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如何論述「看不見的手」

司馬遷如何論述「看不見的手」

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變得更好。

這是經濟學十大原理之一。通過與他人貿易,人們可以以較低的價格獲得各種各樣的物品和服務,而每個人則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出賣勞動力或商品獲益。而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

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嚴復譯為《國富論》)如此闡述市場的魔力:

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利己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每一個人……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已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下,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引導,會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這部書出版於1776年,而在1800多年前,中國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看不見的手」有過類似的論述,只不過太史公講這種現象名之為“道之所符,自然之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市場規律。

《貨殖列傳》開篇司馬遷批評了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所言小國寡民之社會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烏托邦: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每個人生活在小範圍內,過著自給自足不與人貿易交換的生活,卻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在司馬遷看來,這種治理模式是將人民的耳目堵塞住,是幾乎不可能施行的。

在例舉華夏各地的出產後,太史公曰: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些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生活必需品,但並不是每一項自己所能生產,所以需要人民進行專業分工,彼此之間貿易。虞,是掌管山林草木鳥獸的職業。人們等待農民生產的糧食來做食物,虞澤從山林裡出產木材、礦物,工人用這些材料加工成日用品,而商人讓貨物流通各地。這些難道是有政令來教導、徵集人民如期聚在一起來完成嗎?

這是司馬遷的設問,接著他否定了這種靠行政命令來完成交換(即後世所言的“指令經濟”),而是說人儘自己的專長與能力,勤奮工作,(通過交換)來獲得自己想得到的貨物。“任其能”是所具備的供應能力,“得其欲”就是需求的意願。因此社會“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達到一種供求的平衡。勞動者各自做好自己的事,像水流向低處,日夜不停息,不用召集而貨物自來,不去尋求而百姓自己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合乎規律的而自然得到應驗的事嗎?

偉大的司馬遷,只可惜他的理論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時代並不受到重視,歷代統治者熱衷於對生產交換的管制,對市場過度干預甚至是破壞。哪個時代只要統治者稍微收斂一些,不伸或少伸權力之手,任憑市場那種“看不見的手”調節,勤勞聰明的中國人就會在短時間內煥發出巨大的生產能力,創造豐盈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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