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黨章系列叢書》摘編(二):中國共產黨思想建設的先河——古田會議決議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佈時間：2018-06-30 06:00 分享
“拿轎子抬我也不走”
秋收起義後，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餘部在發動湘南起義後向井岡山轉移，與毛澤東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鑑於革命鬥爭形勢不斷加劇，紅四軍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
1929年，在紅四軍的英勇戰鬥下，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相繼開創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吸收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員，加上環境險惡，戰鬥頻繁，生活艱苦，革命隊伍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作為紅四軍黨的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思想傾向。但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黨和軍隊關係等原則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能夠為紅四軍領導層的大多數人所接受。
1929年4月，毛澤東收到來自中央的“二月來信”，信中對在農村割據中紅四軍的前途較為悲觀，並要求紅四軍在大敵當前時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入民間。針對“二月來信”，毛澤東憤怒地說：瞎搞，不切實際的指揮。這是要把這支部隊葬送掉。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鑑於當時革命鬥爭的嚴峻形勢，紅四軍內部並未形成清晰統一的思想認識和覺悟。因此，毛澤東感到加強黨和軍隊思想建設必須提上日程。
1929年8月下旬，陳毅到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8月29日政治局聽取了陳毅的彙報，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委員會，起草一個決議，周恩來為召集人。經過1個月的討論，形成了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
古田會議：黨內錯誤思想的初步糾正
“九月來信”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要求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幹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這封信提出“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並具體提出不正確傾向的觀念，如：“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九月來信”對統一紅四軍前委領導和全軍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也為紅四軍的建設指明瞭方向，成為開啟軍隊思想建設的先聲。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會議糾正了紅四軍黨內一些錯誤思想。明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單純軍事觀點。提出軍隊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這一部分分析了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包括單純軍事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等足以動搖黨對軍隊的領導的思想。決議分析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濃厚的原因，指出其總來源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分是建築於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之上”，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黨的指導機關對這些不正確傾向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正確路線的教育”。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要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其中重要途徑要對黨員進行教育，教育問題是“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有計劃的進行黨內的教育，糾正過去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決議具體規定了教育黨員所用的材料，並列舉了黨報、政治簡報、編制小冊子、訓練班、政治討論會等黨員教育的方法。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初步回答了在黨員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初步回答了在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決議所規定的基本原則不但很快在紅四軍得到貫徹，後來在各地紅軍中也逐步得到實行。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摘自中國方正出版社《學習黨章系列叢書》之《黨章故事》
閱讀更多 高臺工商質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