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一句话，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偏激，但是话粗理不粗：正常国家本质上就是这样的。
所谓国家，就是每个人都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来换取全社会的安全的这么一个机制。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理论是这样的。在原始采集狩猎时代，部落没什么财产，土匪是个简单的营生，赶上哪个部落洗劫一番就走，不需要什么管理。部落被洗劫了也就认倒霉，大不了下次咱们也洗劫别的部落。
但是进入农业时代以后，这个流动土匪的模式就不行了。农业需要长远的规划。春天种下去的粮食秋天才能收获，在此期间你必须一直好好照顾这片土地。
如果春天村子里来了一群土匪把男人全杀了，把财产全部抢夺一空，那这个村子就不存在了，根本等不到秋天。对村庄来说这是致命打击，对土匪来说，下一次也没东西可抢了。所以就出现了“静止的土匪”。
土匪跟农民一起定居下来。土匪不但不再搞杀鸡取卵式的洗劫，反而还给农民提供安全保护，让农民能好好地完成种植和收获，可以有长期的计划。
这种事情一直到近代还在发生。中国1920年代曾经有个著名土匪叫“白狼”，白狼是打家劫舍的流动土匪，百姓深受其害。
后来军阀冯玉祥赶走了白狼，老百姓非常欢迎。可是冯玉祥本身也是个土匪，收很重的税 —— 他唯一比白狼强的就是他是个静止的土匪。
静止的土匪也是土匪，他们给百姓提供安全保障都是为了自己。但是只要秩序建立起来了，你再去追究土匪的初衷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人民，就没有意义了。
而要实现高级治理，也就是建立国家，土匪的统治技术还必须升级，才能让百姓做稳了奴隶 —— 甚至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这或许也是“王朝”或“国家”的另一种来源...但这在现在已经是个不能说的秘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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