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曾為蝜蝂作傳。大意是，一種名叫“蝜蝂”的黑色小蟲，善於揹負。爬行時，遇物輒取，樂此不疲，最後“物積不散”“僕不能起”。又喜爬高，“極其力不已”，最後墜地而死。
唐時的“蝜蝂”，是否還在，已很難證實，但這種“蝜蝂”式幹部至今屢見，卻是不爭的事實。少數大貪鉅貪，遇錢輒取，遇位則攀，“日思高其位，大其祿”，幾近“危墜”仍“不知戒”，最後落了個被查被囚禁的可悲下場。人們常說，知止者安，知進者新。最為道理的樸素，往往最容易讓人忽略。
有的只知進，不知止。工作可能幹得可以，可一旦放鬆思想上的要求，也最容易出事，現在身陷囹圄的，如仇和、秀建業等官員就屬此類。有的只知止，不知進，雖是守住了底線，但是不思進取、為官不為，當“太平官”，做“老好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人們戲稱之為“公堂木偶”“政壇擺設”。童名謙可以算得上是其中的典型。
當然，持這“兩個觀點”、“兩種極端”的人員，還不在少數。有的甚至認為，當前正風肅紀吹得這麼緊，“利劍”頻頻，“知止”最重要。不能幹的事不敢幹了，該乾的事也不想幹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更有甚者，鍾也懶得去撞，沒了魄力，沒了闖勁，甚至連“冒頭”的心思也沒有了。持這“兩個觀點”、“兩種極端”的人員，看似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卻忽視了一名黨員幹部應當具體的操守和擔當，應當持有的“底線”與“高線”。
事實上，知止，只是在守底線。這是黨員幹部應盡的一份責任，是對黨員幹部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要是不知止，違法亂紀、觸犯底線，還能稱之其為一名合格黨員嗎，還能稱之其為一名稱職的幹部嗎？與此相對的是，知進，只是在觸高線。這是黨員幹部應盡的一份擔當，是黨員幹部價值最為生動的體現。要是不知進，為官不為、懶政怠政，還能向著共產黨人的革命理想挺進嗎，還能為黨分憂、為國奉獻、為人民造福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所以，“知止”才能“知進”，才會“有進”。楊善洲是知止的，在他那裡從來沒有“後門”，從來都是公權為公、公權為民；同時他又是知進的，退休後化“荒山”為“綠林”，給世人一道亮麗風景。要是不守“止”，或是不知“進”，給世人的，還會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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