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1981年7月，我在廊坊師專中文科，任語文組的組長。那時的“中文科”，是對外的稱呼，而在校內則稱“語文組”。此時的“文革”即將結束，接著就是向新時期過渡。語文組的老師雖然不多，但“文革”留下的後遺症不少。儘管如此，大家在歷史大潮推動下，對組裡的工作，都做出了很多的付出。當時，在學校五個專業中，我們組的工作，一直處於全校的首位。我置身其中，對當年的一切，回顧起來，總有一幅幅鮮活的場景、畫面，在眼前浮現著……
一
1976年3月19日，是我來廊坊師專報到的日子。
我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外地工作，前後共13年，為解決兩地分居問題，折騰了幾年，願望終於實現了。因為學校新建，與市裡沒有直通道路。那天，我從火車站起步，沿鐵路西行，步行了近40分鐘，才看到沙灘上的這所學校。遠遠望去，學校沒有左鄰右舍，只有幾排紅磚紅瓦的房舍，再就是一條條的沙崗子。走近學校，門口東西各有兩個磚柱子，還有簡陋的兩扇鐵柵欄門，如沒有那塊牌子，真像來到了大車店。進到院裡，東西兩面各建四排平房，中間是一禮堂兼學生的飯廳，西邊還有一個小飯廳，禮堂後面的東西兩側，還各有一排平房。學校沒有院牆，外人如進出學校，四通八達，非常方便。東、西兩側四排平房的房山上，還寫有16 個一米見方的美術字：西面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東面是“勤儉節約”、“艱苦奮鬥”。這些紅地黑圈的大字，特別的醒目，顯示著學校辦學的性質和風格。
這沙灘上的學校，長年風沙肆虐，房前堆積的沙丘，有的竟有半人高。在院裡見到的女老師，個個都緊罩著頭巾，就如穆斯林女人那樣，根本不能露出真容。後來，我們去食堂打飯，手裡的飯盆兒，都要用報紙嚴加包裹，不然，那沙塵就成為飯菜的添加劑了。湯吉夫老師在他的《副教授拉煤記》小說中，對這裡的環境，有極為生動精彩的描寫。他戲謔地說道：這裡的風沙並不多，一年只刮兩次風，一次刮半年。這帶有喜劇情調的描寫，絕不是虛幻的誇張。
“文革”前的老校校址在市裡，“文革”時下馬，1972年後恢復重建，1974年開始招生。當時地區的領導，還患有“文革”的恐懼症，為防學生造反衝擊政府，主張新校的選址，必須要遠離市區。對原來的老校，實行了“五馬分屍”，給了《廊坊日報》等幾個單位。這樣，才在遠離市區八里的北昌和鐵路中間，找到了這片荒無人煙的沙灘，破土動工建校了。
在學校辦完手續後，我就來到中文科報到，見到在中文科“摻沙子”的老支部書記。他是一名“三八”式的老幹部，有五十多歲，身體肥胖可觀，正盤腿坐在床上，雙腿託著那個大肚子，半眯著眼睛，像是在等人的樣子。他對我的到來，表示了歡迎，隨便交談了幾句，就以黨委名義，讓我擔任語文組長的工作。這個擔子太重了，我哪敢承擔，並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和願望。他的回應，自然高屋建瓴，語氣雖然和緩但也透露出堅定。最後他攤牌了，說：“你要是實在不同意，就自己找黨委吧。”我再無話可說，只能默認了，隨之，老書記的態度，也變得和緩起來。他和我海闊天空，隨便聊了起來，可就是不談組裡的工作。他最後才對我說：“組裡的情況，你自己先熟悉一下，生活會馬上就召開，到時候你就清楚了。”
首次與老書記見面，他的肥胖和微笑，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他的微笑，兩眼眯成一條線，眼角、嘴角上翹，胖胖的兩頰微顯下陷，再加上盤著雙腿的姿勢，整體形象就如一尊普度眾生的大肚彌勒佛。
生活會開始之前，老書記先宣佈對我的“任命”，接著生活會就正式開始了。這樣的生活會，在“文革’中已司空見慣，大家坐在一起，無非是相互之間，提些不痛不癢的意見。但沒有想到的是，這裡的老師們，分成兩派，積怨很深，所提的意見，都針鋒相對，竟是如此激烈，還都動著感情。這些意見，涉及原則的根本沒有，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有一位女老師，竟然說一位男老師，在廁所解手，偷聽隔壁廁所裡女老師說話。這樣無聊的意見，都敢拿出來，令我感到無比驚訝。
面對組裡這種現狀，今後怎麼開展工作，給我造成的壓力不言而喻。我只能做一把大抹子，像解放軍“支左”那樣，大抹稀泥了。好在我還有一位副組長——王毓椿老師，他為人謙和、勤奮、認真，又是組裡的老人，有些事情，也只能依靠他了。
真是萬事開頭難啊……
二
在以後的工作中，由於自己的能力、水平有限，我的這把大抹子，東抹西抹，費盡了心力，也沒取得理想的效果。時間不長，緩解矛盾的機遇，真的來了。
1976年是個不祥之年。
元月周總理逝世，6月朱老總走了，7月唐山大地震，特別是9月，毛主席的逝世，不僅震動了世界，更使全國人民陷入了無限悲痛之中。當時的全國，如白日失去了太陽，見不到光亮。希望在哪裡，是國人考慮的核心問題。那時的報刊雜誌，除了悼念的文章外，還有很多化悲痛為力量的報道。我想利用這一形勢，搞一次全組的集體活動，也許能轉移大家的注意力，緩和一下組裡的氣氛。
這之前，湯吉夫老師曾主編了兩本資料——《批‘水滸’參考資料》和《魯迅作品教學參考資料》。這兩本資料，通過徵訂，推薦到全國，反響很好。我想，湯老師編資料，重在一人所為，我們何不搞一本“紀念毛主席”的資料，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
我這個想法，老書記和王毓椿老師同意後，隨之，就拿到組裡的會議上，請大家討論。使我沒想到是，這次會開得非常成功。大家的發言，也都發自肺腑，氣氛非同尋常。那時的語文組，能開成這樣的會，實屬不易。我們決定結合實際，面向中學搞一套《毛主席著作教學參考資料》。“文革“剛剛結束，編這樣的資料，對那時的農村中學，簡直就是雪中送炭。這套《參考資料》篇目的選取，均為文革前初、高中語文課本，分初、高中上下兩冊編寫，另外再選編一冊附錄，共三冊。編寫的資料敲定後，接著就是分工，落實任務，開始行動了。老師們都有各自的編寫任務，苗雨時老師還承擔了選編《附錄》的任務。僅一個多月，就完成了初稿。初稿的統一體例和文字潤色，由我和苗雨時老師完成終審。
這套參考資料，我們計劃每本印10000冊，三本就是30000冊，數量可觀。資料編成後，後續工作還很多，有的還很難辦。
首先是跑印刷廠和校對。那時印書紙張特別緊張，一般印刷廠不能接活兒。我們找到《廊坊日報》印刷廠，因為有關係，也僅承擔了一冊。為此，我還接連去了承德、張家口。1977年春，去張家口那次，廊坊這邊已是春草萌生，可我在張家口下車時，正趕上白毛大雪，在跑向賓館的路上，穿著絨褲的我，冷風刺骨，就像赤裸著身子狂奔著。辦完了事，第三天迴廊，還招來一身蝨子，也算是意外的收穫。印刷廠開印後，接著就是連續三校，即使順利，也需一週的時間。王毓椿老師是大家公認的“鐵校對”，自然當仁不讓，我和陳濤等老師，也都盡了力。
其次，徵訂、統計和發書，任務更繁重。每項工作，都有專人負責。劉敏老師，是新來的資料員，徵訂和統計，和財務科結算賬目等，由她來負責。我們為了省錢，向全國發書，都走火車託運。每次打包，資料都近萬冊，因時間緊，任務重，只能全組出動了。白天，老師們有的有課或其它工作，打包的任務，只能連夜突擊，而且每次都幹到深夜。給近萬冊資料打包，每包即使以40冊計，也得200多包。每包用兩張牛皮紙包好，再用尼龍繩捆牢，既需細心，更需體力。那時，穆懷英、劉桂芝和王惠英三位女老師，晚上把孩子安排好後，不顧一切，也積極參加這一工作。穆懷英老師，身體很胖，行動不便，一次手被勒破了，裹上膠布，還是繼續堅持。填寫託運件上的地址，墨筆字要寫得好，這個任務，只能由王毓椿、苗雨時和哈孝忱等老師擔當了。最後，還要逐一進行查點，第二天才能用卡車拉到火車站，辦理託運手續。
一次，我和王毓椿老師，拉著一卡車資料，去火車站託運。我們和司機，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200多包的資料，搬到了託運室。不巧的是，收件的人不在，人家叫我們把資料拉回去，明天再辦。這怎麼行呢？我們找到了值班站長，要求把運件暫存一夜，死說活說，就差跪下了，人家才答應了我們的請求。
這是我來中文後，所幹的最漂亮的一件事。至於老師們的思想隔閡，雖說難於一時全部消除，也只能多安排這樣的集體活動，相互多接近、交流，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藉助歲月的齒輪慢慢磨合了。
三
學校自1974年到1976年，共招了3屆二年制的學員。這些學員，沒有經過文化考試，都是大隊推薦、公社批准的工農兵學員。學員的學歷，一般都畢業於“文革”時的農中或社中，文化程度和水平可想而知。他們入學後，教什麼，怎麼教，就是問題了。
毛主席說：“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要與生產實踐相結合。”這是那時辦學的綱領，必須認真貫徹執行。根據這個綱領，我們所開設的課程，必須要以政治課為主，文化課則為附屬。文化課的設置，所講的內容，包括時間，都要為當時的政治服務，隨時可以變動。那時有限的幾門文化課，原有的老師，位置都已佔滿，我來後不可能涉足，只能相機查漏補缺了。二年間，我開過一次講座——《魯迅的戰鬥一生》，講過毛主席、魯迅的幾首詩詞，輔導過寫作，還因故講過部分《文學概論》、《當代文學》等。我雖然成了萬金油的老師，但一天到晚，忙個不停，反而覺得很有意義。
政治課，除基礎理論外，主要是學毛著和開門辦學。講基礎理論有專職老師，而學毛著和開門辦學，就需組裡出面組織了。老書記主張，只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央文革”的文件，再就是“兩報一刊” （解放軍日報、人民日報和紅旗）的社論，一經發表，第二天就得進入課堂，這才是緊跟。講授這種課程，沒有準備時間，現上轎現扎耳眼兒，費力不討好，沒人願意講。組裡的林正銳老師，為人和順，很好說話，凡有講社論的任務，總推薦他主講，大家還戲稱他為“林政論”。那時，每屆學員的兩個班，如講授社論，需要兩位老師同步。當時，身為組長的我，無法安排別人，只能自己挺身而出了。我至今還記得，粉碎“四人幫”後，《人民日報》發表的《華主席是我們當之無愧的偉大領袖》的社論，就是我和林老師連夜準備，第二天講授的。
勞動課，主要是培養學員勞動感情，永葆工農本色。在校內的勞動，每學期兩週，以園田勞動為主，另外臨時的任務，如植樹、搞衛生等，不計在內。我寫的《第十教學樓前的‘北京楊’》，（於2006年12月26日，我院院報副刊）就寫了這方面的內容。校外的公益勞動，如下去支農、地區部署的任務等，都是剛性的，必須照辦。如現“廊坊人民醫院”的地下戰備軍防工程，就有當年我們師生留下的汗水。1977年6月中旬，我們去香河鉗屯公社支援麥收，那情那景，至今仍記憶猶新。在三天的勞動中，從農村來的老師和學員，自然沒有有問題，而沒有在農村摔打過的老師，就不然了。我和王毓椿、苗雨時、陳濤等老師，總是飛鐮割在前頭，而落在後面的湯吉夫老師，可就慘了。山東大漢的湯老師，總是名落孫山，頭戴一頂老漁翁大草帽，汗流浹背，不時咧著嘴、直起腰，揩拭臉上的汗珠，那痛苦的樣子，太令人難忘了。
寫作課，在校也講一些基礎理論，更主要的是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法，培養學員寫作能力。那時，《廊坊日報》的幾位記者，如仝正年、飛雁等，都曾來到我科，向學員傳經送寶，接著還要率領學員，到農村指導實習。這樣的實習，每年一次，每次為一個月，師生都是自帶行李，吃住在生產大隊。報社記者負責聯繫採訪點，進行業務指導，老師則負責學生分組指揮。那幾年，廊坊、滄州、衡水等地區，尤其是廊坊地區，每個縣有名的公社、大隊，幾乎都留下了我們的足跡。1977年11月，我們去了霸縣，我帶領的四個學員，在岔河集公社堤頭大隊，發現了一個學毛著、學大寨的典型。這個典型姓孟，是大隊的老飼養員，他的事蹟多而感人。我們把他的情況，向隨行的那位記者作了彙報。那位記者（報社理論科科長）聽了非常高興，說我們發現了一個“大金娃娃”，並指導我們再深入採訪，寫一篇3500字的通訊。這篇通訊，在《廊坊日報》發了頭條，引起了《河北日報》記者注意，他們又進行了重新採訪，併發了一篇5000字的通訊。
按照這樣的辦學指導思想，安排上述的學習內容，採取這樣的途徑、方法，用二年時間（實際學員在校時間不到一年），能把學員培養成合格農村中學教師嗎？我一直划著問號，而這個問號，一直在自己的頭腦裡盤旋著……
四
1977年下半年，這是“文革”後第二個年頭，停滯多年的高等教育，終於迎來了新的生機——國家決定恢復高考招生。這一訊息，如春雷震撼大地，舉國上下，無不歡欣鼓舞，心花怒放。
此時，我校的辦學體制，也由二年改為三年。為迎接新生入學，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思廣益，制定三年制教學計劃。我們根據文革前中文本科的教學計劃，考慮到辦學規律，從課程設置到課時安排，進行了精簡和壓縮，制定出了三年制中文教學計劃。
有了教學計劃，我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如何解決教材的問題了。“文革”十年，在文化藝術領域裡，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古今中外所有書籍，幾乎都被貼上封、資、修的標籤，或燒燬或封存，嚴禁流傳。在這個領域，曾有“全國只有‘八個樣板戲’和兩個作家”之說。這兩個作家，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浩然。在這種情況下，到哪裡去找教材，課怎麼開？學生來了，光靠教師講，學生記筆記，也不能持久。由於時間所迫，我們決定，凡能買到的教材，包括本科教材，儘量搜尋，實在買不到的，只能決心自編了。
自編教材最大的困難，就是人手少，時間緊，任務重。我們把編教材的任務，交給每一位任課老師，組裡給予必要的支持。這種方法，很是有效，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只能用“不用揚鞭自奮蹄”形容了。這樣，我們用了近三年時間，編了十多種（套）教材和有關參考資料，基本上滿足了教學的需要。我們所編的教材，除自用外，還向全國兄弟學校推薦，不僅鍛鍊和提高了自己，還提升了中文科的聲譽。陳濤老師編的《古漢語文字釋疑》教材，被《中華書局》公開出版，全國發行。張東焱老師編寫的《文學概論》，連本科老院校的中文系——新鄉師院中文系都採用了。
就在我們編教材的同時，大家並沒有滿足現狀，又在為我係今後的發展，開始了新的思考。1977年下半年，湯吉夫老師提出了編刊物的建議。他認為有了自己的刊物，就有了自己的平臺，還能向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提升我們的知名度。他的這一建議，得到老師們的認同，決定先辦一個面向中學的刊物——《語文教學之友》。為給《語文教學之友》題名，周家駒老師還曾帶著一張嘴，跑到了北京師大，請啟功老先生無償獻出了墨寶。如今啟功先生已經走了，當我們捧著《語文教學之友》這本雜誌，欣賞啟功老先生那清美雋麗的墨寶時，不由得不令人產生由衷的無限敬意和思念。
我們編輯《語文教學之友》的試刊，稿件全部由組裡老師提供，第一期試刊印了1000 份。在向全國中學免費贈閱的同時，還發出了徵訂、約稿函。這期試刊發出後，獲得了眾多中學老師的讚賞和歡迎，稿源也是隨之而來，更增加了我們繼續辦好《語文教學之友》的信心。這個刊物，不僅沒有賠錢，還有些盈餘，這也是我們所預料的。
轉過年來，1978年下學期，湯吉夫老師又提出了辦文科學報的建議。事情明擺著，辦《語文教學之友》，做到了“名利”雙收，如辦學報，只能無償贈閱，這是個幹賠不賺的賠錢買賣，而且賠得還不少。我們的請示報告，在學校曾引起一場不小的爭論。那時印一期學報，如以1000冊為準，就得2500元，如辦成雙月刊，全年6期，就得投入一萬多元。當時，地區行署給學校的包乾經費，每年不過50萬元，花這麼多錢，辦這幹賠不賺的學報，確實令人心疼。後勤領導認為，一年如有一萬元給後勤，學校的所有路面，都可以全部硬化。我們考慮學校的聲譽和發展，還是據理力爭。開放而富有遠見的校領導，終於咬牙拍板，支持了我們。我們以學校的名義，先辦了文科版學報，跟著就把學報這個刊物，交給學校管理了。
我們語文組，在“文革”中起步，從二年制發展到三年制的中文科，歷經種種艱難，老師們的幹勁和精神，實在令人難忘。在這幾年中，我們有過困惑，更有無私的努力奮鬥，還有奮鬥勝利後的喜悅，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啊！
五
1978年12月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取消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各行各業“撥亂反正”的工作，跟著就開始了。一個月後，在我校“摻沙子”的工宣隊，全部撤出學校，象徵著十年“文革”的歷史正式結束，迎來了新的歷史曙光。
中文科“摻沙子”的老書記，雖然帶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信念進駐校，但進校以後，從未與教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敵，相反，卻能和教師和諧相處，對科裡的工作，始終予以支持，而他更關心師生的生活，成為師生工作、學習、生活的靠山。他在臨行前的那個晚上，科裡的全體老師，特地為他舉行了送別晚餐。北京的二鍋頭，老書記喝了不少，最後剩了半杯，他非讓我喝不可，並說：“你如不喝，我老頭子喝……”他有高血壓，怕出意外，我只得一飲而盡。我喝了這口酒後，天旋地轉，不能自己，往後一靠，竟靠在後面的煙囪上。後來，棉襖從後背冒了煙，發出了刺鼻的氣味，才被大家發覺。30年後，1976屆工農兵學員返校，又把老書記從霸縣請來，暢談以往，這就可想象出，當年的老書記與師生相處的關係了。
1981年，省委本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對我省各大專院校的領導體制，進行了重新恢復和調整安排。從此，我校脫離了地區行署管轄，升格為省管的直屬學校，並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學校各個學科改為系，辦學體制仍為三年制。黨委和學校各級領導幹部，也都做了重新任命和安排，一切工作開始走上了正軌。特別是湯吉夫老師，因其德才兼備，又有威望，被任命為中文系主任，兩年後又榮任為校長，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至於湯吉夫老師，如何經過深思熟慮的籌劃，以開闊的視野，大膽改革，把中文系和學校繼續推向前進，在國內贏得聲譽的歷程，因其不在此文計劃之內，只能到此打住了。要想知道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只能等待我院的《校史》詳述了。
我是1976年3月來校工作的。我到語文組後，馬上就當上了組長。就個人條件而言，我有在楊村師範當組長的背景，再就是黨員的那頂紅帽子，至於在德、才、能等方面，同當時組裡有的老師相比，還有很多的差距，實在沒有思想準備。我從天而降，當上了這個組長，這不就是趕著鴨子上架嗎。“他憑什麼一來就當組長、管我們呀！”難怪有的老師有這樣的疑問。我在組裡工作這幾年，勤奮無私，捨得奉獻，自認為是自己的優點。儘管如此，幾年來，組裡的工作，所做出的成績，我總認為，那都是老師們的功勞，自己只是盡了應盡的心力。我沒有忘記那段艱苦奮鬥的歷史，更沒有忘記在那難忘歲月中，共同奮鬥過的老師們。我的這篇文章，是回顧當年的一切，而更多的是懷念當年的老師們。
歲月不饒人啊。我和當年的老師們，如今都已到了暮年，白髮盡染，齒落他鄉，想到當年中文科辦學的歲月，五味雜陳的感覺，還是有的。回首過去，仰望今朝，放眼未來，特別是面對蒸蒸日上的“文學院”，隊伍如此壯大，事業如此輝煌，30多年後的今天，除感慨外，更望“文學院”，繼續前進，不斷創造新的輝煌！
蹉跎歲月，實難令人忘卻；美好前景，更令人無限嚮往……
2014·4·18
周治權 副教授，河北作協會員。廊坊市安次區人，1963年河北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1976年到廊坊師專，一直從事行政管理和教學工作，2017年11月辭世。曾參與主編或撰稿著作有：《文學與精神文明》（中國青年出版社）、《大學生與美學》（遼寧人民出版社）、《中國散文鑑賞文庫》（百花文藝山版社）、《古代散文鑑賞辭典》（農村讀物出版社）、《現代散文鑑賞辭典》（農村讀物出版社）等；另外，有關論文、散文、詩歌及其它文章，曾在多家刊物發表；自費刊印《風雨、陽光、路>（自傳）、《晚秋抬穗》（詩文集》、《金婚影像集錦》（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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