師長肖華，這一年才19歲。
這一年，紅軍其他部隊的將領也很年輕：紅二方面軍2軍團軍團長賀龍39歲，政委任弼時31歲；6軍團軍團長肖克和政委王震都是27歲。紅四方面總指揮徐向前33歲，副總指揮王樹聲29歲，政委陳昌浩28歲。紅25軍軍長程子華30歲，政委吳煥先28歲……
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英勇作戰，時任八路軍獨立第一師的楊成武指揮部隊在黃土嶺戰役中擊斃日軍中將阿部規秀時，時年25歲；夜襲陽明堡的八路軍團長陳錫聯，時年22歲；設伏雁門關、身先士卒的八路軍獨臂團長賀炳炎，當時24歲。
電影《太行山上》海報，梁家輝飾賀炳炎。
在電影《太行山上》中，香港著名演員梁家輝飾演賀炳炎，他演活了獨臂團長的霸氣，但遺憾地未能形象展現獨臂團長的年輕英姿，畢竟，電影上映這一年，梁家輝已經47歲了。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中，有很多年輕的傳奇英雄，未能等到勝利的一天。
白乙化，本是中國大學的高材生，“九一八事變”後，他留下“吾當先去殺敵，再來求學”的豪言，回東北組織義勇軍抗戰，因愛穿白衣，被譽為“小白龍”。
全面抗戰爆發後，他在1939年任華北人民抗日聯軍司令員；年底，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十團團長。1941年2月4日，他在指揮密雲馬營戰鬥中，被日軍從烽火臺射下的子彈擊中，不幸犧牲，年僅30歲。
今天，白乙化戰鬥過的地方，仍流傳著他的諸多傳奇故事。白乙化有個綽號叫“白大鬍子”。當時一提“白大鬍子”，日偽都膽戰心驚。白乙化犧牲後，人們為他立了一塊紀念碑，不久被前來掃蕩的日軍破壞。
後來，當地軍民又為他立了一塊紀念碑，刻著“民族英雄”四個大字。為了避免再次被日軍破壞，鄉親們用油布把碑包起來藏在地下。這塊保存完好的碑，現存於首都博物館。
電影《劍吼長城東》海報
包森，也犧牲在長城下，他是陝西人，電影《劍吼長城東》中令日寇喪膽、威震關內外的主人公包真的原型。“七七事變”後，他從延安被派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東開闢抗日遊擊區，1939年秋任冀東軍區副司令員。
包森所部以超凡的戰略戰術和強悍的戰鬥力著稱，威震冀東。史載：日偽軍懼怕他，常以“出門打仗碰上老包”為咒語。就連時任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也哀嘆：“到冀東如入苦海。”
這位被譽為“中國的夏伯陽”的抗日名將，犧牲時年僅31歲。
電影《建軍大業》海報，王景春飾演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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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的時候，總指揮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
賀龍時年31歲，但已經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軍閥”，他一直想擺脫當時中國軍閥混戰的局面，實現自己從小“為受苦人打天下”的夢想。他從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這股改變中國的力量。
南昌起義前夕，正是共產黨人遭遇大屠殺、白色恐怖瀰漫之際，但賀龍認準了自己要選擇的道路。起義前，賀龍在南昌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已下定決心跟共產黨走，黨要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
周恩來當即以前敵委員會的名義，任命賀龍為起義的總指揮。起義軍南下途中，賀龍在瑞金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最艱難的時候，在意志薄弱者紛紛逃離的時候，賀龍做出了無悔一生的選擇。
有個細節是：起義隊伍離開南昌時，賀龍將隨身攜帶的較為奢侈的生活用品，諸如茶具、筆洗等心愛之物都贈予他人。這是他與過往軍閥的舊生活決裂之標誌。
電視劇《熱血軍旗》劇照。
縱覽黨史軍史，總會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為什麼從締造之時開始，就對中國一代代年輕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王爾琢，出身小康之家，畢業於黃埔一期，在黃埔軍校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途中，戰功累累，蔣介石很想拉攏他，以擢升軍長之高官相許，誘惑他加入國民黨。王爾琢堅決拒絕。
他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部隊面臨瓦解潰散，南昌起義的火種，眼看就要熄滅。王爾琢堅決支持朱德、陳毅，將最後的火種保留了下來，他自己蓄鬚明志：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鬚！
朱毛井岡山會師後，王爾琢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參謀長兼第28團團長。毛澤東曾指著王爾琢對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取笑道：“別看他長髮長鬍，可他還是個20剛出頭的英俊小夥子呢。”
1928年8月28日，王爾琢為了追回被裹挾逃跑的兩個連，不幸死於叛徒袁崇全槍下，年僅25歲。他犧牲的時候，仍然是長髯飄飄。在今天，王爾琢家鄉湖南常德的一面石牆上，鐫刻著一首紀念他的詩：
“一夜風雲變，上海大屠殺。爾琢拔刀起，血誓效討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髮。新婚方五月，大義割柔腸。致書慈父母，淚落沾衣裳。為救工農苦，不能侍羹湯。南昌首義後，轉戰上井岡。指揮主力團，威震贛與湘。三戰喪敵膽，活捉兩隻‘羊’。紅旗閃耀處，鬚髮自堂堂。崇義追叛徒，桂花落地黃。英年二十五，天地為悲傷。”
埃德加·斯諾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封面
從小家境優渥，在大城市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從此不離不棄，甚至與過去決裂，他們意志堅定不移，無懼生命危險，更不用說甘願忍受艱苦的物質生活——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前，一代又一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年輕人的共性。
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感慨萬千地寫下這樣的話：“這些人當兵不只是為了有個飯碗，這些青年為了勝利而甘於送命。他們是人，是瘋子，還是神？”
延安的寶塔山，極具象徵意義，抗戰時期，這座寶塔，就是燈塔。一份1942年5月日本人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到大後方去的佔20%，投奔解放區的則達70%。他們很多人加入了抗大，隨即又奔赴前線。那是一個屬於年輕人的朝氣蓬勃、共同譜寫英雄史詩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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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梁啟超的這段精闢文字，至今讀起，仍讓人心生激情與責任。
有兩篇文章，對照著看，令人感慨：
金一南
一篇是金一南在《心勝》一書中寫的俄羅斯人在衛國戰爭中犧牲的無名烈士墓前的場景：
“在黑龍江撫遠三角洲，一位邊防團長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到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對岸的哈巴羅夫斯克市訪問，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羅斯遠東最大城市的異國風情，而是在該市無名烈士墓旁，看見幼兒園老師領著一群孩子，老師給孩子們講故事，老師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團。
這位團長告訴我，那場景使他深受震動……我與那位團長討論：3歲到5歲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會在烈士墓前流淚。關鍵是老師流淚了，他們看見以後也跟著流淚。進而又想：一個民族，從幼兒園的孩子開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淚，其未來之精神素養該是何等強大。
蘇聯解體了，俄羅斯國家至今沒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們那些珍貴的東西並沒有完全丟失，仍然在構成他們的精神內核。幼兒園的孩子在無名烈士墓前流淚，新婚的夫婦聯袂向無名烈士墓獻花，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墮落，怎麼可能被黑暗吞沒，怎麼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
金一南寫道：我們不能想象一個精神衰落的民族會是一個強大的民族，不能想象一個不能構成自己核心精神內核的民族會是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李橋銘
另一篇，是現任北部戰區陸軍司令員李橋銘將軍在2014年建軍節前後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青年要有崇軍尚武的精神底蘊》：
“一個國家是不是強國，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一個國家的國民沒有一種強悍的精神氣質，即便是經濟第一，富甲天下，這個民族也不是真正的內心強大……
當一部分青年人‘啃著老人’、穿著名牌，追逐著崇拜著外國的明星，嘲弄著自己的國家，嘲弄著自己的英雄。作為一種基本價值、道德準則和精神支柱，愛國主義、崇尚英雄和榮譽受到批判和嘲弄，必須引起高度警覺。
中國要發展、要強大，要實現強國夢強軍夢，青年人必須對愛國主義這面旗幟形成高度共識，讓愛國主義成為全體國人堅決捍衛的核心價值……
當娛樂至死、娛樂至上成為年輕人的主流時，當一個國家的大多數青年人沒有崇軍尚武的精神底蘊時，任人宰割的歷史必然會重演！”
李橋銘將軍說：“八一”，不僅是軍人的節日，也應當是中國青年的節日。
是的，“八一”，也應該是中國青年的節日，因為，如果沒有91年前那群熱血的中國青年，就不會有這個節日。
延伸閱讀：
井岡山迎來毛澤東和朱德後，為什麼沒有變成梁山泊、瓦崗寨？
今天回望歷史、打量井岡山，會有許多啟示。歷史或有機緣巧合，但歷史也自有規律，比如，歷史的勝利者，屬於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艱難最絕望時刻，依然不失詩性與浪漫。
文 | 關山遠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caodi_zhoukan），原文首刊於2017年7月28日的《新華每日電訊》，原標題為《欲知為何“撼解放軍難”,請上井岡山》。
2018年8月1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1週年。
回望歷史，回溯原本，回到起點，總是有些感慨：91年前，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後失敗的兩支隊伍，匯聚於遠離城市的莽莽大山井岡山時，當時輿論包括起義者中的一部分人，都認為這不過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落草為寇”，結局不外乎被剿滅、招安，或自生自滅，不過又一個梁山泊、瓦崗寨的翻版。
但是，井岡山為什麼沒有變成梁山泊、瓦崗寨，反而從這裡培養了比大山更難撼動的無敵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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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井岡山，道阻且長。
一開始，井岡山並非目的地。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叛變革命，屠殺中國共產黨人，6萬名黨員，只剩下1萬多人。
是任人宰割，還是奮起反抗?中國共產黨人用槍聲做出了回答，這一年，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打響。這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三大起義，先後失敗，隊伍被打散，秋收起義、南昌起義的餘部和廣州起義的少數人員，上了井岡山。
秋收起義隊伍是最先到達井岡山的，之前他們的目標是奪取長沙。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官兵們呼喊的一個口號就是：“堅決攻克長沙!”當時中共一些領導人偏好制定攻佔大城市的計劃，俄國十月革命不是這樣成功的嗎?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先佔領首都彼得格勒，再殲滅白軍，把紅旗插遍廣袤的大地。這是蘇聯的經驗，也是共產國際代表所津津樂道並堅持要中國共產黨效仿的。
但是鬥志昂揚的秋收起義軍在進軍長沙途中，就遭遇嚴重挫敗：
第一團在修水起義，第一仗就慘敗，當時混入起義部隊的土匪邱國軒部突然反戈叛變，國民黨軍乘機反撲，結果一團撤退下來，2000人只剩下一半，團長鍾文璋失蹤；
第二團在安源起義，進攻萍鄉未克，西進攻佔了老關、醴陵，又北進佔領瀏陽，但由於部隊麻痺輕敵，陷入敵人的包圍，部隊被打散，部分突圍脫險，不少人犧牲；
第三團在銅鼓起義，勝利佔領了白沙鎮，旋即又佔領東門市，但被敵人兵分兩路包圍，撤退後，1500人只剩下400餘人。一部分人犧牲，更多人被打散，離開了隊伍。
怎麼辦?三路行動均失利，是繼續進攻還是就此退卻?如果退的話，向哪裡退?在湖南瀏陽文家市，時任秋收起義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斷然決策：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
《中國革命戰爭紀實》叢書如是評價：“這是一個大膽的決策，因為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臨時中央原來的決定，不這樣做無疑會被扣上‘逃跑’的罪名。這更是一個創新的決策……無情的事實證明，‘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國走不通。中國革命要成功，只有獨闢蹊徑。而從進攻城市到轉向農村進軍，可以說是毛澤東最先覺悟到的，並果敢地邁出了第一步。”
史載，就在秋收起義餘部做出向湘南撤退決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的報告，再次做出要湖南省委進攻長沙的決議。然而，當這一決議送到湖南時，秋收起義軍已開拔南下了。假設這支隊伍繼續進攻長沙，只能遭受全軍覆沒的命運，好在，歷史不容假設。
“上山”，並非毛澤東在遭遇失敗後的權宜之計。《毛澤東年譜》(上卷)記載，1927年7月4日，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34次會議，在討論湖南問題時，他在發言中，就主張“上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當時大家意見不一，有的建議進攻城市，有的說到國民黨部隊中“當兵”，以待時機。毛澤東堅持：武裝上山。
井岡山，就此走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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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湖南瀏陽文家市，走到江西永新三灣村，這一路危機四伏，抵達三灣時，起義隊伍已不足千人，最慘痛的是，總指揮盧德銘也犧牲了。
但毛澤東做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當眾宣佈：參加革命，完全自願，願留者留，不願留者，發給路費，離隊——當然，槍支不能帶走。又走了一批人，但留下的隊伍，還能堅持多久?嚴峻的現實是：逃跑已經公開化，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只要再有一場失利，還會有更多人逃亡。
歸根結底，這支隊伍還沒有脫離舊軍隊的習氣。人員魚龍混雜，有意志堅定的戰士，也有一身江湖氣的兵痞，有接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黃埔學生，也有開始滿腔熱情但一失敗就萌生退意的年輕農民，有的人知道為革命而戰，有的人卻把自己當成了僱傭兵……人心渙散，思想混亂，這個問題不解決，即使上了山，也照樣無法避免覆亡的命運。
在歷史上有不朽地位的“三灣改編”出現了：“支部建在連上”，在部隊各級都設立了黨的組織，班設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這是一個重大的創造，它對於黨整合軍隊並在軍隊中順利實現自己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後來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到對調整軍隊和黨組織結構所起的重要作用時，這麼寫道：“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為誰而戰”，一直是中國舊軍隊的重大困擾，“X家軍”歷史久矣，部隊往往就是軍閥的本錢甚至私產。到了近代，湘淮軍閥延續了“兵為將有”的陋習，袁世凱小站練兵，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但選拔將領、教育士兵，仍然打造“袁家軍”，培植專屬於自己的勢力，麾下官兵，“吃袁大帥飯，為袁大帥打仗”。國民黨軍隊亦是如此，雖然兵多將廣，卻派系林立，將領擁兵自重，一個個小心思小算盤，戰場上見死不救的事，多了去了。
1932年7月，日軍侵犯熱河，時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內政部長的汪精衛，令當時佔據華北的張學良出兵抵抗，後者拒不執行命令，還回電暗示汪無權指揮華北軍事。張學良晚年在回憶錄中，還原了當年與汪精衛的對話，當時汪說，日本人給的壓力太大，你的軍隊動一動，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先平息一下輿論。張學良如是回覆：“汪先生，你這是在說什麼話?讓我的部下打一下，讓我的部下拿生命來換你們的政治生命?我張學良從來沒有靠犧牲我部下的生命，來換取我的政治生命。為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別來找我!”
這樣的邏輯，這樣的軍隊、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政黨，怎麼可能不垮臺?
相比之下，顯現了共產黨重視政治工作的優勢。可以說，從“三灣改編”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已經脫胎換骨了，“黨指揮槍”，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形象表述。誠如歷史見證者羅榮桓後來的回憶：“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如果不是這樣，紅軍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只能變成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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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歷史，總是透過一些細節，撲面而來。
今天，在井岡山，人們喜歡穿著灰色紅軍服，重走“挑糧小道”。幾十年過去了，天翻地覆，扁擔沒有變，還是用井岡山盛產的毛竹製成。
在井岡山博物館，有一件仿製品，“朱德的扁擔”。當年的紅軍軍需處長範樹德生前回憶說：他花了一個銅板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一根留著自己用，在朱德的那一根上，他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1928年12月間，為了保護井岡山根據地，紅軍發起了一場挑糧運動，朱德已年過四旬，又是軍長，戰士們勸他不要挑糧，但他仍然親自挑糧上山。戰士們因此為朱德編了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會剿’。”
官兵平等，在軍隊內實行民主主義，也是“三灣改編”的重要內容。《中國革命戰爭紀實》中寫道：“舊軍隊的官兵之間歷史界限分明，秋收起義隊伍，在官兵待遇、部隊管理等方面，基本沿用國民黨軍隊的規矩。官兵平時伙食不一樣，士兵吃大灶，連以上軍官吃小灶——四菜一湯，官兵差距不小。尤其是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都有皮帽、皮帶、皮鞋、皮包、皮鞭，人稱‘五皮軍官’。這些‘五皮軍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罵士兵更是家常便飯。”
“三灣改編”，在連、營、團各級設立了士兵委員會，廢除繁文縟節，不準打罵士兵，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這些規定，極大地調動了士兵的革命熱情，歷史見證人宋任窮曾在井岡山時代擔任過士兵委員會主任，他回憶說：“士兵委員會的工作，主要放在連裡面，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濟民主，分夥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經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做鬥爭。”
當年，井岡山本來經濟基礎差，加上敵人封鎖，紅軍的生活非常艱苦，時任28團團長的粟裕回憶說，當時每天的伙食除糧食外，油鹽菜金五個銅板，基本上餐餐吃紅米、南瓜。南瓜吃了脹肚子，不好受。最困難的是部隊吃不到鹽。
今天，來井岡山的遊客，總要品嚐紅米飯南瓜湯，人們很難想象，當年紅軍官兵每天都吃這個。人們更難想象的是，在如此艱苦卓絕的條件下，紅軍還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樂觀主義——因為平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寫道：“從軍長到伙伕，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官兵平等的同時，軍民關係也得到重塑。眾所周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源於井岡山，當時叫“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先有“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後有“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
在井岡山博物館裡，陳列著一張漁網——當年，井岡山的百姓感慨紅軍真不一樣，喜歡!於是用這張網，撈魚慰勞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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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很奇妙，有的人風風火火出場，濃眉大眼亮相，卻旋即沒了戲份，甚至淪為丑角；有的人在歷史帷幕拉開時，並不顯眼，無人看重，卻在接下來的時光，走進舞臺中央，成為改變歷史的重要人物。
餘灑度，黃埔軍校第二期生，以口才、文才著稱，秋收起義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響噹噹的英雄人物，上井岡山後，對革命失去信心，悲觀失望之下，選擇逃脫部隊，輾轉來到上海，又選擇了脫黨，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他又選擇了投敵，被委任為少將處長，為了滿足奢侈生活，餘灑度利用職權販賣毒品，事情敗露後，蔣介石親自下令將其槍決。
蘇先駿，黃埔三期生，北伐戰爭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上井岡山後，也是因為悲觀失望，與餘灑度一起脫逃部隊，後來在岳陽被捕叛變，出賣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導致郭亮被捕犧牲。1930年7月，紅三軍團攻佔長沙，蘇先駿被處決。
史載，餘灑度、蘇先駿在脫逃途中，被哨兵擋住，毛澤東知道後，說：“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吧。”
“井岡山的紅旗還能打多久”這個問題，考驗著根據地的每一個人。不少人以各種藉口離開了根據地，大多是不辭而別，有的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鬧暴動，有的悲觀消極、逃避革命回了家，還有的投靠敵人當了叛徒。還有人信念堅定，堅持了下來。所謂“大浪淘沙”，即是如此。
關鍵時刻，最見定力。金一南將軍在《心勝》一書中寫過朱德的故事：南昌起義，“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起義的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閒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後來回憶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結局的時候，大家紛紛脫隊，“南昌起義軍在部隊中除各級軍事主官外，軍、師兩級設有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有政治指導員。這一健全的軍政領導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遠天心圩最後崩潰。師以上軍事領導幹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幹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團以上幹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鬨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他用堅定的信念，凝聚了隊伍。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縱隊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共800人。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後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點家底。金一南寫道：“這點家底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戰鬥力的核心。南昌起義的火種，從此再也沒有熄滅。”
朱德帶領這支隊伍上了井岡山，有了“朱毛會師”。金一南評價說：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
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幫助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永遠無法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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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927——解密80年前中國政局的歷史謎團》一書寫道：1927年10月22日清晨，部隊在遂川縣大汾鎮，突然遭到地主武裝靖衛團的襲擊，因為人地生疏，毛澤東與特務連連長曾士峨、黨代表羅榮桓迅速撤退，一路上只收容起三四十人。毛澤東率領這支小部隊繼續向井岡山轉移——這是秋收起義隊伍抵達井岡山開始創建根據地的最後一戰。
這就叫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天回望歷史、打量井岡山，會有許多啟示。歷史或有機緣巧合，但歷史也自有規律，比如，歷史的勝利者，屬於有信仰有信念有信心的一群人，就如同在最黑暗最艱難最絕望時刻，依然不失詩性與浪漫：
“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井岡山因此是獨一無二的井岡山，而不是梁山泊、瓦崗寨的翻版。
文 | 關山遠
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新華社每日電訊”（caodi_zhoukan），首發於2017年8月4日，原標題為《“八一”，也應當是中國青年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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