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22日，魯迅先生寫過如下一篇雜文，題目是《朋友》。全文如下：
“
我在小學的時候，看同學們變小戲法，“耳中聽字”呀，“紙人出血”呀，很以為有趣。廟會時就有傳授這些戲法的人，幾枚銅元一件，學得來時，倒從此索然無味了。進中學是在城裡，於是興致勃勃的看大戲法，但後來有人告訴了我戲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興走近圈子的旁邊。去年到上海來，才又得到消遣無聊的處所，那便是看電影。
但不久就在書上看到一點電影片子的製造法，知道了看去好象千丈懸崖者，其實離地不過幾尺，奇禽怪獸，無非是紙做的。這使我從此不很覺得電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綻，自己也無聊起來，第三回失掉了消遣無聊的處所。有時候，還自悔去看那一本書，甚至於恨到那作者不該寫出製造法來。
暴露者揭發種種隱秘，自以為有益於人們，然而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於受欺，並且安於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因為這，所以使戲法長存於天地之間，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
暴露者只在有為的人們中有益，在無聊的人們中便要滅亡。自救之道，只在雖知一切隱秘，卻不動聲色，幫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無聊的人們，任它無聊的戲法一套一套的，終於反反覆覆的變下去。周圍是總有這些人會看的。
變戲法的時候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幾分就是對著明白戲法的底細者而發的。為的是要他不來戳穿西洋鏡。
“朋友，以義合者也”，但我們向來常常不作如此解。
”
有位偉大的思想家說：“讀史使人明白”。魯迅的文章使我們知道，至近在六十多年前，“耳中聽字”之類，不過是花幾枚銅元就可在廟會上學到的、小孩子的戲法。然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的一天，這種玩藝兒卻成了什麼“祖國大地的春雷”，新時代、新科學的“曙光”！而推動它的，不僅是欺人的騙子和被欺的無聊者。揭穿這些戲法隱秘的“暴露者”，也就不僅是被“深惡”而已。他們不少人被推上法庭，被判處有罪，遭受著意想不到的迫害。直到現在，有些欺人者和被欺者也還在“深惡”著他們。而那些欺人者，在一個時期裡，則受人敬，惹人愛，甚至被頂禮膜拜，尊為大師。這是一個悲劇，而且是一個極大的悲劇！
然而曾幾何時，那些騙子就露餡了。所謂的“大師”，頭等的跑到海外，甘心充當反華勢力的走狗。次一等的，則藏身匿形唯恐不密。為什麼呢？他們不是有許多保護傘嗎？他們不是有許多騙人的伎倆嗎？不是有什麼特異功能嗎？為什麼都不管用了呢？
騙子們的生涯之所以不會長久，因為求真是人的本性，也是一個民族的本性。一個人，一個民族，只要還想發展，還不自暴自棄，騙人的東西就只能得逞於一時。連小孩子聽故事都常常要問一句“真的嗎？”，何況一個正在迫切進取的“有為”的民族！
近二十來年中騙子們的得勢，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太急切進取的緣故。急切就容易輕信；使騙子們得售其奸。所以在急切的情況下保持冷靜，對於一個人是重要的，對於一個民族更是重要的。
至於那些給人以真實的“暴露者”，將在“有為”的人們中，在我們這個“有為”的中華民族中，受到永遠的尊敬。
我們不能指望騙子們絕跡，但我們指望人們提高免疫力，而且從青少年開始，還指望當騙子出現時候，有更多的人能夠站出來，戳穿他們的西洋鏡，而不做他們的“朋友”。
本文原載《科學與無神論》200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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