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方国家曾派遣大量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世纪后半期至新中国成立,瑞典有多个教派在华传教,其中浸信会(也称浸礼会)选择了山东作为传教地域,诸城是其最主要的传教地点之一。
瑞典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四十年代,而大规模传教活动则是始于19世纪末。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瑞典浸信会牧师是文道慎,他于1891年到达中国,游历多地之后最终选择了胶县(今青岛胶州市)作为传教地点,但因身体原因,1893年他被迫回国。令约翰是继文道慎之后第二位到达中国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他于1892年到达中国,1893年到胶县接替文道慎。
在瑞典浸信会到来之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已于1887年到达诸城,并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会组织,发展了大量信徒。20世纪初,德国鲁东信义会将基督教新教传入诸城。关于基督教在诸城县发展信徒数量,据清光绪《诸城县乡土志》记载,时诸城有天主教信徒230户,耶稣教信徒22户。
瑞典浸信会在胶县的传教活动取得一定进展后,决定向周围扩展,而诸城因为地理位置毗邻胶县,且教会势力比较强大,成为浸信会扩展势力的首选。1904年,令约翰与妻子和爱德(人称令师母)、儿子令阜顺(后成为少牧师)到达诸城。1905年,令牧师为四名信徒受洗,标志着诸城会的建立。他们在北关兴建教堂,成立了诸城瑞华浸信会。令约翰也成为诸城瑞华浸信会历史上主持教会时间最长的牧师,直到1939年,他的职务才被万乐德牧师接替。
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后,先后多名传教士来到诸城,据统计,包括令约翰在内,曾到过诸城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有据可考的共计16位。这些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后,努力学习当地方言和中国文化,穿着中国服饰,走到群众中间传教。除瑞典传教士外,另有多名中国布道员协助传教。传教士克服了语言、习俗等种种困难,推动诸城瑞华浸信会在艰难中向前发展。民国8年(1919年)1月5日,诸城浸礼会举行年会时,共有教友99人,民国21年(1932年),教徒增至129人。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诸城瑞华浸信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瑞华浸信会的传教士也曾受到日军侵扰,但因为瑞典在“二战”期间属于中立国,因而瑞华浸信会教堂和传教士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加入教会也就成为群众寻求避难的一种途径。1939年,瑞华浸信会教徒发展到203人,最盛时期,浸信会拥有传教士34人,教徒415人。
1945年诸城解放之后,浸信会所建15处福音堂全部垮台,只剩城里北关教堂。1947年,诸城二次解放,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教堂关闭,教会停止活动。1948年,王奎、徐益民重新组织活动,时有教徒100余人。1950年,教会有教士2人,教徒77人,转入地下活动。
瑞典传教士虽然希望大量发展信众,但对信徒的选择却是比较严格的。入教者须经教友推荐或者报名入教,教会派人对其品行进行考察后,再由牧师亲自考试,才可决定是否准其入教。加入教会的教友,要严格遵守教会的规定。入教者如有赌博、酗酒、纳妾、吸食鸦片、辱骂教会等不良行为,教会将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如确有其事,将对其予以劝诫,对于情节严重或者屡教不改的则开除教籍,并将其所犯错误公之于众。此外,诸城瑞华浸信会还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等陋习。
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街头走访等形式大力发展信众,另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和扩大教会影响的目的,教会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瑞华小学、瑞华医院和孤女院。
1905年诸城瑞华浸信会成立之后,教会即着手建学校,同年开设瑞华小学(男校)。1914年,浸信会又创办瑞华女学,该校是诸城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929年瑞华小学(男校)和瑞华女校合并。
瑞华小学初期学校规模很小,后来逐渐扩大。关于学校规模具体数字,并无准确记载。据《诸城市志》,1920年,学校发展到4个班(1-4年级),有学生70-80人,教职工6-7人,后发展成为完小,有学生150人。1938年,日军侵占诸城后,瑞华小学仍旧开办,1947年传教士离开诸城后停办。关于学生人数,较为可靠的是1942年《瑞华小学毕业证书及存根》,该资料统计,从1929年到1942年瑞华小学毕业生总数为210人,其中初级小学112人,高级小学98人,平均每年毕业生人数为15人。这样的办学规模在当时还是比较可观的。瑞华小学虽为教会学校,但所设课程同普通小学大致相同,包括国文、算数、修身、史地、音乐、体育等,只有星期一讲一堂圣经课程,由令师母授课。因而,该校虽传播宗教信仰,但总体上仍然是一所传承文化的普通教育场所。
瑞典传教士在诸城所建医院起初叫神德医院,后改名为瑞华医院。医院始建于1913年,负责人是白多加教士(Matilda Persson),她于1910年到达诸城,因其是一名终生不婚的修女,故人称“白姑娘”。瑞华医院建成之后,没有局限于为教众看病,而是面向全社会开放。
因为资金匮乏,瑞华医院规模很小,环境也非常简陋,有医生2至3人,有病床10余张。尽管如此,由于当时诸城缺医少药,而瑞华医院的医生医术比较高明,白多加教士尤其擅长接生,加之医生热情周到,待人诚恳,瑞华医院深受当地群众信赖,声誉较好。
诸城瑞华浸信会还在当地做了很多社会福利事业,影响最大的是孤女院,这也是瑞典浸信会在中国兴办的最重要的慈善事业。该院建于1921年,负责人也是白多加教士。孤女院的经费大部分来自瑞典教会,还有一小部分来自教众捐助。
同瑞华医院一样,孤女院也是面向社会开放。孩子们在孤女院中的生活水平高于当时一般家庭,长大后在瑞华小学上学,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孤女院从开办到解散,共收容60多个孩子,解放时尚有14人。1944年,白多加回国,孤女院改由杨芝环护士负责。1953年,政府接管孤女院继续收养遗弃婴儿,至1957年撤销时,有11名孤女,其中3名安排就业,其余择偶成家。1947年,瑞典传教士被迫离开了诸城,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这里。1986年6月,已经年过八旬的万乐德牧师随瑞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旅游团来中国。7月7日,他专门抽出时间到诸城重游故地,会见老教友。此时距他1936年首次到达中国刚好过了半个世纪,距离令约翰牧师到达中国的时间则已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万乐德访问期间,当时的诸城县政府对其进行了盛情款待。在他曾经居住过的卧室,万牧师说:“我进了这个房间,又想起了旧年时代,那时你们中国人正在受苦受难,我是十分同情的。现在你们好了,从你们的衣着和脸来看,你们已经摆脱了饥饿和贫困,我心里也非常地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在诸城生活和工作过的瑞典浸信会传教士多已故去。但他们的后代依然惦记着中国,思念着诸城。进入21世纪后,他们又多次来到诸城,走访故地,会见老教友。
西方传教士来华,其根本目的是传教,但在其传教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将西方文化传入了所在地,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当时瑞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足以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相比,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也并不密切,故相对而言,瑞典传教士的政治色彩比较淡薄。他们创办医院、学校、孤女院等机构,虽然主要是出于扩大教会影响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成为研究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瑞典浸信会传教士所开启的瑞中友谊才可以绵延不绝,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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