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之死，在汉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韩信死后，原本和汉朝廷比较融洽，定期到朝廷报道的异姓王们，在韩信死之前，是对朝廷充满信任的，韩信被杀后，很多也都对朝廷产生了怀疑，不敢上朝觐见了，有的还未自己留退路。梁王彭越的所谓的谋反罪证，其实就是他为自己留退路而准备，反而授人以口实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刘邦对各诸侯王打压归打压，但还是给他们一条活路的，韩信降为淮阴侯，彭越打发为庶人......而那些诸侯们的反叛，或者说“取死之道”，是与吕后有关的。
史书上韩信案之始末较为详尽，但漏洞百出，不足为据。
司马迁列传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韩信之死的原因，他本人要负部分责任，这个责任，后世人往往认为是韩信作死。
【韩信】
司马迁在记叙了韩信的一生后，作此总结，应该是考量了韩信全部事迹的盖棺定论。但这个评价的重心，应该是落在韩信废王为侯之后的种种表现。因为战争期间弄出来的不愉快，固然也是韩信与刘邦的矛盾所在，但毕竟事过境迁，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就是俗话说的那样，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所以关键的事情应该发生在韩信的最后岁月。这个最后岁月，指韩信于汉六年被擒失王，至汉十一年被杀，时间长达五年。
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的历史记录虚假的成分太多了，显然这些虚假来自于汉政权。但是无论韩信的罪名是否为汉政权造假，最终的结果就是韩信的王位是彻底没了。韩信云梦受擒、废王为侯之后，刘邦对韩信的防范游戏，至此也应该落下帷幕，刘邦再也用不着为防范韩信而大操其心了，毕竟王爵是有号召力的，而“侯爵”嘛只是个名誉而已。
此事有史料为佐证，当时就有臣下以此为贺，以为韩信之擒与刘邦定都关中，同等重要。看来，当时的朝野上下都意识到韩信问题的解决，对稳定汉政权的重要性。那么，韩信的所谓反叛，就如同燕王臧荼之反一样，实乃是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个罪名。
因为韩信是汉阵营的中坚力量，且其所谓的反叛并不能坐实，于是就出现了罪名很重、处置很轻的奇特现象。日后韩信受封为淮阴侯，也只是一个荣誉闲职，却始终没有归封。
我们在后世的文本中见到的刘邦韩信论兵“多多益善”的故事，用了个“常”字，古时常与尝通。尝表示曾经，常则为经常。但无论司马迁的用意是曾经或者经常，只要刘韩两人能私下里讨论这种事情，足见刘邦没拿韩信当外人，还是属于非常信得过的。
而韩信对刘邦的回话也非常随便，且没有顾忌。此情此景既表明了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是非常熟络没有客套，也表明在只有两个人的场合，不太注重上下尊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失意的韩信在与刘邦的交往时也是非常坦然不拘，一些不能放上台面的话，也可以无所顾忌地讲了出来。韩信对刘邦的不爽，借这个机会表达了出来，而刘邦对韩信的冒犯也一笑了之。
另外，虽然韩信说刘邦不善将兵，但也认可其能将十万，而到了十万这个层面，已不能算不善了。至于善将将这一点，韩信与刘邦的差距就非常大了。
韩信带兵数年，没有培养出任何一个高级将领，此事颇为可怪。高祖功臣一百四十多，绝大多数有战功，居然没有一个是韩信从基层培养出来的。功臣中有几个齐降将、赵降将是韩信的部下，但他们加入汉阵营时的起点就非常高，不能算韩信培养的。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韩信若要反叛，成功的希望是多么渺茫，这也反证了韩信之不可叛。韩信的言论也表明，他对刘邦本人是服气的，他坦陈输给刘邦的原因，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他自己是绝无反意的。因此，强势的刘邦可以容忍韩信的冒犯，而处在不爽位子的韩信也知道他的冒犯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史料中仅存刘韩议事的场面，也提示了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敌对，所有的事都可以摊开来说，像韩信失去王位这样的事，都可以不回避，也证明了两个人的关系至少不是不共戴天的。那场对话不像是君臣，更像是两个老友在相互揭短，过完嘴瘾之后，就一笑了之。
从这种轻松的场面来看，刘邦丝毫没有要杀韩信之征兆。韩信甚至可能会时常这样表示不满，你无中生有编造谋反罪名，这样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不像个老大的作为。就刘邦韩信当时的情况来看，韩信已属于吃亏的一方，所以他有资格发牢骚讲怪话，“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刘邦则因为做了过度的防范措施，难免会有些气短，对韩信的“日夜怨望，居常鞅鞅”，也只能听之任之。
何况韩信也不是完全跟刘邦对着干，他毕竟还跟张良一起整理兵法嘛。《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专门记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于是，判明韩信之死的受益者，将有利于对韩信死案的研判。
谁是韩信死案的受益者？表面上看，肯定是刘邦，因为韩信的存在让他感到威胁。但前面的研讨，已基本排除了韩信威胁。
刘邦在此案中不仅没有受益，反而也是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没有过硬证据的情况下，杀韩信是一件大大失分的事情，此事正是刘邦要千方百计去避免的事。就像当初的鸿门宴，明明是刘邦自己在分封方案上签字画押的，但日后反悔反出汉中，就要千方百计把这个签字画押过程隐瞒掉，这表明其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正当，甚至是相当不光彩的事，所以才要百端遮掩。
从韩信之死造成的影响来看，异姓诸侯王人人自危，不反的也反了，没反的也为自己的生死作了准备，让刘邦到处灭火，显然对刘邦是不利的。
就以吕后是韩信之死的受益者一说，最早点名的是明朝人何伟然等人，如明人何伟然所纂、吴从先所定之《史轮 广快书》卷八《韩信论》就以为，“信固知汉王之必不杀也”，但他成为吕氏篡汉的障碍，所以招致杀身之祸。
确实，从刘吕斗法的最终结果看，以吕易刘是吕氏的终极追求，而且最终布局几近完成，只是功败垂成而已。
刘邦因与吕氏家族可能有约定在先，所以给了吕后这个合伙人的代表以较大的权限及崇高的地位。但刘邦发现惠帝刘盈很可能不是自己的骨肉，便起了换太子之心，此举也是阻止刘氏江山落入吕氏手中的最有效手段，事情在韩信死案之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刘邦临终之前，因吕氏家族的顽强阻挠，最后刘邦不得不放弃此议。
从吕后揽权到主政时期的作为来看，以吕易刘工程始终在大力推进，吕氏子弟大批无功封王封侯，而韩信这样的大功臣的存在，无疑会使此类事情颇不方便。所以将吕后定性为韩信一案的受益者，并非无稽之谈。
至于吕后为何没有利用汉七年韩王信之叛刘邦出征这个机会除掉韩信，是因为当时其兄吕泽还活着，刘邦也还没有开始废太子行动，吕家的地位稳如泰山，根本未显现权力地位行将丧失的任何迹象。
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必要杀韩信的。而到了杀韩信的汉十一年，吕泽已死，刘邦废除太子之举虽然受挫，但其废除太子之心始终未泯，所以吕后也在伺机削弱刘邦的势力。
杀韩信一事，虽然不触动刘邦的核心利益，但可以造成对刘邦的某种损害，所以吕后就抓住刘邦不在的时候出现的机会下了毒手。
再从吕后与刘邦的比较来看，无端杀害韩信也符合吕后的为人，而不像刘邦的为人。后世之人常常以为刘邦是个心狠手辣之人，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刘邦的长者风范，在他的时代是个招牌式的标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跟着刘邦干。
既然是招牌，显然不是靠做作所得，而是发自本性的一种一以贯之的行为模式。刘邦的这种禀性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其近臣可以对其不敬，而无须担心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像周昌就敢于顶撞刘邦，但面对吕后的责骂，则一声也不敢吭，原因很简单，就是刘邦不会真的跟你过不去。
而吕后就不同了，那可是真正的心狠手辣，什么歹毒的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万万不可得罪。
综上所述，吕后诱杀韩信，吕后向刘邦污蔑彭越要谋反，还有一些诸侯王的谋反都是有人举报的......再加上吕后在刘邦死后一系列的改刘易吕的操作，这很可能是吕后在为篡夺刘家江山而清除障碍。
因为吕后一旦夺权，这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可是打仗的高手啊，反观吕家有拿得出手的军事人才吗？
即使韩信彭越没有兵权了，但吕后夺权后，朝廷再重新启用他们勤王，那吕家谁能打得过，所以吕后欲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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