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窑瓷器上出现的铭文十分多样，常见的有“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华”“东宫”等。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官”“新官”字款，包括产地、流行时代、字款的涵义等内容。
①产地问题
金毓黻最早提出赤峰大营子驸马赠卫国王墓所出“官”款白瓷为辽国官窑所出，之后陈万里提出很可能是曲阳定窑所烧。1978年，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了15件精美白瓷，包括碟10件、碗2件、执壶1件、海棠杯1件、盘1件，除执壶外，其余器底均有刻铭，其中“官”款13件，“新官”款1件，均为施釉后刻制的，冯先铭认为其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1984年，高至喜将长沙地区出土的“官”款白瓷与北方所出相比较，也认为“这些白瓷器很有可能就产在长沙一带或其邻近地区”；冯永谦提出“它们分别为五代或更早时期河北曲阳的定窑和辽国初期的赤峰缸瓦窑村窑的产品”；李辉柄将定窑瓷器的特征与“官”款白瓷的时代进行了对比，提出“除湖南出土的‘官’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以外，浙江、辽宁和湖南等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均应为定窑的产品”。孙新民通过对元德李后陵所出37件定瓷的研究，提出既不能把所有“官”字款白瓷器归于一地生产，也不可把一个地区出土的白瓷器简单地限于一个窑口，认为“曲阳定窑、赤峰缸瓦窑和长沙地区均有可能生产‘官’和‘新官’款白瓷产品”。权奎山统计的“官”“新官”款白釉瓷器至少有169件，“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从目前的窑址出土情况来看，除定窑外，邢窑和井陉窑也出有白釉“官”款器，缸瓦窑也出有金代“官”款白瓷。
②流行时代
关于“官”“新官”字款的流行时代，最早主要依据文献记载，认为定窑“贡瓷”是在北宋时期，“官”字款瓷器是为宫廷所烧造，从而也定为北宋。1975年，冯永谦通过对辽宁叶茂台辽墓所出“官”款瓷器的研究，认为大部分是五代和辽早期的产品，少部分可能是北宋时期的。后来，他又对“官”“新官”字款资料进行了详细梳理，指出其时代“应是五代时期以及同期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这一时期”。1979年，冯先铭对钱宽墓所出瓷器研究后提出：“过去根据‘官’‘新官’款白瓷的出土报道，认为这种字款流行于十到十一世纪前期……现在我们知道‘官’和‘新官’款的出现还要提早半个世纪。”高至喜也指出，长沙地区出土的“官”款瓷器可能早到中晚唐之际。谢明良提出“官款白瓷的时代可早至唐末，多数作品且集中于五代至北宋初之间，可确定属北宋中期以后的作品目前还未曾见到”。宿白指出“定州设官窑约在晚唐”，“官”款器物“其烧造年代似应早于‘新官’”。权奎山则认为其“具体时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以上观点虽不尽相同，且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出现而不断得到修正，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官”“新官”字款在唐末至北宋初流行是无误的。
③涵义
李辉柄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的相关研究，提出“官”款定瓷时间上是在为宫廷烧制贡瓷之前，指出“‘官’字的涵义并不是‘官’窑的意思，而很有可能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定窑，在瓷器上刻划‘官’字，以之作为封建贵族加工定货和对外出口的一种标记”。谢明良通过对烧造“官”款瓷器的瓷窑本身的发展情况，出土“官”款白瓷墓主的阶级，以及“官”款白瓷的造型装饰特征等进行考察，提出：“瓷器上的‘官’字，应可理解成象征贵族品味、宫廷样式的所谓‘官样’，而其具体的样式则是大量模仿自金银器。”宿白通过对定州两塔基地宫所出白瓷字款的研究，认为“两地宫的供养瓷器多为官窑烧制”，“官”应为官窑。权奎山认为“官”是太官署的简称，并推断“官”“新官”字款瓷器“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做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此外，对于“官”款消失的原因目前也未有定论。谢明良认为“官”款瓷器是介于唐代土贡和北宋中后期“禁廷制样需索”之间的过渡产品，官款的消失可能与北宋后期官窑制度的确立有关。王光尧则从文献角度考证应为宋初以后官物采购制度的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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