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房東提出8月份租金漲600元時，王亮沒有絲毫猶豫就答應了，“別說600了，漲1000估計也得繼續住，周邊沒有比這個更便宜的了。”
王亮現租住的房子位於東南五環外，是一套面積110平方米的兩居室，2017年10月份搬進來時租金為5800元。據王亮透露，同一個小區同戶型的租金基本都在7000元左右，周邊小區兩居室的最低租金也已接近6000元。
王亮在一家手遊公司上班，稅前年薪約40萬元，妻子做平面設計，年收入20萬元左右。對於他而言，老家房子的月供、孩子上學和房租是最主要的三項支出，“每個月剩不下什麼錢，還完信用卡基本月光了。”
從2008年來北京至今，十年時間裡王亮在四季青、北七家、亦莊三個區域生活過，每一次搬家都離市中心越來越遠。“再搬的話，就該搬回老家了。”王亮稱，現在居住的地方距離廊坊老家只有40公里。
中國房價行情數據顯示，從2008年8月到2018年8月，北京平均租金從37.79元/月/平方米漲到94.14元 /月 /平方米，上漲149.11%；同期平均房價從13163元/平方米上漲至63529元/平方米，漲幅為382.63%；售租比從29上升到56，擴大了近一倍。
初來北京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王亮正在四季青公寓中，和朋友就著花生米和豬頭肉喝酒看直播，“工作找了一個多月才找到，一直住在朋友家，他比我提前一年畢業，那個房子面積也就十來平，租金好像是400元。”王亮說。
朋友為了收留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攆到公司宿舍住，王亮拿到第一個月工資後，當天就從朋友家搬了出來，“還在四季青，找了一間平房，很乾淨，每月租金500元。”他每天到中關村附近上班，坐公交只需要半個小時。
也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隨著“四萬億計劃”實施，全國房價進入了十年上漲期，北京房價也開始崛起。“四萬億計劃”實施前，北京國貿附近房價不過兩萬元出頭，北京平均房價為13163元/平方米。
2009年7月份，王亮的女朋友畢業後也來到北京找工作，他倆同在天津一所知名大學讀書，女友比他低一級，“那個時候工資差不多五六千，房租才五百多，感覺沒什麼壓力。”
這樣的生活持續一年多後，談婚論嫁擺上了日程。女方父母和親戚要親自來北京看看未來女婿，女朋友建議換個樓房住，哪怕租兩三個月應付一下，等結完婚後再搬出來。
那個時候，王亮忽然覺得有些對不起女友，都要結婚了，應該給她更好的居住環境。“那個時候，我的收入快一萬了，媳婦收入也有五六千，所以住樓房壓力不大。”王亮說。
2010年國慶節後，王亮和女友搬進了一個兩居室，“八十平左右，租金3200元。”當年冬天，經過女友父母和親戚的“面試”，雙方父母協商後，王亮的婚期確定在當年臘月。
王亮開玩笑地埋怨當年丈母孃沒有逼他買房，那一年北京平均房價剛剛突破2萬元大關，買一套八九十平方米的兩居室，首付需要60萬元左右，“我們手裡有20多萬積蓄，咬咬牙也就買了，我們倆工資付月供沒問題。”
2011年春節假期結束後回到北京，房東通知王亮房租要漲500元，“出去找了一圈房子，還是回來續租了，附近兩居室基本都4000元左右了。”王亮說。
再次搬家
2012年妻子因臨產休假，王亮開始一個人賺錢養家，“房租已經漲到4500元，基本三個月漲一次，原來房租佔我們家庭收入五分之一，現在快佔到一半了。”王亮開始感覺到壓力。
2012年5月，王亮一家從四季青搬到清河附近一套80平方米的兩居室，租金3500元，與原來相比，通勤時間多了十幾分鍾，居住環境稍微差了些，“年代感比較強，裝修也一般。”
直到現在，王亮都在懷念四季青，“很安靜，周邊不遠就是世紀金源和歐尚，那時候六號線還沒開通，但公交也很方便。”
與四季青相比，清河位於海淀區五環外，王亮的住房附近除了幾家超市外，周邊並沒有大型的商業配套設施，而且因八達嶺高速經過，整個區域常年處於擁堵狀態，“我經常騎自行車去上班，比開車、坐公交都快。”
這一次搬家，讓王亮意識到買房的重要性，“我們一些早年買房的同事，月供也就三四千，基本和我的房租一樣，但人家的錢交給了自己的房子，我的租金都給了房東，自己什麼都落不下。”
到2012年年中，王亮手中大約有了40萬元積蓄，但這距離首付依然遙遠，當時北京平均房價已超過2.6萬元，首付需要八九十萬元，一個80平方米的兩居室平均月租金接近5000元，“賺錢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
北京買不起，王亮打算在老家買一套。2012年8月，王亮在廊坊市區買了一套三居室，首付30萬元左右，月供4000多元。妻子重新上班後，家庭月收入達到兩萬元左右，月供、房租及日常消費花去三分之二。
一年後，廊坊的房價上漲了5000-6000元左右，王亮的賬面資產多了五六十萬元。而同期北京平均房價接近4萬元，單價漲幅超過1萬元。同期北京平均租金沒有太大變化，與2012年持平。
2013年底地鐵8號線通車後，王亮的房租上漲到3800元，從家裡走到地鐵不到10分鐘，因為不順路，所以地鐵對於王亮的通勤並沒有太大改善，“媳婦上班方便了些，換一趟能直達。”
在王亮記憶中，此後幾年裡房子租金相對平穩，2015年他又在大廠買了一套兩居室，30萬元首付款外加4000多元月供。當時北京房價經過2014年短暫回落後，又開始了新一波上漲。
王亮表示，2016年北京房租開始出現明顯上漲。“2016年初漲到4200元，8月份漲到了5000元。”到2017年國慶節搬家前，王亮的房租已經漲到5300元。
2016年是北京房價上漲較為迅速的一年，平均房價從年初4萬元左右上漲到年末的5.5萬元，同期房租從 67.93元 /月 /平方米上漲到69.92元/月/平方米，售租比開始明顯擴大。
彼時，王亮和妻子的月收入合計超過3萬元，每月花銷中，房貸將近9000元，女兒幼兒園和培訓的花費每月接近1萬元，房租5000元左右，三項費用合計2.5萬元，再加上平時逛街、娛樂和旅遊等費用，王亮一家的日子過得還是緊巴巴的。
購房計劃落空
2017年9月，妻子換了工作，王亮開始計劃新一輪的搬家。
妻子的新工作地點在亦莊，每次從清河過去上班單程需要近兩個小時，“媳婦換了工作後收入增加了一些，平常一萬二三，好的時候能達到一萬五。”又一次升職後，王亮每月到手工資能達到2.5萬元。兩個人月收入加起來接近4萬元。
就在王亮再次搬家的幾個月前，北京開始實施“317”房地產調控政策，北京房價開始出現回落，從高峰期的6.8萬元/平方米回落到目前的6.3萬元/平方米左右。據鏈家和我愛我家多位中介透露，一些熱點區域房價跌幅在1萬元/平方米左右。
2017年初，和媳婦商量後，王亮計劃將廊坊和大廠兩套房子全部出售，在北京購買一套兩居室。按照規劃，兩套房子能夠變現350萬元左右，在北京購買一套兩居室並不困難。
一邊張羅著賣房，一邊張亮也開始在北京看房，最後購房計劃還是因為“317”樓市調控政策被擱置了。按照新的調控政策，王亮在北京購房需要付全款，“大廠的房子賣出去了，拿到130萬元現金，廊坊的沒賣出去。”
當時王亮已經看中了幾套房子，但手裡只有150萬元現金，根本買不了。緊接著，廊坊迎來了更為嚴厲的調控政策，王亮的房子至今仍沒有賣出，價格比高峰期縮水近百萬元，“基本回到2015年的價格”。
王亮算了一筆賬，每年其家庭收入在50萬元左右，其中廊坊的房子月供每年需要5萬元，北京房租需要8萬元左右，孩子的費用需要10萬元左右。這幾項固定開支加起來大約佔去約一半的收入。
此外，每年兩到三次旅遊、日常衣食住行的消費以及孝順雙方父母等支出，加起來基本消耗了另一半收入。
搬到亦莊後，妻子上班“步行十來分鐘”，他則需要換乘三次地鐵，每天通勤時間超過四個小時，住房條件比原來好，但價格也高了很多，上班也更不方便，“賺5000元時的感覺再也找不到了。”王亮感嘆。
王亮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一直買不起房，沒錢的時候買不起，有錢的時候還是買不起。“剛來北京時四環一個兩居室的房租也就3000多元，現在五環外一個兩居室，基本都六七千了。”照此下去，王亮擔心自己有一天會租不起房，“今年租金漲得最明顯，去年我租的時候5800元算是中等水平，現在這個房子假如我不租了，立馬能租7000元，還不到一年時間，就漲了1000多。”
中國房價行情數據顯示，房租大幅上漲分別出現在2017年8月份、2017年12月份和2018年7、8月份，單套房平均租金分別上漲了900元、1900元和600元。目前北京平均租金為94.19元/月/平方米，同比上漲了20.46%。
無處安放的中國家庭債務
幾周前，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發佈了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家庭債務已逼近家庭部門能承受的極限。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中國的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高達107.2%，已經超過美國當前水平。
這份報告還寫到，如果考慮到隱藏的民間借貸等無法被統計的部分，“實際上中國很多家庭已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家庭流動性已到了命懸一線的地步。”
比買不起房更恐怖的是：
還不起房貸
曾經有一個段子在中國非常流行，講的是一箇中國老太太和一個美國老太太在趕往西天途中的對話。中國老太太感慨道，臨終前終於買上了房子，買房款是自己整整一輩子省吃儉用的積蓄；美國老太太則一臉輕鬆，自己住了一輩子的房子，房屋貸款終於在臨終前還清了。
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裡，從“怕負債的老太太”迅速變成了“高負債的老太太”，槓桿率之高，估計讓西方老太太也是汗顏。
1996年中國居民槓桿率只有3%，到2008年也僅為18%，但是自2008年以來居民槓桿率開始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短短六年間翻了一倍，達到36.4%。到了2017年三季度居民槓桿率已經高達48.6%，已經接近金融海嘯爆發前美國的水平。
與此同時，中國家庭債務佔GDP比例也是一路飆漲，從18%上升到50%只用了十年，而美國升至這一比例用了40年。
感謝如此轟轟烈烈的加槓桿運動，中國的80後和90後們成為全球同齡人中住房擁有率最高的一群人。匯豐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80、90後年輕人住房擁有率高達70%，是美國年輕人的2倍。
但是千萬不要豔羨他們，算算每個月要還的房貸，真是人人都有一把辛酸淚。
李小姐剛跟她的先生在深圳置換了一套120平的改善型住房，價格近千萬，夫妻兩人月供3萬人民幣，這幾乎佔了家庭80%的淨收入。李小姐表示，日子已經過得緊巴巴的，這還沒算上如果要生孩子的費用，那簡直就是沒法過日子了。
王先生為了能夠讓孩子上學，“啃老”讓家裡老人賣掉家鄉的房子，把錢拿到上海支付學區房首付。學區房加上自住房的月供每月超過2萬塊，再加上家裡6口人的吃穿用度、養車、養娃成本，一年沒有50萬下不來。
王先生表示，他絕對不敢輕易換工作，最大的擔心就是怕失業了，還不起房貸。
不論是李小姐還是王先生，都是今天中國中產階層的縮影。擔心還不起房貸，那就只能節衣縮食，過苦日子，勒緊褲帶還房貸。
節衣縮食與消費降級
這一屆中產階層真的不行啊，還了房貸，就真沒錢消費了。
看看下面的數字：2008年之前，中國消費增速一度達到23%，結果從2008年到今天，消費增速一路下滑，今年6月更是跌到了僅僅7%。
光看增速下降還感受不明顯，應該看看究竟是什麼在支撐今天的中國消費，就真是嚇一跳。全國的居民消費支出數據顯示，居民近年來支出最多的兩項是居住和醫療保健，正是這兩項支出在支撐著消費增速。
看看北京的數據。按道理，北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人均消費能力很強，但事實上呢？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字顯示，2017年首都人民開支最多的也是居住和醫療保險兩項，較之去年增幅分別達到了11%和16%，那麼拖後腿的則是食品菸酒和衣著服飾這兩項，降幅分別是-0.7%和-8%。要知道，2013年，首都人民在食品菸酒消費增速還將近10%呢。短短四年，就跌成了負數。
看了這個數字，可以總結一下，北京人民已經為還房貸、房租，支付醫療健康服務，過上了節衣縮食的生活。
此外，2018年北京地區房租大漲，相信會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居民在居住這個項目上的支出增幅，應該會讓2018年北京地區的消費支出數據好看一點吧。但因此會導致居民在食品菸酒和衣著服飾上的消費降速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拼多多的成功並不是偶然，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不僅是五環外的人們愛用，就連CBD地區的精英人士，隨時準備或者已經消費降級了。
孩子，也是家庭最大的負債
除了房貸是家庭最大的負債之外，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感受到，其實孩子才是個更大的無底洞。
今天在中國的大城市，養孩子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高。不誇張的說，如果房子是每個家庭最大的資產，那麼養孩子絕對是每個家庭最大的“負資產”。姑且不論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學費、課外輔導費已經算是很高額的支出了，單就是學區房這一條，也能讓很多家庭揹負上沉重的負擔；如果不買學區房，那就得上國際學校，一路讀下來，所需要的費用也得要北上廣深一套房的費用。
因為社會制度不健全和行業不規範，導致中國的家長成為這一系列問題的最終買單人，需要比其他國家的家長額外支付更多社會成本。
以往中國人愛生孩子，很重要的一點是“養兒防老”，多生孩子，這樣自己的老年生活才有保障。今天呢？大家考慮的問題是，我得靠自己養老，即便有孩子，也不能給他（或她）添麻煩。所以，我們不僅要努力賺錢養家餬口，還要想辦法在職場上打拼，努力取得更高的職位、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樣才能保證自己退休之後，有一份體面的收入。
今天的職場人，有沒有考慮過自己退休之後的情形呢？要知道，絕大部分人都在企業工作，退休之後只能去社保領養老金，這意味著收入會銳減，而且無法保證體面的生活。如果今天因為生孩子，耽誤了在職場打拼，犧牲了努力賺錢的機會，那麼真的很可能晚景淒涼。
所以，孩子真的已經是每個家庭最大的支出。考慮生孩子，真的是需要六個“錢包”一起坐下來商量、權衡之後，才能做出的重大決定。
娃越來越少，稅卻越來越多
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今天中國的生育率，正在經歷斷崖式下跌。下圖橙色是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出生人口，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僅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除外。
誰都知道，人口越來越少，對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意味著什麼。所以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各有關部門真是想盡了一切辦法。
看看最近的三條新聞，真是很開眼界：
江蘇省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刊登了文章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生二胎的時候可以申請取出，而不生二胎，則需要等到退休才能取出來。
按某些網友的說法，你要是不生足二胎，那麼就得付錢幫其他生了二胎的家庭養孩子。
另外一則是2018年7月，河南柘城縣社會撫養費徵收工作動員會議中提出，社會撫養費徵收人群主要面向全縣三孩以及以上家庭，徵收標準為夫妻雙方上一年度純收入的三倍，可一次性繳清，若經濟能力有限，可分期繳付，但不可超過五年。
看到這個新聞，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個縣政府到底有多缺錢？竟然連國家要全面放開生育的趨勢都不顧，生三胎的家庭竟然要被追繳社會撫養費，這不是窮瘋了是什麼？
但仔細一看，我明白原因了。社會撫養費的徵收部門是當地的衛計委。衛計委雖然已經被國務院裁撤，但是並不代表從事計劃生育工作的公務員們就被下崗了，他們還在原來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想盡各種辦法收罰款。
按照這個標準，因為生了三胎被罰款700多萬元的張藝謀導演得小心了，因為他還可能面臨被追繳年收入三倍的社會撫養費。這不是逼著張藝謀移民海外麼？與其交罰款，還不如把錢拿去海外資產配置。
第三條消息是江西省出臺了關於墮胎的新規定，要求懷孕14周以上的女性如果要墮胎，必須要三名醫生簽字授權才可以。有內部人士解讀說，這是為了滿足上級對出生率指標的考核。所以有網友評論：這年頭，連子宮都不是自己的。
與生育率不斷降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財政稅收不斷創新高。
幾天前，財政部公佈了今年上半年稅收情況。數據顯示，大部分稅種保持兩位數增長，尤其是個人所得稅，2018年半年徵收的個稅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過去4年裡，全國個稅年均增速18%左右，遠遠超過工資增幅。
毫不誇張地說，高房價和高稅收，絕對是年輕人的避孕藥。不久之前，一篇名叫《北京容不下大姨媽》的文章在朋友圈流傳，內容大概是說，今天北上廣深一線城市職場女性的壓力非常大，焦慮和壓力導致這些女性的生理期不正常等嚴重問題。
在這樣的精神壓力和經濟壓力的雙重挑戰下，還得要求這群人多生幾個孩子？難度可想而知。
你的家庭還可以再加槓桿嗎？
中國經濟有很多問題，但是卻不能再靠轉嫁槓桿給老百姓來解決。因為每個民眾的槓桿率已經相當之高，為了抗住這個槓桿，老百姓節衣縮食，少生甚至不生孩子來還房貸，不僅入不敷出，經濟形勢稍不穩定、工作崗位稍有風險，就會給家庭帶來巨大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債務和槓桿有問題，國家可以託底；企業的債務和槓桿有問題，銀行可以債轉股，但是老百姓的房貸還不上，你覺得有誰會幫你一把嗎？
中國經濟在接下來的日子，可能會有一段艱難時刻，但是老百姓的家庭槓桿卻真的一點都不能再增加了。
如何避免讓自己不加槓桿、同時生活不降級，真是一個很難的課題。因為看有關部門的政策，因為房地產市場實在不能加槓桿了，於是消費金融成為了下一個居民部門加槓桿的領域。80後和90後已經成為消費金融的借款主力人群，可以想象未來00後們進入消費金融市場，會是何等兇猛的“動物”。
我們不希望自己的財富是建立在虛幻的房價和高昂的月供之上，我們也不希望過勒緊褲帶、消費降級的生活。每個普通老百姓的期望不過是：生計有所靠、求學有所教、終老有所養、病疾有所醫、住者有所居，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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