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網站公佈了最新的稅收數據，今年1-7月份，我國稅收收入107709億元，同比增長14%。其中前四大稅收項目情況如下：
- 國內增值稅38902億元，同比增長14.9%；
- 國內消費稅7773億元，同比增長16.2%；
- 企業所得稅29197億元，同比增長13.4%；
- 個人所得稅9225億元，同比增長20.6%。
數據一出，眾人為之咋舌：說好的減稅呢，難道我們減了個假稅？還是說，根據拉弗曲線，我們的減稅已經見效了，稅率越降低，稅收反而越增長？
| 上半年稅務部門共組織稅收收入(已扣減出口退稅)81607億元，同比增長15.3%。
“拉弗曲線”的提出者是美國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拉弗教授，作為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拉弗教授為里根政府的大減稅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拉弗曲線”的基本含義是，稅收並不是隨著稅率的增高在增高，當稅率高過一定點後，稅收的總額不僅不會增加，反而還會下降。因為決定稅收的因素，不僅要看稅率的高低，還要看課稅的基礎即經濟主體收入的大小。過高的稅率會削弱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積極性，因為稅率過高，企業只有微利甚至無利，企業家便會心灰意冷，紛紛縮減生產，使企業收入降低，從而削減了課稅的基礎，使稅源萎縮，最終導致稅收總額的減少。當稅收達到100%時，無人願意投資和工作，政府稅收也將降為零。
根據“拉弗曲線”，當我們的稅率高過一定點後，降低稅率不僅不會造成稅收減少，反而會因為促進了經濟增長而導致總稅收的增加。
那我們現在的稅收增長與減稅是這樣的因果關係嗎？
無論是從經濟數據表現上，還是從蔣錫培、曹德旺、宗慶後等知名實業派企業家的呼聲中，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經濟數據表現上，一方面，本屆政府在千方百計研究降低企業稅費。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已有33次議題涉及“減稅降費”。
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深化增值稅改革的措施，進一步減輕市場主體稅負。
會議指出，過去五年通過實施營改增累計減稅2.1萬億元。為進一步支持製造業、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發展，持續為市場主體減負，會議決定，從2018年5月1日起，將製造業等行業增值稅稅率從17%降至16%，將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的增值稅稅率從11%降至10%。
但另一方面，實體經濟的宏觀數據不容樂觀。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比增速近年來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今年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355798億元，同比增長5.5%，而去年同一時期，這個增速是8.3%。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更是降低了近7%，統計局官網上公佈的數據：2017年上半年是36337.5億元，2018年上半年是33882.1億元。
為什麼一方面我們五年累計減稅2.1萬億，另一方面企業家的投資熱情下降、企業利潤在減少呢？
為什麼企業家的投資熱情下降、企業利潤在減少，但是稅收收入還是以兩倍於GDP增速的速度在增加呢？
是鼎鼎大名的“拉弗曲線”錯了嗎？還是我們走出了獨特的經濟規律？
然而並沒有。
“拉弗曲線”作為一個經濟學模型，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在裡面：政府對納稅主體的應稅額進行了充分徵收。
在充分徵稅的情況下，降稅率就是降稅負，從而激活企業活力，但是在企業普遍存在偷稅漏稅、政府稅務部門由於各種侷限未能實現充分徵稅的情況下，稅率下降與社會整體稅負增加並不矛盾。
一方面，稅率在降低，但另一方面，稅務部門的徵稅能力在加強，以前灰色地帶那些偷稅漏稅的企業紛紛變成了納稅主體，稅基在增加，而且是大幅增加，所以稅收收入保持高速增長的背後除了企業家和勞動者的功勞之外，還有稅務人員的汗水呢。
但人的能力是有邊界的，在經濟利益面前，也是存在道德風險的，監守自盜、內外勾結的例子也不是沒有。
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績效考核、為了又快又多的徵稅，我們的稅務總局又祭出了高招：金稅三期——稅務局的大數據評估及雲計算平臺。
2016年5月1日，我國全面營改增，主體稅種從營業稅改成了增值稅，開始實行以專用發票為主要扣稅憑證的增值稅徵管制度。而“金稅三期”就是在“以票控稅”的指導思想下建設的充分徵稅的徵管工具。把全國所有發票信息統一到“金三”系統中，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票的軌跡監控所有企業的業務往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虛開發票等手段偷逃國家稅款。
既然叫“三期”，之前肯定還有“一期”和“二期”。
1994年，稅務總局推行金稅一期，包括增值稅交叉稽核和增值稅防偽稅控兩個子系統，在全國50個試點上線，通過人工採集納稅人的發票信息，再由計算機對比發現問題。但由於手工採集數據錯誤率太高，金稅一期慘遭停用。
2001年，吸取一期教訓，金稅二期實現了發票數據的自動採集，於此同時增加稅種，把海關增值稅完稅憑證納入管理，並將上述功能推廣至全國使用。
在經歷了金稅一期、二期（地稅未完全覆蓋）後，2013年，“金三”誕生，經過在廣東、山東、河南、山西、內蒙古、重慶6個省（市）級國地稅局試點後，終於在2016年完成全部推廣工作後開始實施。
有了全國聯網的金稅三期，稅務部門再也不怕完不成KPI了。
金稅三期大數據會從如下幾個維度進行檢驗並判斷出異常：企業的收入、成本、利潤、庫存、銀行賬戶和應納稅額等。
只要動態數據比對不對，稅負率偏低，系統會自動預警，你說你還敢偷稅漏稅嗎？
金稅三期如此強大到沒朋友，所以有關部門決定從明年1月1日起，把日漸虧空的企業社保也統一到稅務部門來徵收。
徵管力度加強，我是贊成的，因為只有一視同仁，全部依法徵稅，才能讓過去那些依法照章納稅的“好企業”獲得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才不會讓那些偷稅漏稅、不給或少給員工上社保的“壞企業”獲得不合理不合法的競爭優勢，從而避免企業間“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
但加強徵管之後，稅率只降一點點筆者是不敢苟同的，畢竟經濟還在探底，房租和利息雙重壓迫下的實體企業經營還很困難，需要降稅來對沖其他成本的上升。
稅收徵管力度加強了百倍，為什麼稅率只降了一點點呢？
說到底，是收稅人需要越來越多的稅收。
當前經濟面臨困難，去槓桿遭遇貿易戰，失業率在抬頭，怎麼辦？
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我們又一次輕車熟路地選擇了政府進行基建投資帶動GDP和就業的老路。
7月26日，總理飛到拉薩貢嘎機場，直奔一個投資高達2700億元的超級工程——川藏鐵路施工現場；
7月31日，山西增列62項省級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從原來的221項躍升至283項；
8月4日，浙江大灣區規劃出爐，宣佈今後5年交通總投資1萬億；
8月8日，湖北發佈“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十大戰略性舉措”，涉及91個重大項目，總投資1.3萬億元；
8月16日，沉寂許久的粵港澳大灣區終於出手，發行第一期專項債券，面值約300多億元，用於土地儲備；
還有那一條條之前審批被凍結了一年多的城市地鐵項目紛紛獲批。
沒有財力，怎麼去借錢搞基建？沒有財力，怎麼去還息？更別提過去累計如山的政府債務了。
到2017年12月末，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約16.47萬億，國債餘額約13.47萬億，總共政府債務餘額大概是29.95萬億。這是顯性的政府債務，還有很多隱性的政府債務，據估算，當前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應該在20-34.5萬億左右。
政府債務如山，實體經濟就很難真的被降低稅負。
所以特朗普政府在去年4月26日推出減稅力度史無前例的稅改方案時，人民日報立即發表批評文章《美國稅改，誰是贏家》，指責美國減稅實際上就是在挑起稅務戰，是沒有擔當的表現。我們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不會應戰。
美國政府債務難道不多嗎？顯然不是。同樣是債務如山，為什麼特朗普政府敢於史無前例地大幅度減稅呢？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用稅改刺激經濟方面，兩者做出了背道而馳的選擇，中國選擇了“看得見的手”的力量，加強徵收，用更多的稅收來主導更多的政府基建，從而帶動相關產業、增加就業；美國選擇了“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大幅減稅、讓利於民，用減稅來吸引全球企業來美國投資，來增加就業、擴大稅源。
“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究竟誰的力量會更強呢？親愛的讀者，您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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