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藏武器
这是梁兴道参加公安工作后遇到的第一起案件，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起案件，使他从一名教师转行当了警察。梁兴道是昆明本地人，出身于城市平民家庭，父亲是中药店药工。尽管收入有限，但家里只有梁兴道一棵独苗，所以能够将其供养到高中毕业。1948年，他考上了四川大学国文系。梁兴道在成都上了一年学，接受了革命思想，于大一放暑假前参加了地下团组织。暑假结束，梁兴道风尘仆仆从昆明赶到成都，却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说他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让他即刻转移。于是，他便佯称患病，返回昆明。
这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尚未解放的云南与四川一样，处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昆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团组织也有一些同志因暴露了身份，不得不离开省城前往外地避祸，地下党方面人手奇缺。梁兴道有一位叫罗贵福的高中同学，早在高二时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组织上安排他打入国民党昆明市警察局当了一名刑警。
罗贵福的任务是秘密搜集情报，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一旦发现异常立刻向组织报告。以往，他在获取情报后，立刻经地下交通员火速递交组织。可是，那一阵组织上人手紧张，已无法给其配备专门的交通员。没有交通员确实很不方便，甚至会因此暴露身份。于是，罗贵福就决定自己物色一个临时交通员，他把目光投向了同学兼挚友梁兴道。当时他并不知道梁兴道其实是自己同一阵营的战友，梁兴道呢，则在第一次接受罗贵福的委托为他“捎送”礼品给一个“朋友”时，就已经意识到大致上是怎么回事了。这正是他乐意做的，自是非常积极。
不久，梁兴道找到了一份工作，去自己的母校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而罗贵福经过两个来月的观察，对粱兴道很是信任，正要向老同学灌输革命思想准备将其作为发展对象时，突然发生了变故——他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幸亏及时得知消息，赶在敌人下手前转移了。
一个多月后，昆明和平解放。梁兴道在成都的地下团员身份得到了确认，从代课老师转为正式教师，组织上正准备委任他担任副校长时，罗贵福来找他了。此时罗贵福的身份已是中共派来的接管人员。当初他撤离昆明后，去了西南局接管昆明干部大队，昆明和平解放时随军进入春城，中共接管市警察局，罗贵福被任命为昆明市公安局第四分局治安股副股长。当时实行“大治安”模式，治安股除了管治安，还管刑侦，罗贵福就分管分局刑侦队。当时刑侦队都是留用刑警，上级指示尽快物色合适的人员充实进来，罗贵福又想到了梁兴道，就动员他去公安局工作。
梁兴道听说让他去当警察，马上摇头，说我不是干警察的料，不去！我在母校教书挺好的，而且教育局即将任命我当副校长了。罗贵福说老同学，你说你不是当警察的料，难道我是？我读高中时的强项是数学，曾经得过全省数学竞赛第二名，老师都说我是当数学家的料，甚至有可能成为“华罗庚第二”。这话是在课堂上说的，你当时也听见了。至于高考落榜，那是我运气不好，当时正在发烧。可现在你看，我还不是当了警察？这是革命工作需要……他还要说下去，上课铃响了，梁兴道说就到这里吧，我要为革命教书去了。说罢撇下罗贵福直奔教室。
没想到，第二天罗贵福又来了，说老同学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暂且作罢，不过，最近我那边的活儿实在太多，你在教书之余，可否利用课外时间帮兄弟一个忙？罗贵福要梁兴道帮忙的事儿是摘录最近半个来月分局收到的人民来信。这活儿原应是分局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干的，可秘书股忙不过来，就搁下了。昨天，分局领导说最近市军管会要下来检查各分局的日常工作，得赶紧把文件都整理一下。秘书股顿时紧张了．来不及完成，就把活儿分解开来，交各部门协助处理。
治安股摊上的是协助处理人民来信，要求对每封信件的内容进行摘录，编上序号存放起来。治安股其实也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人家这是急活儿，无论如何得帮忙的，罗贵福就想到了临时拉梁兴道一个差。他对梁兴道说这也是公安机关对你的信任，否则会把这等机密材料交你处置？再说你们学校考试已经结束，发下成绩报告单就放暑假了，你不干点儿活儿老是待在家里，只怕也会闷出病来是不是？梁兴道无奈，只得接下了这活儿。
梁兴道有所不知，其实这是罗贵福给他挖的一个坑。分局领导听罗贵福介绍了梁兴道的情况，下决心一定要把他调去。罗贵福就想了个法子，用摘录人民来信的活儿先把老同学粘住了再说。梁兴道只想早点儿完工，免得误了人家的事儿。忙碌了两天搭一个夜班，总算把上百封信一一编了号，每封信的内容都摘录下来，还制作了一份目录。忙完了去分局交给罗贵福，对方又是递烟又是沏茶，那殷勤劲儿让梁兴道隐隐觉得似乎不对头。正要告辞时，罗贵福指着目录中的一个编号说：“这个名叫祝修玉的被检举人你知道是谁吗？”
梁兴道摇头。
罗贵福说：“说起来跟你老弟只怕还有点儿瓜葛呢。”
梁兴道蓦地一惊：“怎么跟我有瓜葛？我可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啊！”
祝修玉是编号092的检举信中的被检举对象。那封信是实名举报，检举人名叫普心照，是个中医，祝修玉是他的邻居。他举报说祝修玉家里藏有枪支弹药，对政府贴出的要求全市凡是家里藏有枪支弹药的居民都须主动上交公安局的布告置若罔闻。近日听说祝修玉准备把藏匿的枪支弹药转移，故特向政府检举。
时值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解放军和国民党残部以及其他反动武装的局部战斗还在继续，民间藏枪比较普遍，更何况云南这种自古以来盗匪横行的省份。梁兴道处理的那些检举信中，举报民间藏匿枪支甚至手榴弹、炸药的，大约占了十分之一。他已经记不得罗贵福所说的这个姓祝的被检举人了。当下，他拿出那封检举信匆匆浏览后，还是摇头：“老兄，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啊？”
罗贵福说：“你不是正跟同事小严姑娘谈恋爱吗？这个老祝就是小严老师的父亲，你老弟未来的岳丈。之所以女儿不姓祝，那是因为严家上代只有小严她妈一个女儿，祝修玉是入赘做上门女婿的。”
梁兴道暗吃一惊。严淑娟是他的同事，教音乐的，长相算不上漂亮，不过很耐看。这姑娘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跟同事关系处得很融洽，梁兴道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就跟她很谈得来。他的地下身份公开后，严淑娟更是对他表示好感，最近两人交往频繁，不过尚未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没想到，她的父亲竟然私藏枪支，按照政府规定，这是要受到惩处的。那时候社会上很看重政治表现，梁兴道有地下工作经历，又即将担任副校长，正在争取入党，手里拿的完全是一副好牌，眼下小严她爸犯了这事，如果还继续跟她处对象，那无疑是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的！这下他可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了。老同学既然向他透露此事，就是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以便他作出正确的选择。可人心毕竟是肉长的，他和小严老师正是情投意合的时候，怎能说断就断？
其实，罗贵福却是另有企图。此举也并非他的个人主张，而是奉命行事。那天，罗贵福动员梁兴道调往公安局遭到拒绝，向分局分管治安的周克庸副局长汇报时，周副局长递给他一封检举信，就是被梁兴道编号为092的那封。这封信是直接写给周副局长的，拆阅之后，周副局长不禁一愣。这倒并不是因为祝修玉私藏枪支弹药这件事本身。前面说过，那时候民间私藏枪支弹药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儿，周克庸听得多也见得多了，愣怔的原因在于被检举的对象竟是祝修玉。
周克庸不认识祝修玉，半个多月前连听也没听说过。直到6月10日市公安局政保领导找他沟通情况时方才知晓，祝修玉以前跑过很长时间的单帮，据说跟境外一些黑道人物说得上话。鉴于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我方免不了要跟那些家伙打交道，所以，市局领导叮嘱周克庸，要注意保护祝修玉，以便日后为我所用。据市局政保部门初步调查，祝修玉本人并无作恶劣迹，因此政府不会动他，但是，由于他结交的朋友中颇有黑道人物，保不准那些人会影响他，公安局需要注意此人情况，必要时提供保护。祝修玉居住于第四区，此事就交由第四分局负责，所以政保领导就找周克庸沟通了。
接受使命后，周克庸还没来得及专门跟治安股谈这事，就收到了检举信。于是就把罗贵福叫来，说这事得稳妥处理，抓他是不行的，一旦惊动了黑道，人家就会怀疑此人已经被人民政府“招安”，为安全计就会切断与他的联络，今后就不能发挥他的作用了；可不动他呢，于那个写检举信的群众不好交代，又不能跟人家说明原因。所以，得考虑第三种方式—动员祝修玉自首，让他自己把私藏的枪支弹药交出来，公安机关也不公开处理，做份笔录就是，然后给检举人一个回复：被检举人因主动交出藏匿的枪支弹药获得宽大处理。
这桩活儿就交给了罗贵福。周克庸叮嘱，事虽不大，问题是不能让祝修玉本人更不能让外界感觉到这是公安有意“放水”，所以要考虑另找一个合适的人去做祝修玉的工作。罗贵福说：“哎！这不是天意吗——我那个老同学梁兴道跟祝修玉的女儿是同事，又正谈恋爱，请他出马不是最合适吗？”
罗贵福去母校“挖墙脚”动员梁兴道跳槽前，根据规定已经把梁兴道的一应情况查摸了一遍，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政审，所以他对严淑娟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之类比梁兴道还清楚。
就这样，罗贵福给老同学挖了个坑，把检举信塞进了秘书股需要整理的那堆群众来信中，现在提出来予以“提醒”和“关心”。梁兴道哪知底细，当下心里自有一番波涛汹涌，最后向罗贵福请教此事如何处置为好。罗贵福便说你去跟小严商量，动员她老爸主动自首，交出藏匿的枪支弹药，这事不就悄悄解决了吗？梁兴道说这不是把你老兄也扯进来了吗？我也逃不了干系。那可是暗通消息，往轻里说是立场问题，往重里说就是违法犯罪了。罗贵福说有我给你老弟罩着，这样做肯定没问题。祝修玉藏匿枪支弹药，应该属于出于江湖义气帮人家一个忙之类的，他本人不至于卷入什么犯罪团伙，你只要悄悄一提醒，那就是让他悬崖勒马，等于是救了他。到时候你看着吧，小严姑娘准定哭着喊着非嫁给你不可了。老弟，听哥的没错！
梁兴道实在割舍不了对严淑娟的那份爱慕之心，寻思看来只有照罗贵福所说的去做了。接着，他就去找了严淑娟。罗责福其人以及跟梁兴道的那层关系，严淑娟已经听梁兴道介绍过，所以，现在再次说到这个分局治安头目，姑娘倒也不感到突然。不过，听梁兴道话题一转说到祝修玉藏匿枪支弹药之事，当即花容失色。严淑娟相信粱兴道所说的内容属实，因为之前他提到过罗贵福，虽然没明说，但可以推断那是罗贵福告诉他的。罗贵福和梁兴道是什么关系？老同学还在其次，两人可是在国民党统治的血雨腥风中结下生死之交的战友啊！
严淑娟忐忑地问梁兴道应该如何处理此事。梁兴道按照罗贵福的授意，问姑娘怎么打算。严淑娟说不如悄悄给父亲一个暗示，提醒他赶快把藏匿的枪弹扔掉。梁兴道说这是一个主意，问题是如果他已经被人盯上，在扔的过程中被当场抓获又当如何？那是抓现行，绝无宽恕之理的呀！小严的社会经验跟梁兴道、罗贵福当然有云泥之别，听梁兴道如此一说，哪里还有其他主意？于是眼泪汪汪地盯着梁兴道催问良方妙策，后者就说了自首的法子。
严淑娟觉得这的确可行，但不知父亲自首后是否可以获得宽大。梁兴道说应该没问题，我跟大罗说一下，让你爸去找罗贵福自首不就得了？严淑娟想让梁兴道陪着她一起去做父亲的工作。梁兴道说还是你先去跟他说，说得通就好，说不通我再出面。
次日，6月25日星期天，一大早严淑娟就兴冲冲地去了梁兴道家。姑娘之前从未来过梁家，两人的恋爱还没到上门的当儿，即使到了也该是男方先去女方家拜访。不过，因为有这事，姑娘也顾不上了。什么事呢？老爸的工作做通了，答应第二天公安局上班后即去向罗股长自首。梁兴道如释重负，赶紧将此事告知大罗。罗贵福听了也是一阵轻松，说那就约在明天上午十点吧，周一一早我们要先开会布置一周的工作，十点该结束了，接待老祝没问题。
可是，次日老祝却爽约了！
二、祝修玉和“钻天鼎”
祝修玉之所以爽约，是因为他没法践约——私藏的六支手枪、六百发子弹失窃了！
经女儿劝说，祝修玉已经决定向公安局投案自首。周六傍晚，他把藏匿于主卧室床下的一个小旅行箱拿出来，打开查看了那六支手枪和六百发子弹，准备次日拎着箱子去分局。其妻严蔚雯当时也在卧室，看着丈夫把箱子重新锁上放好后，下楼去准备晚饭，女儿进厨房相帮，她便告知了上述情况。严淑娟说明天公安局不上班，让爸爸后天上午去吧。一家人谁也没想到次日会发生重大变故。
枪支弹药失窃应该发生于星期天下午到傍晚之间，这个时段祝家正好没人。
十二年前，祝修玉的妻子严蔚雯生儿子（即严淑娟的弟弟）时难产。旧社会妇女临盆被称为“一只脚伸在棺材里”，指的就是难产，因西医普遍缺乏，难产大出血导致的死亡率极高，常常是大人小孩儿一起踏进鬼门关。严蔚雯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幸亏祝修玉的人际关系广，辗转托人联系了昆明西郊冷水湾的董明观博士。董博士早年留学英国攻读西医，毕业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担任外科副主任，因抗战爆发回昆明老家，不再沾手老本行，在乡下隐居耕读。这次碍于挚友情面，只好出马。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接生乃是小菜一碟。董明观一出手，自然解决了难题，母子平安。过了月子，严蔚雯立刻做了两桩事：一是从此以后笃信佛教，二是让儿子拜董明观为义父。
严蔚雯的虔诚在全市佛教徒中大大有名，周围渐渐聚集了一批女性居士。昨天她得到消息，有一女居士的丈夫骑马外出时出了事故，伤势严重，便前往探视。而严淑娟呢，当天吃过午饭就去学校了，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主课老师忙着阅卷打分写成绩报告单，严淑娟这个教音乐的副课老师也没闲着，学校领导让她组织学生中的文娱爱好者排练一台节目，准备在暑假里慰问驻军，她从现在就得开始忙碌了。她那个被董博士救下的弟弟正上小学五年级，和往年一样，放假期间到西郊冷水湾义父处度假去了。因此，这天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之间，家里是没人的，窃贼正是利用这个空当光顾了严家，别的东西都没拿，单单顺走了祝修玉放在主卧室床头柜一侧的那个装着手枪和子弹的旅行箱。
祝修玉夫妇回家后，正好来了个亲戚，一起吃了晚饭，又聊了一会儿。送走客人回到楼上，祝修玉坐在藤椅上喝茶抽烟听收音机里播放的京戏，妻子忙完了楼下厨房的活儿，端水上来擦拭席子时方才发现那个箱子不见了。
可以想象，祝修玉这一晚上肯定失眠。严淑娟因为回来得晚，他也就没告诉女儿，直到今天早晨才对严淑娟说了此事。严淑娟顿时像遭了火灼似的直跳脚，埋怨父亲为啥不早说，这等大事应该立刻报告公安局的！祝修玉说我知道这是大事儿，可是我怕说了人家也不相信，反而怀疑我耍花枪故意把东西转移了，我这一去，只怕就要给公安局扣下啦！严淑娟说现在啥都别说了，我得找人问问这事咋办！
严淑娟找的人当然就是梁兴道了。梁兴道一听之下，就觉得自己的脑袋大了一圈，说怎么这么巧，打算自首了，那些东西却被偷了？严淑娟一听更急了，说你都这样想，那人家警察就更要怀疑我爸了，你说这事咋办啊？梁兴道说你先回去吧，我赶紧奔分局找大罗。
分局里，罗贵福正等着接待前来自首的祝修玉，哪知祝修玉没来，倒是老同学急匆匆跑来说了这么一桩事。这事他自己作不了主，便让梁兴道先待着别走，他去向周副局长汇报。周克庸听着也大觉意外，说这不是一桩事儿，而是一起案件，该立案侦查。小罗你是管刑侦的，这个案子就交给你去查吧。另外，你举荐的那位老同学小梁的材料市局已经批下来了，同意把他调入公安队伍，分局人事股这几天就会把他的调动手续办好。他们学校该放暑假了吧？你可以让他先来分局上班，就到治安股吧，查这桩窃枪案的时候你可以带带他，这是一棵好苗子。
罗贵福听了窃喜，寻思这是组织上决定的工作调动，那就由不得你梁兴道情愿不情愿了。不过，有一点他要提醒周克庸：梁兴道跟严淑娟正恋爱，跟着自己参加对这起窃枪案的调查是否合适？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尚在初步制订和酝酿之中，对于侦查工作中的回避制度还没有严格规定。因此，周克庸的意思是，根据目前工作需要，梁兴道参加该案侦查，对于获取翔实情况会有帮助；况且，他跟祝修玉女儿的恋爱尚是初级阶段，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不过就是比较密切的同事关系。小梁尽管年轻，可他是经历过地下工作的同志，应该有这个觉悟，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们应该相信这位同志是经得住考验的。
这边周副局长和罗贵福倒是商量好了，可梁兴道却老大不情愿。罗贵福说老同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干革命工作还需要本人答应？你小子竟敢把自己放在比组织还高的位置上？这话是在他们的母校即梁兴道当副校长的那所中学校园里的一株榕树下说的，罗贵福正想再说一句“还真反了你”时，校长兼支部书记叫梁兴道去办公室。看着粱兴道的背影，罗贵福点了一支烟抽起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料想必是教育局的电话打过来了。
果然，梁兴道回来时，已经是一副认命的样子，说大罗要不咱就走吧。罗贵福递给他一支烟，先把分局领导交代的任务介绍了一下。然后，他让梁兴道去找正在指导学生排练节目的严淑娟，告诉她一会儿要上门了解枪支被窃的情况，她回家后如果碰到，不要惊奇，也不要招呼，假装不认识就是了。
由于户口本上的户主是严蔚雯，所以我们这里就暂且称为“严家”。严家的住宅连同邻居普郎中家原来是一座前面带院子的二层楼房，前后上下共有八间，两侧墙边还各有一间平房作为厨房。原房主是个茶叶商人，民国前期离开昆明不知去哪里了，临走前把这座宅院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出让。一时找不到买主，后来经纪人帮着凑了两户人家合买下来，一分为二，院子中间砌了一道墙。双方出的价钱是一样的，东侧西侧则是在经纪人见证下抽签决定的，严蔚雯的老爸占了东侧，严家一住至今。梁兴道、罗贵福登门时，院门开着，祝修玉迎出门问二位找谁，听罗贵福一报身份，他那张脸顿时变得煞白，稍一定神，见来人没有掏手铐，这才松了一口气。
罗贵福、梁兴道查看了现场，门上的锁具和窗框上的铁栅栏均完好无损，又看了楼上两间卧室的天花板，上面的纸筋石灰并无破损（这便排除了窃贼从房顶进入现场的可能），再听男女主人陈述发现箱子被窃前后的一应情况，即使是于刑侦工作十足外行的梁兴道心里也觉得，院门、屋门都上锁，窗户外装有指头粗的铁栅栏，这种情况下楼上主卧室内的一口箱子竟然不翼而飞，那只能是主人自己做的手脚了。罗贵福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他还是问了主人夫妇回家时是否发现有什么异样迹象，祝修玉和严蔚雯都摇头。
按照惯例，往下就要把祝修玉带往分局去讯问了。不过，因为之前分局领导叮嘱过，罗贵福没有贸然带人，反正一样是了解情况，那就在他家谈吧。
祝修玉今年四十四岁，土生土长的昆明本地人，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父亲以做挑水夫、搬运工为生。祝修玉九岁就被送到当地一家桐油店去做学徒，说好是学三年帮三年，须做满六年方才满师。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熬到第六年，眼看还有两个月就可以满师了，不料桐油店失火烧了个精光，老板一家八口只有三个逃出来。桐油店破产，老板感到对不起祝修玉，就把他介绍给一位赶马帮跑运输的朋友老熊，那年祝修玉十五岁。
祝修玉跟马帮跑了三年，熟悉了一应情况，决定离开马帮自立门户。这是马帮头目老熊出的主意。老熊是个老江湖，不但熟悉云贵川藏、缅甸泰国等马帮路线上的地形、气候，还在江湖上有着极广的人脉，他跟上述国家、省份的三教九流混得都很熟，据说百里范围必有他的生死之交。具有这等能耐的角色眼力肯定不凡，老熊认为祝修玉是一块能做点儿事的好料，长期跑马帮是埋没人才，就鼓动祝修玉自己跑单帮，境内境外进进出出，倒腾土特产和洋货，一是能多挣大洋，二是历练。祝修玉被说动了。离开马帮的时候，老熊送了他两匹好马，以及一份江湖朋友的联络名单，说你在江湖上行走，没有朋友帮忙是不行的，在外面碰到困难了，去找名单上的任何一位朋友，只要说是老熊让你去的，他们肯定会帮忙。
祝修玉跑单帮跑了七年，期间遭遇的危险不计其数，靠着自身的机灵、老熊的影响以及运气，竟然都让他一一化解。七年下来，积蓄了一些钱钞。那年回昆明老家过年，小年夜救了一个回家路上遭遇地痞调戏的姑娘，就是现在的妻子严蔚雯。两人自此相识，严蔚雯看上了小伙子，她老爸也很欣赏祝修玉身上的那股义气和豪气，就对祝修玉说，你如若肯做我家的上门女婿，那就请人来说媒。祝修玉就请因年老已闲居在家的老熊出面玉成此事。
婚后，岳丈和老熊都主张祝修玉不必再跑单帮，可以在昆明找份活儿谋生。可是，祝修玉已经习惯了冒险，一时难以割舍和那班境内外江湖朋友的友情，就又干了五年，直到女儿四岁时方才歇手，在老熊占着部分股份的一家货栈干活。其时，祝修玉不过三十岁，但十五年的江湖历练已经使他具有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智商、情商和应变能力，还有江湖上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以及虽已年近八十但威望犹在的老熊的那份影响力，因此没干多久就被股东推举为货栈襄理。经理马观达上了岁数，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有了祝修玉这个助手，他干脆把一摊子事务全都交给小伙子去打理，每周一次到货栈看看，坐上片刻就走。
抗战胜利前夕，老熊一病不起，撒手西行。临终前留下遗嘱，把自己在货栈的股权一分为三，两份留其遗属，一份赠予祝修玉。祝修玉坚辞不受，将那份遗产转赠老熊的遗属。此举受到江湖中人的一致好评。正好这时原经理马观达因病辞职，老熊遗属及其他两个股东遂推举祝修玉为货栈经理。
这家货栈相当于后来的物资储运站，比如今的物流公司多了一个功能一一接受客户的委托，代为储存保管货物。抗战胜利后，云贵川藏的马帮运输因战事结束和修建公路，以及内地恢复了战前的海路和长江水道，货物运输大为减少，货栈经营日趋萧条，到1949年时已是勉强支撑惨淡经营了。昆明解放前夕，祝修玉和股东们碰了头，介绍了经营情况，认为货栈应该结束营业，大家散伙。几位股东从未具体管过货栈，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切都是听祝修玉的，既然他这么说，那就关门歇业吧。于是就责成祝修玉站好最后一班岗，着手处理善后。
不料，昆明解放次日，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一个以前跑单帮时结识的绰号“钻天鼎”的江湖朋友来找他，说解放军方面委托他物色可靠的货栈，准备租下后作为物资仓库，问祝修玉是否有兴趣。祝修玉闻讯甚喜，认为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不过，他不是老板，拍不了板，就找股东们通报此事。股东们哪有不肯的道理？随即就跟军方签署了租赁合约，言明暂租两年，祝修玉和货栈全体员工悉数留用，在军代表领导下各司原职，薪金待遇不变，概由军方支付。
“钻天鼎”本名宋庚耀，云南保山人氏，猎户出身，赶过马帮，跑过单帮，还干过类似盗马贩毒、杀人越货之类的歹事儿，江湖上使唤得动上百号恶汉，是个不亮字号不打牌子的匪首。“鼎”是沉重物件，能升到天空的鼎世上罕见，宋庚耀竟然得此绰号，可见此人的厉害。这主儿工于心计，善于钻营，据说早在解放军尚在黔滇交界处集结还没向云南境内进军时，就已经主动派人前往跟部队联系，要求“报效大军”。估计军方正需要利用这等地方资源，反正之后他便开始替解放军刺探敌情，提供各地匪盗机密，联络地方绅士，以及做一些类似为军方介绍货栈作为仓库之类的琐事。那天他出现在祝修玉面前时，竟然穿着一套解放军下级军官的制服，并出示了一份盖着部队公章的介绍信。这使祝修玉不得不相信。
那个装着六支手枪和六百发子弹的小皮箱，就是“钻天鼎”在货栈跟军方签约的一个多月后拿来的。那天傍晚，“钻天鼎”穿着便衣，骑着一匹马前往货栈拜访，扯着正要下班回家的祝修玉去附近一家饭馆喝酒。席间，他告诉祝修玉说奉大军的命令，将前往外地执行机密使命，有件东西烦请老祝代为保管。祝修玉讲义气，再说对方的身份特殊，没有信不过的道理，当下问也没问就一口答应了。这件东西，就是装着武器的小皮箱。“钻天鼎”交给祝修玉时，是打开箱子让他过目后重新锁上的，把钥匙也给了他。
祝修玉当时并未当作一回事，很随便地就把箱子拎回家了，随即告知了妻子。严蔚雯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尽管公安局张贴的布告中有禁止私藏武器的规定，可他们毕竟是在“帮助”军方啊。直到一个多月后，严蔚雯看到大街小巷张贴的昆明市军管会的通缉令中有宋庚耀的名字，并注明绰号“钻天鼎”，方意识到此事不妙，急急回家告诉丈夫，提出应该把藏匿的武器交给政府。
可是，祝修玉却不这么认为。他的想法是，“钻天鼎”早在解放军进军云南前就已为军方效力，以其以前的经历，显然特别适宜从事刺探敌情、策反匪特之类的活儿，那就必须披上一件使工作对象放心的外衣，现在军管会将其列入通缉名单，应该是出于这种考虑。祝修玉相信自己在江湖中摸爬滚打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对这个判断深信不疑。因此，他觉得不能不讲义气，贸然交出藏匿的武器。否则，待“钻天鼎”完成了军方的特别使命，穿着军官制服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怎么向人家交代？他向妻子吐露过这种想法，严蔚雯说，即使老宋真如你所想的那样，他让你私藏武器也是违犯政府法令的，共产党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也应该受到政府的处罚呀。祝修玉说那是他的事儿，回头见到他时我跟他说，让他把东西拿去自己处理就是了。
就这样，祝修玉坚持替宋庚耀隐瞒此事，心安理得地把那个箱子藏于家中。直到这次女儿严淑娟听了梁兴道的规劝，郑重其事做他的思想工作，隐隐透露这可能是来自公安局内部的意思时，这才引起他的重视，遂决定交出武器。不料，就因为正逢星期天，不得已推迟了上交的日期，导致了现在这种结果。
罗贵福、粱兴道听了祝修玉以上的这番交代，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根据祝修玉的经历、个性等综合情况来看，他似乎没有必要为“钻天鼎”再把这口黑锅背下去，因此，两人倾向于相信祝修玉这番交代的真实性。
那么，窃枪案又该如何追查下去呢？罗贵福说，我们试着走走另一条路吧。
三、发现嫌疑人
另一条路就是向检举信的作者调查。这位作者是实名举报，不但署名，还有地址，跟被检举人祝修玉同一条街，门牌号是连在一起的，严家是双莲巷56号，他是58号，大名叫普心照。在云南，这个姓氏很容易使人以为他是少数民族，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汉族。
普心照是祖传中医。中医这一行，很容易跟“祖传”、“秘方”、“宫廷”什么的联系起来，但这位普郎中却是例外，双莲巷58号门侧墙上钉着的那块“祖传国医”的牌子吸引不了多少患者。他的医术虽是祖传的，可是他的祖上医术平平，系江湖走方郎中出身，加上普郎中的老爸是老来得子，四十岁出头方才有了小普，待到儿子十几岁上开始学医时，老爸自己身体有恙，精力不济，所以小普学得就不咋样。不过，每天从早到晚到诊所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都是熟人朋友、街坊邻居，看病求医的有限，大多是来侃大山或是有其他疑难来讨教的。普郎中为人耿直，性格固执得近乎偏激，却少有私心，邻居朋友有难，不但肯解囊相助，甚至有几次还助拳拔刀子，因此众人都很佩服他。
为保护检举人，罗贵福是通过管段派出所悄悄给普心照捎口信到分局谈话的。普心照果然耿直，跟罗贵福、梁兴道甫一照面，马上不客气地嚷嚷说：“你们民警办案子，哪有先跟被检举人接触然后再找检举人的道理啊？我那检举信里写得很模糊，不过点了点情况，凭此你们就有把握去跟被检举人接触了？既然有把握了，那又何必再把我找来了解情况呢？”
罗责福只得好言相劝，梁兴道则沏茶递烟，总算使普心照的火气消了大半，然后言归正传。据普心照说，祝修玉私藏枪支弹药的情况还是自己的妻子邱菊花告诉他的。普心照跟邱氏结婚将近二十年，对妻子的大部分作为都满意，就是有一点非常看不惯，妻子特别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打听不到的就设法刺探。普心照屡劝无效，常发感叹：你若是个男丁，肯定被警察局聘去做包打听了。
邱菊花的这个特殊嗜好当然会影响到她跟邻里的关系，幸亏有丈夫的面子在，人家也就一笑了之，不跟她计较。普心照屡次劝说，近年来，邱菊花的这个毛病大有收敛。不过，对于窥私成癖的邱菊花来说，这个多年来的嗜好已经相当于毒瘾，可不是那么容易戒掉的。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还是要时不时犯一下。
前面说过，普、严两家的住宅原是一座宅子，原业主因急于出售而一分为二。院子一分为二，房屋也是一分为二，原业主为省钱省事，不管院墙还是房屋内部楼上楼下的墙壁，一律都是用横放的一块砖头砌成的单壁，隔音效果可想而知。邱菊花有窥私的嗜好，如果分隔墙是用木板制作的，没准儿她会用纳鞋底的钻子在上面扎个小孔窥探邻居的隐私也有可能，可是砖墙没法对付，她就退而求其次，耳朵贴着墙壁偷听邻居在卧室内的动静。
邱菊花对邻居的偷听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普心照却始终不知晓。每天晚上普郎中在楼下客堂跟人高谈阔论或者听收音机，他的妻子则在楼上的卧室里，把耳朵贴在墙上，一边偷听祝修玉夫妇的动静一边结着毛线或者纳鞋底，一脸的满足。邱菊花知道丈夫若是知晓此事肯定不依，一旦听见普郎中上楼就马上中止，竟从来没有被普心照发现过。
祝修玉替“钻天鼎”私藏枪支弹药的秘密，就是邱菊花通过听壁脚得知的。当时昆明刚刚解放，政府正在动员老百姓上缴私藏枪支，邱菊花对祝修玉藏枪并不特别在意，她感兴趣的是人家夫妻的隐私。邱菊花是那种活得稀里糊涂的市侩女人，于政治既不懂也缺乏兴趣，所以渐渐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如果不是这次严淑娟做通了老爸的思想工作，祝修玉跟老婆商量是否要把藏匿的手枪、子弹交出去时的那番话正好被她听见，这件事几乎就要被她忘得一千二净了。
这当儿的形势跟六个月前昆明初解放时又不同了，邱菊花已经参加了多次群众大会，属于被发动起来的大部分群众中的一个，再说这时民间私藏的武器都上交得差不多了，极少数刻意隐藏的已经被公安局拘捕了若干，还有人因此被判刑。所以，邱菊花对此也重视起来，就向丈夫透露了此事。不过，她没有说自己晚饭后躲在楼上卧室就是为了偷听邻居的隐私，只说她偶然间听见隔壁夫妇似在争论什么，不禁生出好奇心，就仔细听了听，结果听到了这么一件事。
新中国成立后，普心照比较要求进步，不过他的进步只是停留在接受新思想方面，在一些具体行动上比如靠拢组织、申请入党等等他是不干的，相当于“口头革命派”。他听说祝修玉竟然违反政府规定藏匿武器，便说这是大事，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若是知晓了，那就必须向公安局报告，否则就是知情不举，我们也犯法了。于是，他就寄出了那封实名检举信。
罗贵福、梁兴道对普心照所说的情况与祝修玉的交代作了对比，发现邱菊花偷听到的相关情况可以印证祝修玉交代的内容，这样，基本可以排除祝修玉在做出自首决定后又生悔意，把藏匿的武器转移他处的可能性。
当天下班前，罗贵福向周克庸汇报了调查情况，请领导指示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周克庸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公安，在破案方面有较多的实践，当下对罗贵福说：“你们的分析有道理，现在看来要查明被窃枪弹的下落，只有盯着一个方向：案犯是怎样进入现场的？是如何正好在严家四口全部不在家的情况下下手的？是偶然撞到机会呢，还是待在附近偷窥严家人的动静伺机下手？”
罗贵福说：“多谢领导指点，您知道，我虽然在旧政权干过刑警，不过时间太短，没直接主持过破案，基本没有实践经验。现在组织上让我负责刑侦……”
他的话立马被周克庸打断：“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想增添人手？那没问题，分局刑侦队是你分管的，你可以调人嘛。”
罗贵福把留用老刑警朱古石调来参加侦查，三人组建了一个专案组。五十挂零的朱古石具有三十年刑侦经验，在昆明警界有点儿名气，他一来，罗贵福就把案情介绍一番，让他说说下一步该如何进行。朱古石说周局长说得对，还是盯着案犯如何进入现场这一点来追查为好。既然严家门窗完好，锁具无损，那就说明案犯是用钥匙开的锁，作案后又照样把门锁上了。这种案子我过去碰见过几件，都是从钥匙入手调查的。除了钥匙，还要调查案犯进入现场以及离开现场时是否有人看见其行踪，因为作案时间是下午至傍晚，双莲巷应该有人看见过这个人。即便那厮去双莲巷时没人留意，但他离开时应该是带着那口小皮箱的，那就比较引人注目，多半会有人留意到。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运气。
罗贵福立刻作出安排，梁兴道负责去调查钥匙情况，罗贵福和老朱调查双莲巷是否有人看到过案犯。这时已是晚上六点，罗贵福性急，说晚上居民正好在家，叫上派出所户籍警一起去走访正合适。几个人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即刻出发。
梁兴道对这个使命很感兴趣，因为他正好可以去跟严淑娟见面，请她提供她家门锁钥匙的情况。罗贵福说老弟你去五祥路关帝庙门口待着，我和老朱去严家跟严淑娟说一声，让她去那里找你就是。
有老朱加入，似乎马上就转运了。罗、朱二人叫上户籍警老陈去双莲巷向居民调查，走访到第三家就了解到了情况。这户人家有两个上小学的男孩儿，一个三年级，一个五年级，哥儿俩考完试这两天正闲着。昨天下午哥儿俩在巷口空地上玩耍，看见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提着一个小皮箱从巷子里出来，去了马路对面的烟纸店，买了烟当场拆开递给店主一支，自己也点了一支，两人抽着烟聊了片刻那人才走。
罗贵福三人就去找烟纸店主人。这个时候烟纸店已经关门打烊，不过这种小店铺都是前店后家的格局，叩门就可见到主人。店主姓丁．平生从未跟警察打过交道，忽有警察登门，自是暗暗吃惊。待到刑警说明了来意，他长长地松了口气，说原来你们是问龙拐子啊，他昨天是来买过烟，还跟我聊了几句闲话。
侦查员问龙拐子是何许人。店主说他住第二区醒仙路蝴蝶坝，好像没有固定职业，听说以介绍生意挣钱，不过店主曾经看到过他在庙会上摆摊头卖古董——可能是假古董。
醒仙路蝴蝶坝离双莲巷颇有一段距离，这人跑到双莲巷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店主没法回答，因为聊天时对方没有说。侦查员关心的是那个皮箱，便问店主是否见过。店主连连点头：“对，他是提着一个小皮箱。”说着还用手比画了一下尺寸，“这么大，咖啡色的。”
罗、朱二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皮箱尺寸、颜色都对上号了。六支手枪加上六百发子弹，应该有些分量，便问店主龙拐子拎着的那箱子看上去是重还是轻。店主想了想说：“这个倒没有留心，他没把箱子拎上柜台，聊天时那箱子是放在他脚边的。”
次日上午，罗贵福、朱古石便去醒仙路蝴蝶坝向管段派出所了解龙拐子其人。派出所方面告诉他们，龙拐子名叫龙超，彝族，三十九岁。此人年轻时曾参加过拐卖儿童团伙，国民党警察局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连坊间都知晓他是个人贩子，还给起了个绰号叫“龙拐子”，可警察局竟似充耳不闻，从来没有找过他。后来，龙超不知为何收手不干了，做起了掮客生意。此人的人际关系较广，利用这一资源获取各类供求信息，房屋、汽车、古董、牲口、药材、汽油甚至家具、自行车、钟表、小百货无所不包，虽无门面，却也混得不错，挣得了一些钱钞，买房娶妻，还生了两个女儿。新中国成立后，龙超仍旧干此营生，因为他并无政治历史问题和现行犯罪，所以民警没有将其作为重点对象予以监控。
罗贵福决定由派出所出面立刻传讯龙拐子。
四、难道案犯是检举人？
龙拐子身材高大，肤黑皮粗，说话声音沙哑。刑警见到他后，直截了当就问他前天下午去了哪里。这主儿面不改色，回答说去了双莲巷。刑警问他去干什么了。他回答说：“有人托我收购一套乾隆年间的宫内茶具，我是去找藏主询问是否有意出让的，那人名叫陈三福，住双莲巷115号。”
老朱问：“除了找陈三福谈生意，另外还干什么了？”
龙拐子一脸迷惘地望着刑警：“没干什么啊。陈三福说那套茶具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他又不缺钱用，不想出手。我以前跟他打过交道，也曾从他手里拿到过古董，算是熟人，他就留我坐了一会儿，喝着沱茶聊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告辞了。”
“你从双莲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龙拐子想了想，恍然大悟：“哦！您二位说的是……那个皮箱？对对对，我是提着一个小皮箱呢！”
刑警就问这个箱子的来龙去脉，里面装了啥物件。龙拐子说那是一个空箱子，是他从陈三福家出来时，在陈家门前右侧的那个垃圾箱里捡到的。箱子上的两个搭扣都扣着，不过上面没挂着锁。打开一看，里面是空的。他觉得有点儿奇怪，这么一个七八成新的皮箱怎么丢到垃圾箱里了？又想既然是扔到垃圾箱里，那就是主人不要了，何不捡回家去？就把箱子拿上了。
不过，龙拐子并没把这个皮箱拿回家。他在回家途中经过老柏树（地名）附近的一家旧货铺时，寻思这口箱子不明不白地被扔进垃圾箱，莫不是装过什么不祥之物？把它拿回家去别招霉运，干脆卖给旧货铺子算了。于是就走进店铺，卖了八万元（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八元，下同）。
当下，罗贵福、朱古石把龙拐子留在派出所，他们二人直奔双莲巷。陈三福证实龙拐子所言不谬，还出示了那套被龙拐子惦记着的乾隆年间的大内茶具，说那是他祖上传下来的。抗战胜利那年，有个朋友急于筹款上门求助，为凑够那笔钱款，他曾请龙拐子相帮找了个下家出让过一件古董。当时他曾说过家里藏有一套大内茶具，还拿给龙拐子看过。
离开陈宅，刑警又查看了那个垃圾箱，在陈宅和邻居家相连处的一个凹进去的位置，居民或者路人经过时扔废物、垃圾很是方便。如果龙拐子所言属实，那应该是潜入严家盗窃的案犯得手后，为防引人注目或者为了便于携带，取出箱子里的东西，随手把箱子扔掉了。
罗贵福、朱古石又去老柏树找那家旧货铺查问。旧货铺老板说前天下午确实有人来卖掉了一个咖啡色的旧皮箱，他开价八万元，对方没有讲价，直接成交拿着钞票走了。那个箱子现在还在，老板说着把刑警领到货架前，取下了这个已被加价百分之五十的小皮箱。
皮箱被带到分局后，刑警打电话给派出所，让他们悄然通知祝修玉前来辨认。祝修玉过来一看，马上确认就是“钻天鼎”交给他的那个箱子。他揭开箱盖，指着箱内黑色细绒布衬里上隐约能够辨别的油渍告诉刑警，那些手枪、子弹都是涂了牛油后用油布包裹上放在箱内的，他自“钻天鼎”交其藏匿时看过一眼，直到上星期六晚上决定自首了才再次打开，当时发现武器上面涂拭的牛油已微微渗透到油布表面，皮箱衬里绒布上的油渍应该就是这样造成的。
当天晚上，罗、朱、梁三人在分局刑侦队办公室碰头讨论案情。
梁兴道先说了昨天他从严淑娟那里打听来的关于她家门钥匙的情况。严家院门（大门）和屋门（二门）的钥匙有三套，父母和她各持一套，弟弟才十二岁，家里没让他持有钥匙，生怕他丢失，反正母亲无业整天在家，影响不到他放学后进家门。这三套钥匙一直由三人保管着，从未交给过其他人，即便有亲戚朋友来严家住宿，家里也是一直有人的，没有必要把钥匙暂时交给他们。
梁兴道于侦查工作虽然外行，但以前上学时，也读过一些中外侦探小说和报刊上报道破案情况的文章，尽管罗贵福和朱古石没有教过他，他还是想到了一种可能：到严家拜访的亲朋好友或者邻居甚至严淑娟弟弟的同学和家长中，是否有人动过严家钥匙的脑筋，瞅个空子偷偷用橡皮泥拓过印模（包括唆使弟弟拓模）。于是，他便让严淑娟把家里的亲朋好友以及与弟弟关系密切的同学列一份名单。
往下该怎么做，梁兴道心里没有底，因此今天一上班，趁朱古石还没跟罗贵福外出凋查，连忙向老刑警请教。老朱告诉他，比较简单的法子是先去找严家夫妇，听他们对自己亲朋好友的陈述跟你昨晚向小严了解的那份名单是否一样，如果有遗漏，那么要甄别是故意还是无意，若是故意，被遗漏的那人就应该列为重点调查对象；没有遗漏的话，那就可以跟他们聊聊这些对象中是否有人对钥匙产生过兴趣，以及之前是否有过什么可疑迹象之类。不管有没有人对钥匙产生过兴趣，都有必要找那份名单上的人了解情况。
梁兴道今天一整天就在干这桩活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全城乱跑，累得人仰马翻却一无所获，此刻说起来一脸的沮丧。
罗贵福前天向分局领导要求增加人手加强侦查力量时所说的话并非虚言。他虽然当着分局治安股副股长而且分管刑侦，但即使算上奉命打人国民党警察局的时间，警龄也不到一年，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因暴露而撤离昆明，所以于刑侦也只能算是一个新手。此刻，他面对着眼前自己独立主持侦查的第一起案子，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要他发表对案情的见解，还真没法儿说。于是，他就让朱古石分析案情。以老朱的经验，他对该案已经作过反复考虑，心里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观点——
祝修玉藏匿的武器被盗，应该不是案犯临时起意，而是蓄谋行为。因为案犯进入现场后的作案目的非常明确，没碰严家的箱笼橱柜和抽斗。严家虽然不敢说是富豪，但至少是中等偏上水平的家庭，况且像严蔚雯这样的出身，肯定有些金银首饰；而祝修玉长期跑单帮以及在后来的经商生涯中，肯定也有若干收藏。案犯既然选准该户居民下手行窃（配制钥匙），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没有翻找其他东西，单单窃走了那个装武器的小皮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潜入严家就是为了盗窃祝修玉藏匿的武器。为此，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想方设法配制严家的钥匙，然后在暗中窥伺，及时掌握严家成员的动态，趁全家均外出的时候悄然潜入作案。
案犯为什么非要采用配钥匙的方式进入现场？老朱估计，这是因为他必须在白天严家无人时下手（晚上严家肯定有人，不论破锁而入还是用配制的钥匙进屋，危险性都比较高），如果使用损坏门锁的手段进入的话，双莲巷里人多眼杂，很容易被路人或者邻居发现。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个话题：他怎么知道严家何时无人？而且主人必须外出一小时以上他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作案。
严家的男主人祝修玉和女儿严淑娟白天基本都不在家，可女主人严蔚雯却是全职太太，平时除了买菜之外一般不大出门，而菜场就在附近，她又没有跟人唠东家长西家短的嗜好，很少在外面逗留一小时以上。所以，对于案犯来说，白天进入严家作案无疑有些勉为其难。可是，案犯恰恰准确掌握了严家全家都不在家数个小时的信息，得以潜入现场，从容作案。再者，案犯选择了一个没人注意的空当进入严家，这还说得过去。可是，他从严家出来离开双莲巷的时候，不管他走哪一头（双莲巷是一条两头都与其他马路相连的石板街），都要经过数十户人家或者店铺一一即便不是贼头贼脑鬼鬼祟祟一见就令人生疑的模样，但因为这条巷子一向少有陌生人经过，一个手里提着沉甸甸物件的陌生人肯定会被人注意到。可是，刑警访查下来，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样一个目标，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根据以上分析，刑警老朱归纳了案犯作案得以成功所需要的条件：第一，能够获得准确信息，这信息有两方面——第一，祝修玉藏匿武器和6月25日那天下午家中无人，甚至掌握祝修玉藏匿了多少数量的枪支弹药。因为他既然选择了把小皮箱丢掉，只拿里面的东西，那就得带上足够容纳六支手枪和六百发子弹的容器，多半是麻袋之类；第二，有直接或者间接获取严家钥匙印模的机会。
梁兴道发表意见说，这个案犯看来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手，但有一点却又与“老手”身份不相符。他把盛放武器的小皮箱扔进了双莲巷的垃圾箱，此举无非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可是，既然如此，他又何必把小皮箱带出严家呢，留在现场岂不更省事？
罗贵福说，看来案犯的本意是不想让祝修玉立刻发现武器失窃，可是他把小皮箱丢弃于垃圾箱内显然是有违此意，因为一个七八成新的皮箱被丢进双莲巷的垃圾箱，很容易被居民注意到，毕竟龙拐子这样的非双莲巷住户途经巷子又正好发现垃圾箱里有这么一个皮箱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这似乎表明了一种可能：案犯应该就是双莲巷的某个居民！
朱古石也想到了这一点，听罗贵福这样一说，笑道：“呵呵，罗股长说到了点子上，其实，这个嫌疑对象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梁兴道惊问：“是谁？”
罗贵福马上猜到了老朱说的是谁，点点头说：“根据作案的必备条件对照一下，大体上就可以估测个八九不离十了。”他看看梁兴道，“你再想想。”
梁兴道恍然：“难道是那个……那个写检举信的普心照？！”
五、又一个嫌疑人
6月28日，专案组正准备对普心照启动外围调查时，普心照却找到分局来了。
之前，罗贵福带着朱古石、梁兴道一次次出没于双莲巷访查时，没向周围邻居提及该案，甚至连“严家”、“56号”这样的敏感字眼也没透露过。其他邻居也许不知道公安局便衣来查问这些内容意欲何为，但普心照夫妇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普郎中一眼就看出主持这项调查的是罗贵福，所以在他们登门时询问过罗贵福的身份，得知其是分局治安股领导后，今天突然登门求见了。干什么呢？他是来查问那封检举信的下文的。
罗贵福听对方一说来意，心里随即有了对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严家窃枪案发生那天普心照的活动情况。他一面跟普心照不显山不显水地敷衍着，一面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往6月25日下午对方的活动情况上引。出乎意料的是，据普心照回忆，他那天下午没在诊所。去了哪里呢？去市中医业公会开会了。
旧时各地都有慈善会，其职责是冬舍粥夏施药，其经费一部分来自富裕市民自愿捐赠，一部分由政府拨款，慈善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性质，不取任何报酬。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两个月，正是疾病高发时期，慈善会便要提前准备施药工作。这药不是随便施舍的，得针对贫穷患者的具体病症对症下药。所以，慈善会便要在每年的6月下旬通知中医、西医和中药、西药行业公会作好例行活动的准备。这四个公会接到通知后，便须开一个理事会，研究如何配合慈善会搞好这项活动。这两个月里，城隍庙开设义务诊疗点，由全市中西医生轮流坐堂问诊、把脉开方，患者拿着药方前往中西药店取药，不付分文——自然，那都是廉价药物。活动结束后，药店凭方子跟慈善会按进货价结算，医生、郎中则是尽义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慈善会解散，这一例行活动也就停止了。而昆明因为是建国后的1949年12月9日才解放的，新政权的工作重心还没顾及到这一块儿，所以次年夏天慈善会还未解散，贫穷市民也还大量存在，这项活动照常举行。普心照医术平平，原本是选不上中医业公会理事的，可是他的名气却摆在那里，因而成为了中医业公会唯一不是本地名医的理事。6月25日下午，他就是去参加这个会议了。
罗贵福把普心照打发走，自己去参加分局的局务会议，派朱古石、梁兴道两人前往市中医业公会调查普心照所言是否属实。梁、朱的调查结果证实，普心照那天下午确实去中医业公会开会了。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到五点半结束，普心照提前半小时到达，他担任记录，中间没有离开过会场。会后，普心照又发起自助聚餐，每人出钱凑份子去公会对面的“富升馆”晚餐，到八时许方才散去。
面对着这个结果，三名刑警都傻眼了。昨晚分析得头头是道，运用逻辑推理已经把普心照钉死在嫌疑人的位置上了，可是这人没有作案时间啊！三刑警于是重新审议昨晚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差错，就引申开去考虑：会不会普心照本人并未入室作案，而是指使另外某个人下了手？
另外那位是谁呢？那就要对普心照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了。一想到这一点，三刑警都觉得头痛。这个普郎中的交际面据说极广，如果要一一调查到，别说旷日持久时间上耗不起，就是经费也拿不出——他的很多朋友是在外地的。而且，即使耗得起时间拿得出经费进行这种调查，也有可能查到中间卡壳。以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云南特定的地理位置，这人结交的某些对象可能已经失踪，甚至越境去了国外。
梁兴道看着罗贵福和老朱，一脸愁云地问：“这事咋办？”
罗贵福想了想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个案子反正总得查下去的，我看要么这样，先易后难，把眼下可以进行的调查先进行起来再说。”
朱古石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建议：绕开调查普心照的社会关系这个难题，改从其他方面着手。比如之前分析的案犯作案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得有机会拓取严家钥匙的印模，这个分析应该没错，而普心照要拓取钥匙印模，就只有他自己或者指使其妻邱菊花出面，不可能是其他人一一毕竟要跟严家成员熟悉且有交往才能获取机会。所以，可以考虑有针对性地调查普心照夫妇是否有接触钥匙的机会。尽管之前向祝修玉、严蔚雯夫妇及女儿严淑娟调查此节时，三人一致否定普郎中夫妇有这种机会的可能，但那时并未把普心照放在嫌疑人的位置上考虑，这种调查也就是一带而过而已。现在重新调查，启发一下，没准儿他们能突然回忆起什么呢？
老朱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另外二位的赞同，接着，三个刑警分别找了祝修玉、严蔚雯和严淑娟。可是，这三位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普心照、邱菊花夫妇有什么机会能接触到他家钥匙。钥匙都是放在身边的，他们一家三口自2月初“钻天鼎”藏匿武器到家中失窃这段时间里，没人生过病，所以并未去隔壁的“普氏诊所”；严蔚雯也没有走东家串西家的“脚头碎”习惯，从来不去包括普家在内的任何邻居家串门。普心照、邱菊花虽喜好交际，但普心照的交际场所固定于其诊所，每天都在诊疗之余跟人高谈阔论，不必上邻居家去聊天；邱菊花倒是喜欢串门，不过这段时间她没去过严家——双莲巷新搬来三户居民，她正热衷于去新对象家打听底细刺探隐私呢。
梁兴道想想不死心，下午再次去母校找正在指导学生排练节目的严淑娟调查。两人在教室一侧正说话时，严淑娟的弟弟严钧鑫来了。这个五年级小学生原本是在西郊冷水湾义父那里度假的，因姐姐排练的节目里需要一个小演员，物色了几个都不满意，想到了自己的弟弟似乎可以胜任，就托人捎口信让他回来了。严钧鑫跟姐姐一样，也是文艺爱好者，接到消息就兴冲冲地返回城里，这会儿是来向姐姐报到的。
严钧鑫不知跟姐姐谈话的这个大哥哥是何许人，便静静地站在一旁听着。片刻，他插嘴说：“普师母上个月来过咱们家的，那天我生病没去学校上课，还是姐姐你帮我向老师请的假。中午普师母还端来一碗面条，说是普先生的生日面。妈妈当时和普师母说了一会儿话。”
这么一提醒，严淑娟也想起来了：“对呀，那天是5月4日星期四。”
刑警再去找严蔚雯谈话，提起这事，严蔚雯也想起来了，说确实有这件事。那么，邱菊花是否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拓取钥匙印模呢？严蔚雯摇头说不可能。她的那两把钥匙是用和钥匙圈连在一起的铜链条系在外套口袋自己缝制的暗扣圈上的。说着，严蔚雯当场把外衣口袋翻出来给刑警看。这样，就排除了邱菊花利用这唯一的接触机会偷偷拓F钥匙印模的可能性。
排除了普心照、邱菊花夫妇涉案的可能，专案组三刑警这下真是困惑了，寻思如果还坚持原先的观点，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普心照指使他人作了该案；另一种是普心照本人确实未曾涉案，而是其妻邱菊花单独作了该案。不论是上述哪种可能，其钥匙来源应排除从严家人那里拓取印模，也许是使用了万能钥匙或者开锁工具。
那么，往下应该怎么调查呢？三人讨论下来，决定还是采用先易后难的方式，先对难度相对比较小的邱菊花进行调查。这项调查说难度小，其实还是很费劲的，主要是无从着手，因为派出所对这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也是几无了解，除了户籍登记资料上的简单情况外，没有其他内容。而这所谓的简单情况那实在是太简单了，由于户籍资料是从旧政权的警察署接管下来的，而民国时的警察署对普心照、邱菊花这类不需要作为“重点对象”来控制的居民的户籍资料都不怎么重视，登记册上连邱菊花是从哪里嫁到普郎中家的也没显示。因为不能排除邱菊花受普心照的指使作案的可能，所以也不宜向普心照了解情况。
三人议来议去，最后想到了一个法子，通过居委会出面向双莲巷的群众收集邱菊花的情况。她已经在双莲巷待了二十余年，又是出了名的“碎碎嘴”，被称为全巷“第一嚼舌头”——即饶舌，言多必失，跟人交流了那么长时间，总会有一些关于自己以往情况的说法。双莲巷总共有百十户居民，只要有人还记得她所说的内容，相信就能调查到。
从6月29日开始，专案组启动了这项调查。不过，罗责福没有参加，因为四分局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纵火凶杀案，分局领导让他暂时去负责该案的侦查。这样，对邱菊花的外围调查就只有梁兴道、朱古石两人了。朱古石是老刑警，梁兴道虽是新手，但对调查工作颇有悟性，也有积极性，在派出所户籍警老陈和居委会干部的协助下，两人的调查工作进行得还算顺畅，两天调查下来颇有些收获。诚如之前专案组所判断的，邱菊花在双莲巷生活多年，其习性导致她肯定要透露自己的经历，因为无论在她自己还是别人看来，那都并非不可告人的内容。
别看眼下的邱菊花是一个四十来岁、举止浅薄庸俗的家庭妇女，早年却是一个上过美术专科学校的女才子。邱菊花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其父是做竹木材生意的，所开竹木行的资金、规模在昆明可以列入同行中的前五位，其家境即便算不上富豪也笃定是富翁级别。因此，邱菊花一生下来就被称为“大小姐”。邱菊花自幼喜欢画画，父亲曾替她专门聘请过丹青高手教其绘画。十七岁初中毕业后，邱菊花竟然考入了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私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30年改为专科学校）造型美术院中国画系，不过是旁听生。但那也足以轰动春城，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能进入这所学校的，日后都有可能成为著名画家。
邱菊花就是在这种憧憬中赴沪上学的。可是，她的画家梦没有实现，因为在上海滩只待了三个月，就患上了肺结核。那时，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还没发现后来被认为是对付肺结核的唯一有效的药物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肺结核被认为是一种带传染性且几无治愈可能的绝症，人们对此谈虎色变。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师生也不例外，校方要求邱菊花立刻退学离校，宁愿奉还全部学费。兴冲冲赴沪的邱菊花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无比沮丧地回到了昆明。
邱家对于大小姐的疾病自然重视，邱老板遍请中西名医，但都是束手无策。最后，有人介绍了不是名医的普老栓一一就是普心照的老爸，说他曾经调治好几个同类患者。邱老板携女登门求医。普老栓搭了脉搏，问了病状，又聊了些其他话题，说邱小姐的病能否治愈要看她自己，如有毅力按照他所要求的做，那可能有一半以上治愈的希望。邱菊花看到了一线曙光，自是连连点头。普老栓说那就治治看吧，我也不收你诊疗费，你需要掏的不过是药钱，那是付给中药店的；另有一个条件，一旦认定由我来治疗，那就不能再去找其他中西医生了，这点你们须考虑清楚。当然，我也有私心，如果治好你的病，那就替“普氏诊所”这块招牌增光添色了。于是，邱氏父女就决定请普郎中医治。
这一治，整整三年。三年后，邱菊花果然康复，人前一站，精气神比以前未病时还好。这既借助干中药的药力，也靠普老栓传授的气功和养生术。普家祖上有人当过道士，习练道家气功颇有心得，传到普老栓手里，他就把气功和中医结合起来，通过增强患者的体质抵抗病菌来治疗肺结核病人。之前几年曾收治过一些患者，大多数都无法忍受站桩的那份枯燥寂寞或者缺乏悟性归于无效，只治愈过四人，邱菊花是治愈的第五个。当时，与邱菊花同龄的普心照已经是父亲的助手，很多时候都是由他根据老爸传授的方法指导邱菊花。如此，这对青年男女在治病练功的过程中频频接触，逐渐产生了感情，等到邱菊花康复，就对邱老板说要嫁给普心照。这当然跟当时择偶普遍的门当户对准则是不相称的，不过邱老板倒也开明，尊重女儿的选择，邱菊花就嫁到了双莲巷。
结婚后，邱菊花自然不可能再去上海学画了，人家美术学校也不会接纳她，原先的画家梦就成了一个肥皂泡。据说邱菊花曾想跟已经成为自己公公的普老栓学医，专攻肺结核诊治这个难题。可是，婚后三个月，年过六十的普老栓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别说尚未拜师入门的邱菊花了，就是老郎中唯一的儿子普心照也没把老爸的本事学全。邱菊花知道丈夫医术平平，也就死了学医的心，安心做起了家庭妇女，一直到现在。要说邱菊花的社会交往，被访查到的数十位邻居都说也就不过跟双莲巷的居民来往，没见她接待过什么外人。当然，这不包括她有时打扮一番外出后可能跟其他人的接触，这方面大家就无法提供什么情况了。
专案组——这时其实就梁兴道、朱古石二位，根据上述情况进行了讨论，两人对走访时不止一个居民提到过的邱菊花“打扮一番外出”这个细节产生了兴趣，朱古石说莫非这个女人在外面有姘头？如果她真的涉案，是不是跟那个姘头有关系？
接着，他们向正在忙活那起纵火凶杀案的罗贵福汇报了上述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循着邱菊花外出时去了哪里、跟什么人见面等进行调查。罗贵福表示赞同，说你们只管大胆去做，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万一出了娄子也由我来承担责任。
可是，梁兴道、朱古石还没开始进行新的调查，突然发生了意外！
六、疑犯失踪
7月1日，专案组接到户籍警陈黎明的电话，告知了一个使梁兴道、朱古石吃惊的消息：普心照去派出所报告，称其妻邱菊花失踪！
梁兴道、朱古石当即赶到派出所，普心照在那里等着他们。此刻普心照满脸愁云，声音也有点儿沙哑，他告诉刑警，前天下午两点左右，邱菊花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往妻子外出总要关照普心照一声的，可这次她没有吭声，从里间出来后穿过外间诊室只管往外走。当时普郎中正凝神给一老年患者诊脉，直到邱菊花走出门，方才站起来追到门外冲着邱菊花的背影问她去哪里。邱菊花头也不回地说：“我去看看妈妈！”——当年昆明颇有名气的邱氏竹木行的老板早已去世，竹木行也已易手转到了别人名下，其妻这年七十四岁，和邱菊花的哥哥一家住在一起，邱菊花每月都要去看老妈一两次。现在她照例去娘家，普郎中也就没再说什么，回屋继续给病人开方子。
当晚，邱菊花没有回家。普心照倒也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以前也时不时有过这种情况，比如正好碰上老岳母有个头疼脑热的，女儿放心不下，就留下过夜了。次日，普心照上午仍在诊所坐堂问诊，下午应中医业公会约请，前往城隍庙义诊，怕妻子回家见不到他担心，就留了张条子压在外间诊室的桌上。傍晚义诊结束后，他应一位同是中医业公会理事的老郎中金先生之邀，参加了其为即将移居香港的儿子而设的告别筵席，回家已是晚上八点。发现邱菊花还没回家，普郎中有点儿担心了。
以普心照的性格，本应立刻去岳母家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他喝多了酒，从饭馆出来脚步踉跄，还是金先生叫了三轮车把他送回来的。此刻他头晕脑胀，实在力不从心。于是他上楼进了卧室，连衣服也没脱，倒在床上便睡。一觉醒来已是天色大亮，邱菊花还没回家。普心照洗了把脸，连早饭也没吃就心急火燎地奔岳母家去看究竟。到得那里，岳母、大舅子夫妇告诉他邱菊花前天下午来过，坐了片刻，说还有事儿就告辞了。这下，一向颇有主意的普郎中慌神了，急让大舅子夫妇张罗叫人去其他亲戚家询问，自己奔派出所来报告。
当下，梁兴道、朱古石便随普心照返回双莲巷，进门方才坐定，先前那七八个分头去打听邱菊花下落的亲戚陆陆续续来报回音了，都说没有人知道邱菊花的去向！
这样，这件事就值得重视了。刑警问普心照，前天邱菊花出门时穿了什么衣服，是空手还是拿了坤包，装束上是否跟平时有什么两样。普心照还真是大意，或者说当时他的心思都放在问诊上，根本没有留意，一时说不上来。幸好那个患者就是双莲巷的居民，户籍警陈黎明把陪同患者来看病的两个家属以及当时在诊所闲坐着跟普郎中侃大山的另两位邻居请来，一番询问，得知邱菊花前天下午出去时穿着一件浅绿色带淡黄小花的长袖衬衫和黑色中裙，脚穿咖啡色牛皮凉鞋，都是九成新的，手里没拿任何东西。罗贵福问普心照，这套装束跟平时她在家时的穿着有没有不同。普心照说这是她出门做客时穿的衣服，平时在家穿的都是些旧衣衫。
刑警又去了邱菊花的娘家，向忧心忡忡的邱母和邱菊花的兄嫂等了解相关情况，得知邱菊花确实是穿了那么一套衣裙去的娘家，还给老妈带去了两盒藕粉。邱菊花的嫂子告诉刑警，邱菊花每月都要去看母亲一两次，都是专门探望，有时带礼物，有时给母亲一些零钱，没有定规。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以前她来探望母亲时穿着不大讲究，除非逢年过节，一般都是穿家常衣服过来的，但最近一年多好像讲究打扮了，昆明尚未解放那段时间，她还时常抹法国香水。前天她过来时，神情似乎也跟平时不同，看上去有点儿委靡不振，说话声音也没平时那么响。嫂子还以为她不适，关心地问了问。她说没什么，可能是晚上没睡好。
梁兴道、朱古石返回分局后，马上把邱菊花失踪这一情况向罗贵福报告。罗贵福正为那起纵火凶杀案忙得不可开交，听了梁、朱的汇报，抽空和梁、朱一起对这一新情况进行了分析。邱菊花的失踪究竟是察觉到公安局正在调查她因而畏罪潜逃呢，还是某种偶然情况导致她因故不归？众人讨论下来，认为前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刑警在双莲巷对普心照、邱菊花夫妇进行外围调查时曾接触过多名群众，尽管向每个人都关照过要保密，但是毕竟人多嘴杂，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和想法，没准儿有人不以为然，随口就泄露出去了。邱菊花听说后，马上意识到不妙，就选择了畏罪潜逃。
正说到达当儿的时候，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个估测。邱菊花在双莲巷是个很引人注目的角色，这样一个角色的失踪当然是双莲巷的一桩特大新闻，居民们自然议论纷纷。户籍警陈黎明是个留用警察，性格稳重，一向小心翼翼。他以前在旧警察局曾干过一阵刑警，因为跟头头儿关系不睦被打发到下面的警署跑腿，昆明解放后警署改组为派出所，他被留用，还是跑腿。他之前参加了对普心照、邱菊花夫妇的外围调查，因此是知道窃枪案的侦查思路的。邱菊花失踪后，他寻思八成是接受过调查的群众中有人泄露了情况，就去居委会找主任和治保委员谈了这事，说最好由居委会出面悄悄调查一下。居委会干部分头找了那些接受过外围调查的群众，终于找到了泄露消息的人。
那是两个大婶，前天午前忙完了午饭，闲着没事在巷子里溜达。平时两人关系不错，无话不说，溜达时正好碰到，于是一个便压低了嗓音对另一个说公安局正在调查邱菊花，另一个顿时来了劲儿，悄声说人家也找我啦……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冷不防拐弯处邱菊花拎着个瓶子去打酱油，两人连忙刹车，跟邱菊花打了个招呼就各自回家了。
陈黎明办事认真，特地去问了那两个大婶，还让她们带自己去闲聊的现场实地测试了一下，在拐弯处是能够听见她们两人说话的，于是认定邱菊花已经知晓公安局正在调查她。
这时，纵火凶杀案专案组打来电话，请罗贵福去参加案情分析会。罗贵福临走前说：“老朱、小梁，你俩还得继续辛苦，接着往下调查，具体怎么查，老朱有经验。还是那句话，大胆去做，有困难跟我说，有事儿我担待。”
朱古石、梁兴道又议了议，决定去找普心照了解邱菊花平时的情况。两人再赴双莲巷，却扑了个空，普心照不在家，他叫了几个朋友继续寻找妻子去了。
考虑到普郎中肯定心急如焚，刑警生怕次日又碰不上，第二天一大早，在双莲巷的居民还没吃早饭的时候粱、朱二人就到了。一看普心照一脸倦色两眼血丝，刑警便知其寻找老婆毫无收获。果然，普心照主动说起，昨天他发动七八个朋友找遍了所有妻子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发现其踪迹，今天准备继续寻找。刑警说明来意，普心照便说了说自己与邱菊花婚后的情况——
这些年夫妻俩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丈夫有一份固定职业，他的医术虽然平平，但为人够朋友讲义气，有些小名气，上门求医的患者还是不少，收入属于中等水平，而且两人未生子女，所以这份收入就足够他们过一份滋润日子了。由于经济上没有困难，两口子也没啥事儿值得争吵的。邱菊花没啥朋友，除了两家的亲戚互相走动走动，她也不跟除邻里以外的对象来往。普心照实在想不出妻子失踪的理由，他甚至怀疑会不会是因为他向公安局写了检举信，隔壁老祝为了报复，找他的江湖兄弟把邱菊花绑架了。
说到这儿，普心照突然问刑警，他检举祝老板私藏枪支弹药之事怎么查到现在还不见动静。老朱说那件事我们还在调查，一旦查明真相，肯定会给检举人一个答复的，如果检举情况属实，普先生还会受到奖励呢！接着，老朱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到邱菊花最近情绪是否有异样上，普心照立刻予以否定。这一点显然跟邱菊花娘家人反映的情况截然不同。
应刑警的要求，普心照带他们查看了家里的各个屋子。据普心照介绍，邱菊花大前天出门时不但没带日常洗漱用品、替换衣服，甚至连抽斗里放着的夫妻俩应付日常支出的备用款也没动。由此可见，那天邱菊花是准备去娘家看看老母亲后就回家的。
梁兴道、朱古石回到分局，内勤正找他们。原来分局决定调整办公室，专案组使用的楼梯间改为刑侦队的仓库，他们要搬到另一间屋子去。那时讲究艰苦朴素，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搬家公司可供使唤，别说办公室了，就是整个机关搬迁也是干部自己动手，最多叫辆人力车来回运东西，好似蚂蚁搬家。因此，专案组的写字台、文件柜什么的都得梁、朱二位自己辛苦。没想到，这一折腾，竟然让梁兴道发现了邱菊花确实与窃枪案有涉的物证——那个放枪支弹药的小皮箱。
这个箱子从旧货店拿来后，因为没有结案，就存放在专案组的文件柜里。现在，梁兴道把柜子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拿到箱子时，无意间发现箱子正面左侧下方的白铜包角上有一处划痕。他把这处划痕指给朱古石看，老刑警说这可能是箱子从高处落到地面时留下的痕迹。
梁兴道眼前突然一亮，说是不是邱菊花窃得这个箱子后，担心提着这么显眼的物件出门会引起邻居的注意，就隔着墙把箱子扔到了自家院子里，正好磕到了石头上？朱古石听着连连点头，说小伙子你还真是一块干刑警的好料啊，有这个可能！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普家看看，我记得他家院子的地面是用石板铺的，也只有石板地才能把箱子的铜角撞出这样的痕迹来，估计石板上也会留有痕迹。
两人再次去了双莲巷，一路上还担心普心照出门去寻邱菊花，家里没人。到得那里一看，普氏诊所的门开着，普郎中正坐在外间诊室替人看病呢。原来普郎中是打算吃过早饭就去寻找邱菊花的，不料出门下台阶时右脚给崴了一下，脚踝骨剧痛，不能着地。邻居见了，赶紧去把70号的骨科医生白天寿请来。白大夫是西医骨科，供职于一家私人医院，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给普心照作了一番检查后，说应该没有骨折，估计是伤了筋。普心照松了口气，但他的原计划却没法实施了，只好留在诊所里。
普心照人缘好，诊所开着，便有人登门求医，普郎中也就和平时一样诊脉开方了。当下，刑警便说要去院里看看，普心照不疑有他，说你们自己去吧，恕敝人不能奉陪了。
梁兴道、朱古石检查了靠近严家院墙一侧的地面，石板地上果然有一处新鲜的磕痕，一眼就可以分辨出那是被重物砸出来的。至此，刑警终于弄清楚了邱菊花的作案过程——先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严家的门进入现场，偷走那个装着枪支弹药的小皮箱，怕提着从严家出去会被人看见，就隔墙扔进了自家院子。然后，她回到自家院里，把箱子拎进屋子，用螺丝刀之类的金属工具拗断箱子上的锁扣，取出里面的手枪和子弹，再趁人不注意把空箱子扔进了巷子里的垃圾箱。
那么，从皮箱里取出的枪支、子弹又会藏在哪里呢？邱菊花是一个比较讲究清洁卫生的全职太太，不像有些家庭妇女那样喜欢收藏一些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得上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她家里每间屋子包括厨房的摆设都很简单。梁、朱二人一番检查下来，认为邱菊花不可能把赃物藏在橱柜、抽斗、床下等处——容易被普郎中发现（这时刑警已经基本排除了普郎中参与窃枪案的可能）。还剩下什么地方呢？灶膛和地下。灶膛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那是一天三次在使用的，柴火一烧，子弹受热后会爆炸，那就是自讨没趣了。那就只有地下了，可是刑警里里外外查看下来，屋里地面上并无被挖掘过的痕迹，院子地面上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都有小草和青苔，也没有撬开过的迹象。
如果赃物不在屋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邱菊花盗窃得手后，随即把赃物转移了。据刑警之前调查到的情况，案发时段双莲巷除了115号陈三福家之外没发现来过外人，也没人反映邱菊花提着包裹或提兜之类的物件（六支手枪和六百发子弹，体积不会太小）在巷子里出现过，因此可以推断，有人在附近接应，拿走了赃物。
顺着这一判断继续往下分析，结合邱菊花察觉到公安已经注意到自己后突然失踪，梁兴道顿时一个激灵，说老朱你看邱菊花会不会已经让人灭口了？朱古石的观点是不一定，也许她不过是逃到哪里避避风头，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被灭口的可能。
刑警回到外间诊室，病人已经离开了，普郎中正和两个照料他的邻居聊天。老朱请邻居暂时回避，跟普心照聊了一会儿，内容自然是围绕着失踪的邱菊花。老刑警毕竟经验丰富，十几分钟后两人告辞出门，一出双莲巷，朱古石就低声对梁兴道说：“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线索……”
七、真相大白
普郎中应刑警的要求聊了妻子以往的一些琐事，梁兴道听着，除了感到琐碎外一无所获，可朱古石却从中捕捉到了一个被普心照一带而过的情况：大约一年半前，邱菊花曾参加了同学聚会。
朱古石头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他忽然想到，以前一直没发现邱菊花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社会关系，但从其涉案情况来判断，她的背后应该是有人指使的。那个指使她的人会不会就是她二十多年前的某个老同学呢？也许，邱菊花跟那人的沟通，就是从那次同学会开始的？
回到分局，梁兴道、朱古石发现罗贵福竟然一脸轻松地坐在刚刚整理好的办公室里。原来，那起纵火凶杀案已经破获，周克庸让罗贵福回来继续主持窃枪案的侦查。罗贵福听朱古石一说同学会的事儿，立马表示赞同：“老朱的判断可能对头！”
为什么呢？因为罗贵福想起一天前梁、朱汇报调查情况时提到过，邱菊花的娘家人反映了一个细节：邱菊花以前回娘家不怎么讲究穿着，有时甚至就穿着在双莲巷家中的日常衣服，可一年多前她开始讲究了。而同学聚会是一年半前，这两个时间节点是否过于巧合了？邱菊花是不是在那次同学聚会中和某个以前有过感觉的男生久别重逢，从而开始交往？人一旦陷入感情漩涡，智商往往会大打折扣。邱菊花很有可能向那个老同学透露了邻居祝修玉私藏枪支弹药的事情。而那个老同学正迫切需要获得武器，于是就说服邱菊花冒险作案。
当晚七时许，专案组三刑警前往邱菊花娘家打听那次同学聚会的情况。可是，娘家人却说不上来，因为邱菊花事前事后都没跟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起过。那么，娘家人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个，娘家人倒说得上来：一个姓沈的小学同学曾上门向邱菊花之母打听邱菊花现在的住址，说是要举行一次同学聚会。
这样，总算打听到了一个知情人。不过，娘家人并不知道那个沈姓同学目前的住址，只知此人原先住在附近的土地店对面，后来搬走了。
次日，刑警前往土地庙一带打听，费时半日，总算打听到沈某现在是大钟寺“升富酱园”的老板。
大钟寺位于第四区，属于昆明市公安局第四分局的管辖范围，刑警在自己的地盘上，办事自然顺畅。他们很快就查到了这位沈老板的基本情况。沈老板叫沈继忠，家里自清同治年间就开酱园，传到沈继忠手里已是第五代了。沈继忠接班时年方十八，正读初中二年级，因父亲突发急病猝死，酱园这副担子就压到了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丁肩上，只好辍学经商，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升富酱园”是老字号，自有一批老主顾认其牌子，只要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经营，就能正常维持下去。沈继忠生性老实本分，把酱园经营得还不错。抗战时，别的行业大多萧条，他的生意倒越来越好，因为军队从他这里定购了大量酱菜、辣酱、咸鸭蛋、豆腐乳等以备野战行军的需要。沈继忠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也没听说与黑道有什么交往。
刑警马上去酱园拜访沈老板，了解到了那次同学聚会的来龙去脉。
沈继忠和邱菊花是小学同班同学，又一起考入了初中，不过进了初中后就不在一个班级了，他读到初二辍学做老板后，就跟邱菊花等同学中断了联系。一晃二十余年过去，忽一日，沈继忠意外收到了一封海外来信。这封信似乎有点儿来头，竟不是邮局送来，而是国民党昆明市警察局指派一名警察特地登门送来的，信封的落款处印着一排英文字母，沈继忠不识洋文，那个送信的警察说是“美国海军部”。沈继忠疑疑惑地抽出信笺一看，原来是小学时的一个同班女生鲁锦兰写来的。
鲁锦兰出身于牧师家庭，其父亲是四川人，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神学，后受派来昆明从事基督教传教工作，其职业是牧师。牧师是可以娶妻生子的，鲁牧师就在昆明娶了一个基督教家庭的女儿为妻，不久就生下了鲁锦兰。鲁锦兰是在普通小学上的学，跟沈继忠、邱菊花同班。小学毕业后，鲁牧师奉调离滇，家眷随同前往，从此就与沈继忠等同学失去了联系。
这封信里，鲁锦兰写了她离开昆明后的情况，先是去了南京，两年后转赴上海，很快又随父去了美国。她考上了纽约的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内科医生。二十六岁那年，她嫁给了美国男子罗伯斯。罗伯斯当时是海军中尉，现已是美国海军部的上校。鲁锦兰说自己如今年过四十，思念故乡，故拟回出生地昆明一游，和小学同学欢聚。但她不知时隔多年是否还能联系上当年的那些同学，就想先写信过来询问。
她没有任何一位同学的联系方式，偶然想起二战结束时丈夫曾给她带回过几样昆明酱园生产的腐乳、酱菜，那是军需品，按照战时规定，每件产品上都贴着生产该产品的商家字号，其中有一件注明“由昆明升富酱园制造”。这时她才想起，当初上小学时有一男生被同学们称为“酱小开”——意即“酱园小开”，依稀记得那位同学名叫沈继忠，他家开的酱园名号叫“升富”。现在要跟老同学取得联系，看来只有找这个沈继忠了。鲁锦兰不敢肯定沈继忠家现在是否还开着“升富酱园”，就把写给沈继忠的这封信封于另一封写给昆明市警察局的函件中，向警察局说明情况，如果“升富酱园”还是沈家在经营的话，就请帮忙转交。
考虑到中国当时的政局不稳，社会治安也一团糟，鲁锦兰有点儿担心把信寄丢了。丈夫给她出了个主意，由他通过海军部把这封函件寄往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请使馆设法转往昆明市警察局。于是，这封信函经过一番长途旅行，终于寄到了沈继忠的手中。沈继忠立刻给鲁锦兰回信，说他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召集老同学。然后，沈继忠就开始联络了。他们班当初有四十多人，时隔二十几年，互相之间大多断了联系。他经过多方打听，还出钱在报上刊登了启事，最后总算联系到十七人。
1949年元旦后，鲁锦兰风尘仆仆抵达昆明。由于其身份特殊，而且罗伯斯上校已经跟他上军校时的同学、时任美国使馆武官的格鲁克上校打过招呼，格鲁克以美国使馆的名义给国民党昆明市政府发了电报，要求保护鲁锦兰的人身安全，所以警察局派员提供其在滇期间的全程保护，市政府负责安排食宿。但鲁锦兰谢绝了这些安排。她在昆明已经没有亲戚，就下榻于“升富酱园”，沈继忠请联系上的那些老同学中的七名女生轮流陪伴她。
鲁锦兰在昆明逗留了八天，其间同学聚会了三次，一次是沈继忠出面在“松风楼”设宴为她接风洗尘，一次是鲁锦兰出面在滇池包了条大游船全日荡舟，第三次是在滇的同学凑份子在省府招待所食堂为鲁锦兰饯行。1949年1月11日，十七位老同学在机场与鲁锦兰洒泪而别。其后，沈继忠因为忙于生意，再也没跟包括邱菊花在内的那些老同学有过来往。半年多前，也就是昆明解放不久的一天下午，他外出办事时在大街上偶遇一位当年的女同学，对方告诉他有个男同学被人民政府逮捕了，听说是“军统”的秘密情报员什么的。
应刑警的要求，沈继忠开列了除他自己以及邱菊花之外那十五名同学的名单和住址，有工作的还写明了供职单位。专案组往下的工作，就是对这十五人逐个进行调查。这项工作进行了整整五天，总算把包括那个被逮捕的嫌疑特务分子（后查明是搞错了对象，无罪释放了）在内的六女九男都一一查了一遍。奇怪的是，十五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最近曾跟邱菊花有过来往，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在6月25日双莲巷发生窃枪案时有与邱菊花串通作案的时间；另外，除了那个被作为特务嫌疑分子逮捕的男同学，其余人都和沈继忠一样，没有任何历史问题，都是良民。
案子查到这里，侦查员们有点儿无从下手了。罗贵福跟梁兴道嘀咕，这事儿分析时说得头头是道，怎么查了几天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呢？梁兴道说分析应该没错，也许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朱古石也附和，说小梁说得有道理，要不我们再查查看？
正说到这里，周副局长把罗贵福唤去，要听他汇报窃枪案的侦查进展情况。一会儿，罗贵福回来了，他告诉粱、朱说，周副局长赞同我们刚才的观点，从明天起，我们重新进行调查。不过，不再采取个别走访分头交谈的方式了，干脆把他们聚在一起开个座谈会，既节省时间，又能使他们互相启发，也许能回忆出一些跟邱菊花相关的情节。
7月10日，窃枪案发生的第十六天，沈继忠等十六名当年的小学同学被专案组召集到分局附近的一所小学，一起开了个座谈会。不过，会上发言的人并不多，说的也无非是对邱菊花的印象，而不是刑警所期望的关于她涉案的蛛丝马迹。这个会开了两个小时，散会后，三刑警正把与会者喝空的汽水瓶收拢起来准备拿到店家去退，一个姓丁的女性与会者忽然去而复归，向刑警反映了一个因心存顾虑没敢在会上吐露的情况：她曾看见邱菊花和另一当年的男同学金晶煌像热恋中的男女那样手挽手步入一家电影院。
刑警闻言窃喜，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线索。向丁女士详细询问过一应情况后，刑警们认为这个金晶煌还真有些可疑。之前对金晶煌的调查中，他对刑警说自己自从去年初参加老同学聚会后，再也没见过邱菊花。可是，人家明明看见你小子跟邱菊花亲亲热热地一起进了电影院！你如果心里没有鬼，又何必向刑警隐瞒这个情节呢？刑警同每个对象谈话时，曾反复阐明了公安机关对几个容易引起顾虑的情况的态度，其中之一就是男女私情，刑警保证不干预与本案无关的非犯罪行为，比如跟邱菊花有私情之类。试想，政府目前尚允许妓院存在，怎么会禁止男女私下交往？
专案组遂对金晶煌进行重点调查。金晶煌出身资本家家庭，从小就过着优裕生活，不过，步入中年后的情况却并不如意——不但父母双双病故，连妻儿都不在人世了。那是五年前发生于昆明郊外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军用卡车跟迎面驶来的从昆明开往陆良的公交客车相撞，客车被撞翻，十四名乘客当场死亡，其中就有金晶煌的妻子和一对子女，两个孩子是跟着母亲去陆良外婆家过暑假的。
金晶煌当时供职于国民党昆明市政府，是庶务科的一名科员。之前他的工作表现就不尽如人意，每年考评总是“中等偏下”，出了这等大事更是精神恍惚，哪里还做得好庶务科的那些繁琐杂事？于是，这年年终，他被上头以“抗战胜利，奉令裁减”为由辞退了。金晶煌大怒之下，去报馆要求刊登声明退出国民党遭到拒绝，借着酒劲对报馆搞了一下规模较小的打砸，被警察局拘留。一个月后释放，去亲戚开的一家贸易公司帮忙，一直干到现在。
粱兴道悄悄跟罗贵福嘀咕，这主儿会不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啊，那一套玩意儿都是事先策划好的？罗贵福断然否定，说1945年底的时候国民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哪里料得到之后会一败涂地被赶到台湾去，用得着安排人潜伏吗？
特务嫌疑可以排除，但枪案的嫌疑却似乎有点儿沾边：调查中刑警获悉，金晶煌确实跟邱菊花有染，是从1949年元月那次同学聚会后开始的，邱菊花每月大约两三次去其供职的公司或者单独居住的宅子。
7月13日傍晚，金晶煌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刑警拦下带往分局。讯问之下，金晶煌承认跟邱菊花有染，因为他俩有“染上”的基础。早在初中时，他俩就偷偷飞过传情条子，邱菊花去上海读美专后，两人开始通信，不过没多久邱菊花就因病退学了。金晶煌听说邱菊花患了痨病，立刻潇洒转身，卿卿我我、情情爱爱之类，统统烟消云散。从此，金晶煌的脑子里就抹去了邱菊花这个名字——那年代，生痨病十有八九活不过十年，她应该早已远行了。所以，同学聚会上邱菊花冷不防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而邱菊花呢，就是一个鬼影了。有了这层基础，两个四十余岁的男女重新续旧情自然比较容易。
刑警还没问到枪案时，金晶煌所说的一个情节就使他们隐隐觉得眼前这主儿身上可能没戏。金晶煌说，三个月前他和邱菊花中断了来往。为什么呢？因为发生了口角，他不愿跟邱菊花再接触下去了。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好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寡妇，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目前已经进入了筹划举办婚礼的阶段。
到这当儿，刑警真的没辙了。金晶煌不会涉案，因为像他这样一个角色，缺乏作案动机。别说费老大劲儿拐弯抹角指使邱菊花去窃枪弹了，只怕就是现成的枪弹白送给他他也不会收。他要这干吗？自己不会用，况且公安还查得紧，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拿出去换点儿钱钞，可他又不缺钱花。不过，刑警还是让他详细回忆了窃枪案发生的6月25日和邱菊花失踪的29日那两天的活动情况。金晶煌说那几天的事很好记，6月25日他和连襟——就是公司老板——去永定镇（富民县府所在地，当时属武定专署，1958年划归昆明市）跟客户结账去了，住了一夜回来的。6月29日是他妻子儿女的祭日，每年他都会提前半月吃素，从6月28日晚上直到6月30日上午都在圆通寺烧香诵经，一连四年，圆通寺的僧人都认识他了。
这就是说，金晶煌没有作案时间。当然，这还需要予以核实。不过，专案组并未来得及核实，因为看多了中外侦探小说的梁兴道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也顾不上跟罗贵福、朱古石交换意见，唤住了已获准离开正准备走出屋子的金晶煌：“三个月前你跟邱菊花为啥事发生口角？”
就是这一问，终于打开了迷宫之门！
金晶煌说那天他请一位朋友下饭馆吃饭，行前正好邱菊花去他供职的公司，自然一并前往。菜是金晶煌点的，一共要了四个，还有一瓶酒。邱菊花初时情绪正常，和他们谈笑风生。可是，等跑堂把菜肴上齐后，她却沉下睑一声不吭了。试想，接待客人时出现了这一幕，金晶煌是何等尴尬。那么，邱菊花为何突然变脸呢？
原来，她曾跟金晶煌在这家馆子用过餐，对招牌菜“芙蓉肉片”赞不绝口，在情人面前还撒娇似的说以后来这家饭馆时，别忘了还要点这道菜。金晶煌当时随口答应，可是过后就忘在脑后了。邱菊花却是念念不忘，今天来这家餐馆就是她提议的。金晶煌点菜时她正和恰巧也来饭馆用餐的一个娘家老邻居相遇，说了一会儿话，料想情人肯定会把她的话奉为圣旨，所以并未提醒。哪知待到菜上齐，并无“芙蓉肉片”，于是就发作了。
邱菊花摔脸后，还抱着金晶煌能“及时醒悟”的念头，指望他赶紧弥补失误，唤过跑堂加点“芙蓉肉片”就是，哪知金晶煌只顾跟朋友喝酒聊天，根本没答理她。这个女人的修养功夫是在及格线以下的，当下就对金晶煌厉声指责。两人口角数轮，邱菊花起身拂袖而去，被客人扯回好言相劝，让跑堂的加上“芙蓉肉片”。不过，这顿饭吃得如何，可想而知。饭局结束，邱菊花一声不吭拔腿就走，金晶煌那朋友见邱菊花是这等性子，担心发生意外，说我们送她一程吧。金晶煌正在火头上，坚决拒绝，那朋友便追上去代他把邱菊花送回了双莲巷。从此，金晶煌、邱菊花就再也没通过信息。
三刑警听金晶煌这么一说，不约而同想到了一种可能：邱菊花会不会跟金晶煌那位朋友勾搭上了？于是便向金晶煌了解那位朋友的情况。
那位朋友名叫龙迹生，系贵州兴义人氏，与金晶煌的母亲是同乡，还沾着点儿亲。他虽然跟金晶煌同龄，但按辈分说应是金晶煌的表舅。金晶煌从两岁到八岁是在兴义外婆家过的，与龙迹生是一对玩耍伙伴。后来，金晶煌回到昆明的父母身边，两人分别在昆明、兴义上学。龙迹生犹自念着跟金晶煌的友情，头年夏天放暑假时，这个九岁孩童竟然瞒着家人，用平时积蓄下的压岁钱作为旅费，独自完成了兴义到昆明的跨省之旅。须知那还是1919年，兴义与昆明之间的长途汽车尚未开通哩。之后，家里只好每年派人或者委托顺路亲友送他来昆明度假，继续与金晶煌搭伴游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初中毕业。
龙迹生读完初中后，又作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不考包括军校在内的任何学校，也不想谋一份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很容易获得的体面职业，而是投奔第九路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龙迹生会武术，对近身格斗颇为擅长，被总指挥周西成看中，调往司令部卫队。次年，周西成率部与滇军作战时中流弹身亡，护卫人员恐被追究保护不力之责，开小差者甚多，其中就包括龙迹生。龙迹生从此断绝了从军的念头，后来兵源紧张时，为躲避抽壮丁逃往他乡多年。之后的情况，金晶煌就不清楚了，他再没见过这个伙伴，直到这次（1950年4月初）龙迹生忽然登门。
龙迹生告诉金晶煌说他想在昆明谋发展。金晶煌还记着两人以前的那份情义，主动提出为其介绍工作。龙迹生婉言谢绝，说他对昆明很熟悉，自己四处转转肯定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果然，龙迹生只在外面转了三四天，就在“致顺油坊”谋得了一个账房职位，穿上长衫像模像样地做起了会计。
刑警随即通过管段派出所对“致顺油坊”新来的账房先生进行调查，出乎意料的是，油坊老板说账房先生名叫徐企成，也不是贵州兴义人氏，而是本省楚雄人，他拿出的证明就是楚雄方面的派出所出具的；至于其他情况，老板说不清楚，不过，有一个貌似邱菊花的女子倒是来过油坊不少次。
罗贵福说：“行了！这家伙肯定有问题，先抓了再说！”
鉴于龙迹生精通擒拿格斗，专案组不敢大意，报请分局借调了一个班的解放军前往协助逮捕。不过，龙迹生并未反抗，进了分局后犹自一副蒙受冤屈的良民样子。直到从油坊后院挖出了埋藏的被窃枪弹，他还是摇头称“不知道”，甚至还“恳切”地建议提取他的指纹进行比对。至于邱菊花，他说有过来往，但最近没有看到过。
专案组一连审了三天，龙迹生依旧什么也不肯吐露。周克庸副局长指派另一路人对油坊里里外外进行了大搜查，没有发现邱菊花被害的迹象。
第四天，昆明市公安局收到楚雄专区公安处的一封电报，称有群众报告曾在当地横行多年的惯匪“七把刀”钟开天以账房先生的身份隐藏于昆明的某个字号，要求昆明方面协助调查。市局领导已经接到了窃枪案疑犯龙迹生落网的报告，当下断定“徐企成”——龙迹生应该就是“七把刀”。
专案组再次提审龙迹生，开出监房后二话不说先给他砸上脚镣。进了讯问室，又给他读了楚雄公安处的电报。龙迹生这才承认他就是惯匪“七把刀”，而枪弹上的指纹检验也有了结果——他擦拭得过于草率，有一处留下了痕迹，由此证实其确实涉案。
龙迹生供述，其在抗战前夕流窜到楚雄，加入了当地一股土匪，由于他会飞刀，所以报了个名号叫“七把刀”。自此十余年间，“七把刀”多次作案，绑票、杀人、抢劫、强奸，恶贯满盈。1948年，龙迹生“金盆洗手”，改名徐企成，买通警察局落户楚雄市，深居简出。不过楚雄解放后，还是被公安机关识破，抓捕时拒捕逃脱。
逃到昆明后，他准备停留一段时间，再设法逃亡境外。金晶煌请他在“芙蓉馆”吃饭时认识了邱菊花，由于他相貌堂堂，举止得体，再加上甜言蜜语，很快就把邱菊花勾搭到手。5月上旬的一天，龙迹生在与邱菊花聊天时得知其邻居祝修玉藏有枪弹，便授意邱菊花设法窃取。邱菊花于偷窃完全不在行，龙迹生便反复问明地形和严家人的活动规律，策划了作案计划。本来早就可以行动了，只是邱菊花一直没有获取严家钥匙的机会，只好等待。终于有一天，区里通知居民注射卡介苗。那是需要脱下外套的，邱菊花便借给严蔚雯拿衣服的机会拓取了钥匙印模。龙迹生据印模自制了钥匙，交邱菊花寻找机会下手。6月25日，邱菊花终于得手。诚如专案组所分析的，她得手后立刻把枪弹交给姘夫了。
可是，龙迹生说邱菊花自此再也没跟他见过面，更否认杀害了她。邱菊花的失踪就此永远成了一个谜。
龙迹生被押解回楚雄，干1950年11月上旬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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