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書四大家”是聽眾對我國四位評書藝術家的尊稱，而一談及這四位，有人就把相聲界的“帥賣怪壞”四字套用在了他們身上——袁闊成的帥、劉蘭芳的賣、單田芳的怪和田連元的壞。而緣何將單田芳先生的表演以一個“怪”字來總結呢？因為他的嗓音之怪，辨識度之高無人能比。
送走了這位全國聞名的表演藝術家，“評書四大家”就只剩下了兩位。民間有句話流傳：凡有井水處，皆聽單田芳。這句話大概改編自葉夢得對於詞人柳永“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評價，由此可以看出單田芳先生在聽眾之中的呼聲。
曾想當醫生,結果繼承家業說評書
我生在天津，後來跟著家人到瀋陽。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後臺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說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斂錢。人家愛給就給，不給也沒轍。當時我覺著這跟要飯沒啥區別，我可不願幹這個。
新中國成立後我想的是念書考學，將來當醫生。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瀋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可是趕上我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裡人說，你還是學評書吧。
雖然我那會兒對這門藝術不感興趣，可因為家裡的薰陶，我們家祖宗三代都是說書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藝的，他們每相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話不離本行，我媽怕學到的東西忘了，就叫我做記錄，那會兒年輕，腦子好使，聽一遍就忘不了，雖然我那時還沒有說書，但滿肚子都是書。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慶海為師，並和師父去了營口演出。按輩分我師父是慶字輩的，我應該是田字輩的，從此單傳忠改名叫單田芳。如果我沒記錯，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臺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經成小紅人了。
嗓子動了三次手術，滿嘴都是假牙
因為落實政策的事，一直遲遲不能解決。後來，又忙著恢復茶社，成立新的書曲隊，著急上火嗓子壞了，耳朵聾了。動了三次手術，我的嗓子變成了現在這樣。
“文革”的時候，我的牙齒被打掉了幾顆後，牙疼從來沒有間斷過，開始戴牙套演出，結果掉牙就得換個牙套，得適應很長時間，作為評書演員，主要靠嗓子和牙齒，牙出了毛病，對我來說是個大的威脅。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滿口的牙都拔掉了，換了一口假牙。
這些年來，我一直跟我的滿口牙做鬥爭。說書錄書，或到各地去演出，滿口假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折磨和痛苦。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率隊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齦腫了，還長了好幾個膿包，不敢吃飯，不敢喝熱水，可演出的日期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堅持。臨上場前，我找來一面鏡子，忍痛自己挑，當血膿水淌淨了之後，再戴上假牙去演出。演出結束後，我頭痛欲裂，只好到醫院去打鎮痛劑。即使這種情況，我的演出依然沒有間斷過。
這輩子最崇拜英雄，感嘆人生就是熬
我要是不說書了，真不知道幹什麼去。評書是傳統藝術，後繼有沒有人，是個問題。外界感覺好像說書的就這麼幾個人，其實並非如此。我到東北地區和河北地區，那些小縣城裡，說書人很多，只是還沒什麼名氣。
最近兩年我倡導“紅色評書”，想的是新中國成立60年、建黨90年，咱們應當說說新中國來之不易，說說這些開國元勳的豐功偉績。這想法好多人支持，正琢磨頭一個講誰合適呢，遇上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將軍。她是長征時候最小的戰士之一，給我講她的經歷，講她的父親，我很受感動。關於賀龍的書很多，我整理出來，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錄了300集《賀龍全傳》。
從《三國》《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說到紅色經典，書裡有這麼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麼樣？這一輩子下來，我崇拜的是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扶困濟危雪中送炭，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寫了本自傳，取名《言歸正傳》。說了100多套評書，老是別人的故事，到這兒言歸正傳，說說自己。雖然沒有什麼豐功偉績，讓年輕人多知道點老一輩的個人史，我覺得還是有益。動筆太累，我還是習慣說書，口述著錄下來，讓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萬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實就一個字：熬。
四海為家苦漂泊，44歲重返舞臺
新中國成立那會兒，我靠說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我在遼寧鞍山定居，說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新中國成立算頭一回。
要說第二次新生，得先說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為說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什麼活兒都不會幹。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幹一年連口糧都不夠。為了餬口，家裡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後來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
我就跑了。
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哈爾濱、長春、瀋陽，去了好多地方。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會製作“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去賣。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
四年多在外邊漂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8000多塊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
日均一億觀眾收聽,全在自家錄製
說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後，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說法不一樣了。我的理解，在茶社裡說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說完一段抽根菸，都沒關係。電臺不行，電臺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上電視說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風，空無一人，說成什麼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麼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倆監聽，一個主任。我拿他們當觀眾，看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說明這段書說得鬆懈，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後搬來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臺去錄，後來我自己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二來北京交通不方便。我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做功課。全國400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上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故事哪是重點哪該刪掉，心裡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懷念妻子 風雨40年妻子沒享過福
在單田芳的傳奇人生中，除了膾炙人口的多部經典作品外，令人感觸最深的則是他與妻子的患難之情。
單田芳的妻子王全桂比他大8歲，父親剛出獄時曾堅決反對這門婚事。一是嫌棄這個兒媳比單田芳年長，二是嫌她文化水平不高。
然而，妻子總是在單田芳最需要她的時候出現在身旁，患難與共。那些年，妻子原本可以留在城裡，但為了單田芳，她每天都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用衣服換糧食，讓家人有飯吃。
1992年，正當單田芳的事業如日中天時，妻子卻因為多年操勞患上重病，有一次單田芳錄完評書回家後，發現妻子面部發青，暈倒在地，兒女們趕緊把她送到醫院，可是最終卻沒能搶救過來。
一天清晨，兒子從醫院打來電話說：“我媽走了。”聽後，單田芳心中的五臟六腑好像都被挖空了，那種感覺很難形容。兒子問他怎麼處理，他說“低調處理”，不必通知街坊四鄰和親朋好友。
三天後，妻子火化，兒女們怕他傷心，把他一個人留在家裡。單田芳說，他看著空蕩蕩的屋子，他心裡一片茫然，想到和妻子風風雨雨40多年，她就這麼走了，今後的生活該怎麼繼續？想著想著，他放聲痛哭起來，這種哭包含著留戀、苦澀和憂傷，但同時也有一些寬慰，因為她知道妻子這一生活得都太辛苦了，也許走了對她來說也是一種享受。
痛定思痛之後，單田芳決定振作起來，又重新開始錄書。後來，很多朋友到了他家之後才知道，原來他的老伴已經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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