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 煒
1945年9月21日，一位名叫朱偰的國民政府行政院官員在用過早餐後，匆匆趕往機場，準備乘飛機前往越南河內。那一年，他38歲。這位在25歲就獲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並曾擔任過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的人，此時的身份是行政院財政部代表，與其同行的還有三十餘位來自行政院其他部門的同僚。他們此行的一項重要任務，即是作為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越南顧問團成員，隨軍進駐河內，完成中國對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的接收工作。
軍政部門對越南問題的不同意見
這注定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接收工作。雖然日本在一個多月以前（8月15日）既已宣佈投降，中國各地隨即開始了受降工作，但是，在國境之外接受日本投降，這實屬首次。
盟軍最高統帥部在8月17日發佈的命令，即“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指揮官以及所有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中國方面投降。其所依據的理由在於，越南在二戰期間劃歸中國戰區，歸中國最高統帥部指揮作戰，故經盟國共同協議做此決定，而北緯十六度以南，則歸英國接收。按照此項安排，蔣介石派遣陸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率六十軍、六十二軍及九十三軍等部隊（約20萬人）入越受降。而朱偰等行政院官員就是配合盧漢部隊一道前往河內的。
越南當時的情況頗為複雜。法國人在眼見盟國行將勝利的大形勢下，卻於1945年3月9日遭到日本發動的軍事行動的致命攻擊，致使殖民政權倒臺，勢力大幅萎縮。追求民族獨立的越南獨立同盟等革命組織，則在日本敗降之際發動“八月革命”，繼又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而法國此時意欲重拾殖民舊政，再次確立其統治者地位，因此，法越關係極為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面對此等重大事項，中國政府須事先做好預案工作。9月15日，行政院召集各部代表，召開了越南顧問團會議，指示佔領越南軍事及行政的十四項原則，其要旨為平穩接收，保持中立。如第五條規定，為明瞭實際情況及整齊步驟起見，顧問團得與佔領軍總部第五處處長副處長，美軍代表及法國代表團之主要負責人員舉行會報，密切聯繫，以期一切措施妥善適當。又如第十三條規定，除對治安、交通、金融、糧食遭受威脅擾亂或破壞之行為，得隨時取適當措置外，對法越間一切關係概嚴守中立態度，不加干預。再如第十四條規定，我國將來對滇越鐵路之權益問題，越南華僑地位問題，在政府未作最後決定以前，應取保留態度，不必表示意見。
作為執行官員之一的朱偰，立即感到此十四項原則“過於消極，一切出發點，皆以將越南交還法國為前提，代表團使命，過於空洞……”不獨他有此感受，作為軍事接收的主要執行者，盧漢的意見與行政院的上述原則也存在很大差異。盧漢在其後與朱偰等人的交流中表示，其意在長期佔領，扶助越南人民獨立，而由中國“託治”，對於行政院所指示之“原則”，認為不合實際情形。所以，盧漢一到河內，就毫不客氣地從法國人手中接管了總督府，又羞又惱的法國人被迫搬進了河內市區一間比之前小得多的別墅內，對於法方反覆提出的進駐法軍和管理人員的要求，中方一再拒絕。而在隨後幾天舉行的正式受降儀式上，法國人更感到其地位堪憂。
受降儀式壯國威
1945年9月28日，正式受降儀式在河內總督府如期舉行。這天，環繞河內各進出街道以及城內各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中國軍隊佈置崗位，“氣象頗為森嚴”。在總督府的正面樓上，中華民國國旗與中國國民黨黨旗交掛，在兩旁的每一列柱上，則遍懸中美英蘇國旗。在大禮堂的上首，為中國代表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左右坐正副參謀長馬瑛和伊繼勳；下首為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及海空軍代表席；左為盟國代表席，右為高級將領席。後則為來賓席。這天出席儀式者達五六百人，美方代表為第一集團軍司令官加拉格少將。法方代表亞歷山大由於身份不明，僅被允許以個人資格觀禮。他注意到會場內外並未懸掛法國國旗，遂提出要求，但為盧漢所拒絕。而越盟黨政府則派有高級官員觀禮。
上午10時，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及海空軍代表到達受降儀式現場，面露憂戚之色，進入禮堂後向北站立。主受降官盧漢根據日軍在南京所籤降書，宣讀了條款，交土橋簽字。籤畢即行退席。盧漢乃宣讀佈告，並譯成法文、越南文。簡短而莊嚴的儀式至此完成，攝影而散。據在場的朱偰觀察，這一天前來觀禮的華僑人數眾多，有年已古稀者，由孫輩扶持而來，主要是在越華人長期受法國人欺壓，在這一天終於能夠親眼目睹中國官員的威儀，所以顯得異常興奮。
另外，盧漢在當天以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的名義，簽署了《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宣告》，並張貼在了河內的大街小巷，其中申明“中國軍隊非為越南之徵服者或壓迫者，而為越南人民之友人及解放者”，並指出，“凡任何聚眾騷擾，不論其由何人發動，亦不問其具任何理由，均足危害社會之治安，損害人民之生命財產，而於共同目的之完成，尤多妨礙。”此外，該佈告還特別提醒道：“越南之敵人，或將暗派奸徒煽惑人心，凡善良人民，切勿受其蠱惑，發動擾亂，妨礙行政職權之有效施行，或引起流血慘劇。”如果考慮到當時法國人在英國協助下，已開始在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南地區充實力量，而越盟黨人對中國可能與法國達成某種妥協性約定，進而出賣其利益有所警惕的微妙情形，即可看出這篇佈告實乃煞費苦心，既表明了中國的中立態度，以消除越南人的疑懼，也適當警告了法方勢力，顯出了中方處理此問題上的謹慎態度。
法國難捨殖民情結
但是，越南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即可解決。早在動身之前，朱偰就曾受到來自友人的善意勸阻，理由在於越南當時情況複雜，而法國與越南的關係，尤為棘手。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法國殖民政權雖從1940年開始與日軍媾和，到1945年3月竟被日軍武裝力量推翻，可謂顏面掃地。在3月那場代號為“明月行動”的作戰中，日軍迅速佔領了法國殖民政權控制地區。在西貢，殖民地最高官員德古及其他幾位高級官員被俘，並且有多位殖民官員遭到當街毆打或處決，到處都有報告稱法國婦女被日軍強暴。此外，法國的一些高級官員常將個人安危置於軍人的職責之上。據悉，在當晚槍聲響起後，法屬印度支那前陸軍司令、戴高樂印度支那抵抗軍的秘密領袖歐仁·莫爾當將軍一路逃到河內皇城，告訴那裡的守軍不要浪費彈藥。接著他步行前往一位朋友的私人住宅，次日早上託人給日本人送去了便條，說明了自己藏身之所的方位。這樣的領導力量何以抗敵？無怪乎多數法軍只得坐以待斃，只有一小部分軍隊向北逃亡。在1945年4—5月間，約有5700名印度支那陸軍軍人（包括2400名歐洲人）從幾個不同的地點零零散散地跨越了中越邊境。
但是，對於以戴高樂為首的法國臨時政府以及絕大多數法國人來說，1945年後半年的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是重塑法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核心地位，而殖民地對於實現這一任務十分關鍵。因此，在日本投降之際，法國殖民勢力又活躍起來，意欲第一時間進入越南領土，而且其後又不斷給中國軍事佔領當局製造麻煩。
就在中國軍隊進入越南之時，尚在中國雲南的法國駐越北殖民軍原司令亞歷山大即向時任中國陸軍總部駐昆明辦事處主任陳修和提出“派法國飛機到河內與日本聯繫”。陳修和認為，其用意是“法機一到河內，就可打出電報，在國際上宣傳法軍已重回越南，收復河內”。作為經驗豐富的官員，陳修和認為茲事體大，當即將此事報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兩人商量後，拒絕了亞歷山大的要求，又“立即命令昆明空軍司令晏玉琮將停在機場的法國飛機予以扣留，以防其潛飛越南，並嚴令駐在雲南境內的法軍在我軍接受日軍投降之前，應駐原地待命，不得進入越境。”法方仍不甘心，又向重慶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進行活動，後取得外交部同意放行被扣飛機的文件。正是由於外交部與軍方步調不夠一致，使得法方鑽了空子，對接收工作造成了一些困擾。
在經濟接收工作大舉開展的1945年年末，“法方忽於11月18日在西貢發佈命令，停止五百元越幣券之流通，實行通貨緊縮，以圖提高越幣價格，壓低關金之價格。”此舉引發金融市場大幅波動，持有五百元越幣的越南居民和華僑大受損失，不啻為摧毀金融市場的原子彈。朱偰站在維護中國貨幣價值和華僑、越南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極力反對，多次與法方進行談判。法方一度同意兌換五百元越幣，後又拒絕執行協議，中方遂決定採取強硬措施，由朱偰帶領憲兵前往法國銀行命令執行，最後法方在美方的調停下適才同意繼續兌換五百元越幣。後來雙方又就法國人、越南人、華僑的兌換份額髮生爭執，幾番周折最終達成協議，維護了越南民眾和華僑的部分利益。
在經過一年有餘的繁重工作後，中方出於國際國內形勢的綜合考量，不得不在《法越初步協定》簽署後，結束了在越南北部地區的接收工作。綜觀整個受降接收工作，中國方面的表現還是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的，除了在典禮儀式上有力塑造了戰勝國的形象外，在對待法方或隱或顯的重塑殖民霸主地位的要求時，中方基本做到了有理有利有節，有效抑制了法方勢力在越南北部的快速蔓延，儘量照顧到了越南人民要求獨立與自由的訴求。但是，限於東北形勢未定、中央政府忌憚雲南地方勢力坐大等因素，中方未能充分利用此次千載難逢的有利條件，在越南北部擴大自身影響，而朱偰等人也只得帶著一絲壯志難酬的心緒悉數回國。作為民國著名史學家朱希祖的哲嗣，朱偰向來有記日記的習慣，因此，在回國不久，他就將這份難得的見聞感受，以《越南受降日記》為題在商務印書館付梓出版，為後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見證。
閱讀更多 團結報黨派e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