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文瑞（1916年---2017年），河北井陘礦區橫南村人，七歲時全家移居井陘縣北正村，後住在石家莊棉五小區。1945年，於文瑞擔任國民革命軍湖南芷江憲兵第十團第二營第四連中尉排長。經歷8年抗戰，聞聽日軍投降的消息，於文瑞和當地所有百姓一樣激動萬分。他指著老照片說:“1945年9月9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現場，我就站在這裡!”
見證重大歷史時刻
“當時，要選拔30名憲兵，作為我方受降代表人員的隨行人員。”於文瑞回憶，規定只有班長以上銜級的才有資格參加，要求機智勇敢、應變能力強、儀表出眾，於文瑞幸運當選。因當時日本投降情況還不是十分明朗，入選的又都是級別較高的憲兵軍官，所以要求他們降級扮成普通憲兵。9月初，包括於文瑞在內的30名憲兵及其他官兵，乘飛機飛往南京。因為擔心日軍投降之後做出孤注一擲的舉動，所有官兵刀出鞘、彈上膛，高度緊張，以防萬一。而實際上，日軍官兵見到中國人都畢恭畢敬。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即南京黃埔軍校舊址禮堂)舉行。於文瑞作為帶班警衛，帶領3名憲兵站在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簽字臺出入口，負責警衛工作，見證了簽字儀式的全部過程。於文瑞回憶，日本人都跟喪家犬一樣，低著頭、弓著身子進入會場，見到中國人都雙手貼膝鞠躬。“那時的感覺，真是揚眉吐氣啊!”他說，能見證這麼重要的歷史時刻，覺得很光榮、很幸運。那一年，他29歲。
“當時你們憲兵隊在哪裡駐紮?”“在芷江縣城。”老人回答很暢快。
他們先見證了日軍在芷江前線的投降，“日軍飛機下面都掛著白布當旗子，表示是來投降的，否則就被我們拿高射炮打下來了。”隨後，又接到命令，在憲兵團選拔30名憲兵，在新6軍選拔50名士兵，跟隨冷興中將和幕僚人員，乘坐5架飛機到南京接受日軍投降。
“你們帶的手槍是什麼型號?到南京後駐紮在哪裡?日軍的態度怎麼樣?”。
“我們帶的是9毫米口徑手槍。在南京駐紮在孫科公館。”老人記得很清楚，剛到南京時，他們高度緊張，而實際上，日軍官兵見到中國人都鞠躬敬禮、畢恭畢敬。“日軍已經把隨軍家屬和營伎送走了，只剩下參加投降簽字儀式的人員和軍隊，汽車、炮彈等裝備都很新，就直接交給了我們。”
於文瑞作為帶班警衛，見證了簽字儀式的全部過程。“當時美軍五六十名士兵站在房頂，國軍50名士兵站在二樓，我們30名憲兵就站在受降現場警衛。”
“這個人就是我!”於文瑞老人拿出1945年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現場的照片，指著照片上一位站得筆直的士兵說，當時他是中尉排長，就站在簽字臺出入口，負責警衛工作。他親眼看到日軍主將排成一排向媒體記者鞠躬，看到了簽字的整個過程，見證這一重大的歷史時刻。
“岡村寧次個頭高嗎?”。“差不多，比我高。”於文瑞說。
簽字儀式結束後，於文瑞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頭戴鋼盔，身穿戎裝，腰間別著手槍，照了張照片，留作紀念。看著老人拿出的一張張老照片，又問:“您在哪個照相館照的?”“在總統府對面的皇冠照相館。”老人說。連在哪個照相館照的照片都記得這麼清楚，98歲老人真是了不得啊!
童年家世慘淡渡日艱辛
於文瑞生於1916年，井陘礦區橫澗鄉橫南村人。7歲時，舉家遷入井陘縣北正村。
於文瑞沒見過祖父，從他記事開始就只有祖母養育著伯伯、父親、叔叔、姑姑四人。原本一家人平和相處，但是由於祖母聽信讒言，一怒之下，將他家老小六口攆出了家門，只給了三畝地一間半舊房。
在外婆和親友的資助下，一家人省吃儉用支撐溫飽生活。於文瑞的父親是一位清末秀才，在良都村教書，身體漸衰染上“飢飽癆”。他母親挖野菜、拾柴禾，孩子吃稠自己喝稀，一家人艱難地過著三餐不飽的生活。後來於文瑞的父親不惜辭掉教書先生，帶著於文瑞的兩個哥哥，到井陘煤礦申請 “包號”。他的父親在地面上管理伙食和帳目，兩個哥哥下井:一個擔任“監工”，一個擔任“領燈”，通過一家人的艱辛，家裡光景在一年後開始好轉。於文瑞7歲那年，他家遷到北正村。此村人少地多，價格低廉，沒多久便購得良田百畝、房院兩所，成為該村富裕戶。再經他母親勤儉持家精打細算，家業蒸蒸日上。
於文瑞回憶，父親對他的管教嚴格。五六歲時，他跟父親睡在一個被窩裡，每天醒來，父親便在被窩中教他讀《千家詩》，日久天長，學會了好多首詩篇，如孟浩然的《春眠》、李白的《獨坐敬亭山》、王之渙的《登鸛鵲樓》等。雖說字認不了幾個，詩文卻背得滾瓜爛熟。於文瑞7歲進入私塾。每天父親都摧他早起，掌燈溫習功課。每天都必須在家背過後，才能去學校背早書。晚上下課回來還要學珠算，嚴厲的父親總是在一旁教他，有時候答不好就要挨父親的板子，他常流著眼淚，手仍不停地撥動算盤。於文瑞兄妹四人，他排行最小，也最受父母嬌慣。於文瑞說，我小時較淘氣跑這竄那，不到吃飯的時候肚子就餓了，吵著要雞蛋吃。在那個年代，家裡的雞蛋除了換菜，多留給父親做滷吃麵用的。母親沒法，就用銅勺炒一個雞蛋，一邊遞給我一邊慍怒地說:‘你是這個家的混天龍!’
那年他父親去世，於文瑞傷心至極，立志發奮圖強，支撐起這個家。這一年，於文瑞讀了《論說精華》《四書》《古文釋義》《幼學故事瓊林》等古典文學，都奠定了他的國文基礎。以至於之後的高小、中學，他的作文常常獲“傳閱”獎勵，因此導至他熱愛文學，幾十年筆耕不輟。
棄文從軍成為憲兵
1936年，於文瑞畢業於河北省保定培德中學。這年，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抵制日貨、反對“何梅協定”、“廣田三原則”、反對“華北自治”等等，愛國運動此起彼伏。於文瑞滿懷希望憑著一腔熱血，走出學校前去從軍。同行的還有和他關係密切的好友李君，他們投考了中央憲兵學校憲兵教導團，被選錄後乘軍用專掛車直達南京複試。
於文瑞回憶：複試先剃光頭，然後體檢、觀察(看五官)、筆試。不及格的發給路費遣返原籍。他的長髮在剃頭刀下一縷縷的落滾在胸前，由於對家人的思念，淚水撲簌簌地流淌下來。看到屋裡屋外盡是光頭，活像寺院裡的和尚，他又像孩子般的破啼為笑。最讓他所擔心的是落髮後頭臉凹扁，深恐落選。不過，好在他文字功底深厚，最終以作文取勝。
要想當個合格的憲兵軍官，必須經過憲兵、軍士和學生(預備軍官)層層選考產生。這一系列所需時間，機遇，學術和服務績優，正常約五年左右能當一個憲兵中(少)尉。一動一作都應服從命令，生活行動整齊劃一，連吃飯都是在口令的指揮下進行的。憲兵軍官如此不易，於文瑞常常想起幾年沒有聯繫的父母姊妹。
1939年冬，於文瑞經初考和複試，進了憲兵學校學生隊第七期(相當於軍校十五期)，那時候校址在湖南湘西芷江。學生隊是預備軍官教育，教練班長由學生輪流擔任。因此管理上較為合理，生活上也較輕鬆愉快。操課之餘可也施展個人才華和愛好。經學生隊長同意，和興趣相投的林叟、唐臻山和尹崇仁三位同學，創辦英文週刊，以憲兵服務外事用語為中心，與大家共同切磋交流，得到了憲兵隊從上到下的好評。
全國軍事學校論文競賽中，在僅錄取前十名的情況下，於文瑞幸運的獲得第五名。校紀念週上，不僅宣讀軍事委員會嘉獎訓令，上校教務主任郭幹武還將一份訓令和一紙獎狀親自頒發給他。憲兵學校畢業後，他被分配四川重慶憲兵司令部總務處教育科任少尉服務員。1942年，於文瑞升中尉，被保送重慶南岸彈子寺中央警官學校特科警官班第三期學習，於文瑞駕輕就熟，和他們感情融洽和諧相處。1943年，他以第二名的好成績結業，並獲得論文獎：銀牌一座。於文瑞說:這一段軍事生涯，我較為順利。
烽火鴛鴦離多聚少
於文瑞13歲和橫澗鎮一家楊姓的姑娘結婚，對象是母親為他相中的。這家和他家是至交，是這家的小女，比他大三歲。媳婦對他母親極好，16歲的女孩出奇的懂事!天矇矇亮就起來，一面收拾送於文瑞上高小，一面到母親房裡端尿盆、掃地、擦桌子，給母親梳頭，洗腳、剪指甲，樂得母親逢人便說:“我家娶了一個好媳婦。”然而，在她23歲時竟得了肝癌。在當時的醫療條件，戰火紛飛的年代，大家束手無策眼睜睜的看著她讓病魔奪走了生命。
於文瑞求學從軍，一直未婚。直到1943年，他才與林倩影結為連理。那時候，別說沒有“龍鳳呈樣”的吉慶大紅被，即使普普通通的也沒有。只是女方“逃難”時從家裡帶出來的一床表裡皆白的小棉被，林倩影開玩笑說:“咱是白頭偕老”，於文瑞只得苦笑。在 “軍號進行曲”引導著兩人手挽手步入坑坑窪窪的黃土地。在抗戰艱苦歲月裡，倆人唯一的信物就是湖南--重慶的“兩地書信”。結婚第三天，於文瑞便趕回連隊。抗戰時期，於文瑞的薪水不高，物質也十分缺乏，吃糙米、睡稻草生活相當清苦。小兩口新婚燕爾便過著舉步維艱，倩影愛吃辣椒，於文瑞喜歡大蒜，兩人便以辣椒和大蒜下飯。有時，從路邊買一個半斤重的白薯和拇指大的一塊豬油加點鹽，在那個“三月不知肉味”的歲月即是一盤美餐。
於文瑞每星期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向倩影表示歉意時，倩影總是說:“誰讓我嫁給當兵的啦!” 等到休息，他們也會一同去附近的白塔寺玩，順便去老鄉家買幾個雞蛋回來改善一下生活。1945年女兒出生，兩人視為珍寶，取名“念慈”。滿月那天，正好趕上日軍降機飛到芷江洽談受降事宜，一聽見飛機轟鳴，小兩口便抱著女兒奪門而出，翹首踮足爭看降機。於文瑞說，那時候他有意將女兒改名為勝利，但妻子不贊同。1948年於文瑞的兒子慕兒降臨人間，為家庭增添了極大的樂趣和喜悅。當時，於文瑞正隨青年軍二零四師駐防青島並升調師部少校參謀。沒多久，收到兒子50天的照片，看著睜著兩個鈴鐺似的大眼睛的兒子，他高興的跳起來。
坎坷人生路一別40年
於文瑞以為，抗戰勝利就可以安定的生活了。但是內戰爆發了，他也隨軍調動。
1948年初秋，他們二零四師憲兵連被派往青島。1949年3月，二零四師又被調往上海。那時候，全國大部解放，人民解放軍已經渡過長江，美國海軍陸戰隊也已撤走，上海即將解放。隨軍的家屬紛紛撤離，他也想把妻兒送回到湖南老家，可是，等他帶著家人趕到杭州的時候，才發現到湖南的路已經走不通了。
得知上海碼頭還有撤離的輪船，他立刻又把妻兒送到了碼頭。碼頭上亂糟糟的都是要撤離的人，能夠擠上船已經是萬幸。他們很幸運在輪船上找到了一點空隙，把妻子兒女安頓好之後，於文瑞說:“你們先走吧，我還得回去駐防。”妻子哭著抓著他的手說:“到了這地步了，你還駐什麼防啊，咱們一起走吧，死也死在一起。”於文瑞捨不得他們，這時候臨陣脫逃，按軍紀是要被槍斃的。他強裝笑臉，親親孩子們的臉，當時女兒念慈只有四歲，兒子才滿週歲，還不會叫爸爸。妻子趕緊對女兒說，快跟爸爸說再見。送走妻兒，憲兵連受命在浦西佈防。當時二零四師部駐紮在上海西部的一個小鎮上，已經築起了一道嚴密的防線，可以說是滴水不漏。可是最終這條防線沒有派上用場。5月，上頭一紙命令，二零四師被調離上海郊區，撤到上海市區蘇州河一帶駐防。
1949年5月23日凌晨，槍聲響起，解放軍發起了進攻。他們的部隊很快潰退下來。當於文瑞趕到團指揮所，向團長報告情況，團長忙向警備總司令部打電話，才知道身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竟然扔下幾十萬大軍隻身棄城逃跑。得知這一消息，大家萬念俱灰，基本都放棄了抵抗，不久於文瑞就被解放軍俘虜了。於文瑞作為戰俘被關押了幾個月，1950年被釋放出來。他回到了闊別多年的井陘老家。在老鄉的幫助下，找了工作，準備自食其力。但是因為他的經歷，他在牢獄中度過了將近20年的光陰。
1975年，於文瑞被特赦出獄，安排到第五棉紡廠上班，工作了七八年之後退休，之後的生活就有了保障。1987年，他寫了“尋親啟事”。1988年4月，他竟然收到妻子在臺灣的來信!原來是他女兒念慈的同學在美國《華人日報》上讀到了“啟事”。這時候於文瑞才知道，妻兒家人早以為他已經不在人世，一直在家中供奉著他的靈位。1990年2月，於文瑞去臺灣探親。看到同樣白髮蒼蒼的妻子，和已到中年的一雙兒女，不禁老淚縱橫。誰想到，這一聲“再見”，竟是四十年啊。
紀念館要幫出版回憶錄
在於文瑞床頭櫃上的相框中，還保留著這張照片：他身著軍裝、頭戴鋼盔，腰間別著手槍，臂章上還寫著“憲兵”兩個字，精神抖擻、威武帥氣。
歲月遠去，後來的於文瑞，耳朵聾了，背也駝了，跟很多這個年齡的老人一樣，過著悠閒的日子，還不時地被別人問起有什麼長壽秘訣。老人能自己吃飯、疊被子，每天還要圍著所住的居民樓轉兩圈。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睡一會兒，其餘的時間就看看書、看看報紙。“老爺子喜歡古典文學，屋裡的《紅樓夢》、《三國演義》都快翻爛了!”照顧老人飲食起居的外甥女說，老人以前喜歡寫毛筆字，近兩年才停了筆。因為他耳朵不好，所以跟他交流主要靠寫字條。
老人還根據自己的傳奇經歷，寫了一本回憶錄。當老人把回憶錄拿出來時，回憶錄寫在普通稿紙上，竟然有十幾本，摞在一起將近一尺厚。同時，老人還曾把自己的回憶錄印刷成書，分送家人和朋友。書上有詳實的資料和照片，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獻價值和較高的文學性。
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關於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決定草案，將以立法形式確定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設立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帶走全部複印件，又向老人徵集了兩支毛筆和一個老花鏡，這些物品將和老人的照片一起，出現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週年的展覽上，將作為文物在紀念館永久展出。工作人員當場表示回到南京後，他們將向領導彙報，考慮用紀念館的經費，幫老人正式出版回憶錄，向全國發行。請求老人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戰勝利70週年的展覽題詞，老人當即揮毫，寫下幾行漂亮的小字。書法功底深厚，寫字手還不抖。
於文瑞老人，是侵華日軍在南京受降儀式的見證者，是井陘的光榮和驕傲。2017年1月10日17時40分，他在石家莊棉五小區的家中去世，享年10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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