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看病难”、“上学难”、 “住房难”、“就业难” 、“养老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解决这些问题既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又蕴含着人民的期望。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看病难，看病难在哪儿呢？不仅难在白求恩式的医生难寻，同时也难在那些昂贵的药品上，尤其是一些进口特效药，价格上可谓是吓死胆小的，穷死胆大的。2018年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求，从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对于广大老百姓，特别是需要服用进口药的患者，这真是一个值得欢呼雀跃的好消息。
变革的背后总意味着流血牺牲，而这一重大利好却源自于三年前的一件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白血病患者陆勇为病友代购印度仿制药而险些身陷囹圄但最后终获无罪。三年后的今天，这个案件被改编成了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反响强烈，仅仅三天票房即超过十亿。
34年前，一部万人空巷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在中国播出，国人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不治之症叫“白血病”，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也因此而名噪一时、蜚声海内外。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临死前忍受百般病痛折磨，却仍努力地给身边的亲人和爱人留下最美好的欢乐时光，而在“幸子”停止呼吸那一刻，三浦友和扮演的“光夫”对着天空泣泪呐喊：“幸子，只要我不死，你永远活着”，让人们长叹唏嘘、无比动容......
2011年末，我从电话中得知一位朋友身患白血病，顿时感到无比悲伤。朋友往日的乐观和善良时时浮现在脑海里，所以当朋友的爸爸托我寻找中华骨髓库的相关专家时，我穷尽了一切渠道，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中华骨髓库的创始人洪俊岭先生。洪俊岭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并为朋友提供了最优的骨髓匹配方案。洪俊岭教授告诉我，中国每年白血病患者需要骨髓移植的有四百多万人，而登记在中华骨髓库的骨髓捐献志愿者仅有二十多万人（2018年4月30日中华骨髓库入库志愿者数据为242万份）。而台湾省人口约二千万，但登记自愿捐献骨髓的人就有约上百万人......洪教授说，白血病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其病因至今未找到，上至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刚落地的婴儿都可能患上白血病，也不论是污染严重的城市还是山青水秀的农村，人人都有发病的可能......
我的朋友是幸运的，她不仅拥有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血液病专家陆道培担纲的北京道陪医院强大的医疗团队，更幸运的是从台湾找到了与她年龄相仿、性别一样、各综合指标均高度匹配的骨髓，当从台湾起飞的飞机载着自愿捐献者的骨髓降落北京，一台成功的骨髓移植手术奇迹般的给她带来了新生。如今的她，和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可以说比健康人更健康更阳光，全球旅游成为了她拥抱生命的最好方式......
然而，中国有几百万白血病患者，大部分都不可能如她一般幸运。
白血病如此冰冷可怕，《我不是药神》却温情感人，贯穿全剧的人性光芒、求生本能持续不断的迸发出巨大的影视冲击力，结尾彩蛋处彰显司法的温度、医药制度的推陈出新、社会保障的进步发展，更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电影艺术本身可歌可颂，但这部 “2018年国产良心神片”最让我动容的，还因为它是一部取材于真实故事的现实主义佳作！
故事中的陆勇原本是江苏无锡市一个民营企业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2002年，他不幸被确诊患上“慢粒细胞白血病”，该病被医学界认为是“除了骨髓移植没有更好治疗办法”的“恶疾”。骨髓移植十分不容易，一是得找到那个愿意捐献骨髓的人，二是骨髓移植的匹配概率非常非常低。因而大部分白血病患者都只能在苦苦等待中悄无声息的死亡，当然了，吃得起药的靠用药可以勉强维持生命。目前治疗白血病最好的药是瑞士产的“格列卫”，但这个药每盒大约23500元。一年下来光药费就30多万元。数不清有多少家庭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散尽家财，四处借债，从此生活掉入了无尽的苦痛和贫穷里。
陆勇为了活下去四处寻医问药，不停打听新的治疗方法。一次，陆勇在欧洲的一个医疗论坛上获知有一种印度生产的“格列宁”仿制药，效果不错，且每月费用仅需3000多元，于是陆勇以身试药发现果不其然。
为了帮助更多的病友好好活下去，陆勇将该药的疗效在病友群进行分享，许多病友找他帮忙订购该药，陆勇热心帮忙，从不从中牟利。有将近80%的病友服用了这种仿制药病情趋于稳定，在此后长达十多年里的日子里，陆勇被全国各地的病友们尊称为“药神”。
2013年底，陆勇因涉嫌贩卖“假药”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被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逮捕。后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陆勇涉嫌销售假药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院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后，并在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和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指导下，撤回了该案的起诉，并最终对陆勇改为作出不起诉决定......
陆勇本不是什么“药神”！他只是在自己患病后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利用自己的互联网知识和专业外语能力在浩如烟海真真假假的资讯中寻找生命的支撑点。在他寻找到有用又廉价的仿制药后，无私分享给其他病友并热心的帮忙代购该药，从而让其它身陷绝境的人也能减轻病魔的摧残。试想，如果这样一个行大善之人被当作罪人，那么我们的法律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又谈何“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根本价值观。
笔者认为，陆勇的行为若强行依照法律规定，则不管陆勇出于什么初衷，其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规定的销售假药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其有罪似乎是最简单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办案的公安、检察院、法院都可以交代过去，但若将此行为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上去检验，似乎就不那么让人接受了。政法干警们长年累月的办案容易习惯机械地按法律条文办案，冷冰冰地执法，较少考虑所办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庆幸的是，本案中的政法干警们摆脱了这种传统办案模式，顺从了民心民意，在法不容情和法亦容情中选择了后者。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洪俊岭教授意味深长的一番话，骨髓移植是国外传过来的技术，国外对人的生命是极其尊重的，如果捐献骨髓会对捐献者的身体或生命有伤害，这种技术是绝不允许存在的。对于捐献者而言，在捐献过程中除了稍有疼痛感之外，不会给人体造成任何伤害。但你的疼痛对于别人而言，也许是一次重生的机会。
《我不是药神》——但法律会护佑你成为“药神”，这就是我对该片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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