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我要抢救少数民族的音乐

张英

这些年,朱哲琴一直在为非物质遗产而奔忙。

2009年,她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命为“中国亲善大使”,发起“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她和她的团队展开了民族音乐寻访之旅,深入云南、内蒙古、新疆、西藏、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对民族音乐进行采集、整理和再创作。

2010年9月开始,她和“世界看见”亲善团队完成云南、西藏、贵州、青海、内蒙古的手工艺寻访之旅,随后联合知名品牌和设计师完成了“民族手工艺设计专案”,并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了“世界看见”手工艺设计特展。

朱哲琴:我要抢救少数民族的音乐

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刚从加拿大回国。这次她担任了被誉为“音乐界诺贝尔奖”的第九届古尔德国际音乐大奖的评委,这是该奖项首次邀请华人音乐家担任评委。

“我做《黄孩子》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世界音乐’这个词,后来我又做了一张关于西藏的音乐专辑。经过这十年的旅行,我才知道中国文化背后是多种文化的交融,我从这样旅行里边慢慢看到文化的连接,它一直在涌动着,从来没有切断过。‘世界音乐’这个词给了我们希望和很大的空间,所有不同种族、文化、民族形式的音乐都可以包括在里边,中国在世界音乐里边存在很大的空间。”

到目前为止,朱哲琴和她的音乐采风小组已经走了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采访大量当地民间艺术家,录制了五百多首民间歌曲(乐曲)。按照她原来的计划,在考察工作结束以后,朱哲琴将出版两张CD,一张是她采集来的音乐原样,另一张是请西方著名音乐家以采样为基础重新编写的作品。

朱哲琴:我要抢救少数民族的音乐

做实事的亲善大使

张英:在一些音乐人看来,你现在做的音乐采风之旅是个不讨好的事。

朱哲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好事情。也许一些人认为,卖一张唱片、开演唱会赚些钱重要,像我这样一直在民间走,考察发现民间音乐不重要。但我做的事情,去自己觉得重要,有价值就好。通过我个人的努力,哪怕对中国传统音乐有一点点改变,我觉得都是好事。

张英:在出发前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朱哲琴:去年我在加拿大的哥伦比亚大学,跟那边的一个德国、加拿大学者做了一个音乐地图,从文本上、资料上对这些音乐做了全面的了解。基本上,我们希望找的音乐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因此我们除了许多苦,走访很多偏远的村寨,进行采样。

朱哲琴:我要抢救少数民族的音乐

张英:你靠什么来与民间艺人交流,让他们都愿意帮你,畅通无阻。

朱哲琴:可能是我心无芥蒂吧。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喜欢把自己放空,不带原有的那些记忆和习惯,对任在漫长的旅行中,我经常很困,在路边我就躺着睡着了,背包什么的都扔在一边。

这次在西藏,我见了许多人,把他们找来,发现已经不是原生态了。经过学院或者文工团的,声音已经改掉了。偶尔发现还有原汁原味的漏网之鱼,我在拉萨的一个部队文工团发现歌手桑旦,刚招上来一年,从藏北来的,他那个嗓子一出来,真棒,还会唱传统家乡那种音乐,而且这个孩子能唱美声,模仿美声、流行,模仿亚东。遇上他我非常惊喜,我就再三跟他说,你到这儿一定不要乱学。后来,他给我推荐他表妹,人来了,声音非常高亢。我估计他们家族里有这样的音乐因子。桑旦是可以成为我们所说的自觉意识的音乐家,他的表妹只能是自由歌唱的那种,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差别。

一走下去,才知道民间音乐的丰富。在内蒙,同样的长调,不同的村子里,唱法就不一样。我们在贵州,同样一个祝酒歌,不同的村落唱法不一样。有时候,一个村落只会唱一个曲调,然后不管什么歌,都是用这个曲调,反反复复。

朱哲琴:我要抢救少数民族的音乐

张英:就是随遇而安,像水一样流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朱哲琴:对,我很愿意这样。我在喀什米尔旅行,突然发生大地震,当地伤亡也很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整个城市沉浸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里,加上他们当时又斋戒,人人不苟言笑。

我走在马路上,突然钟声敲响,原来还在走动的人就马上就顶礼膜拜,非常虔诚的一个状态。我当时住了一个伊斯兰教的朋友家里,经常出去玩。谁叫我去玩,我都会跟着人家走。有一次,我的朋友很着急,派了一个仆人跟着我,我很不高兴,朋友解释说怕我不懂语言,被反政府武装埋放的炸弹炸死。

张英:联合国开发署选你这个亲善大使选对了。

朱哲琴:对,我觉得一定要communication。原来《天堂地狱》有一首歌,歌词说“头顶着你的手,随你去天堂,天堂里有没有打我的泪水,地狱里有没有迷茫的欢笑。”人生一定要用自己去感悟,我为什么要走那么多的地方,我想用我的生命和我真实的经验去体验这个世界。

现在太多人都是靠阅读,靠别人告诉他经验或者结果。我看了佛陀理论,他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身去体会、去体悟,真实过一个人生。因为你的动机和你的行动,生命值是可以变化的,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如果你把他拉开,他就会无限的延伸。就看你,每个人希望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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