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思想偏向於儒家嗎?

雲美人


不是偏不偏向的問題,司馬遷就是貨真價實的儒家。

不僅是儒家,而且是偏向今文經學、具有公羊學色彩的儒家。

但是,這個問題確實非常複雜,因為司馬遷生活在一個古代中國的精神世界、意識形態、天人關係發生劇烈變動的時代,所以他的一些觀點、一些行為、一些主張,又與後世所理解的儒,又有不同,呈現出一種複雜的面貌。但是,其主要還是儒家的。

看司馬遷的思想主張,主要從兩個方面來看就可以了。

一個是看他的生平。

眾所周知,司馬家族歷代為史官,這個史官不純粹是今天意義上的記錄時事的人,所承擔的責任也不純粹是歷史,而是與天文曆法、古代檔案、聖賢行跡、諸子百家等都有密切關係,也就是“掌天官,通六藝”。太史公這個職位,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非學術意義上的職位。

司馬遷的父親畢生最遺憾的事情,是沒有參與皇帝封禪泰山這件事。

為什麼最遺憾?

因為這是封禪啊,什麼道家、法家,都不在乎這個的,只有儒家才會重視封禪。

司馬遷繼承了父親的志向,很多人都只看到了寫作《太史公書》這件事情上。

其實,司馬遷繼承父親志向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表現,是制定《太初曆》。

司馬遷在《史記·曆書序》中寫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自序》裡記載: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這些都是極為純粹的儒家話語,而且受命改制一類,在當時主要由公羊學來闡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裡,對此作了詳細的敘述。

漢以前有“

六歷”,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都是四分曆。《太初曆》將一日分為八十一分,所以又稱八十一分律歷。

所以,實現對漢朝曆法的根本變革,是司馬遷身為儒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比起太史公書,制定《太初曆》可能對我們今天沒有什麼影響了,但在當時,卻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

二是看《太史公書》

為什麼叫《太史公書》?

因為,司馬遷本來就不是在“著史”,他是在“述說”啊,他寫的並不是今天意義上的歷史書,而是一部承接《春秋》,按照儒家的觀點進行褒貶的“經書”。就像《春秋》是以“歷史”的形式體現,《太史公書》也是通過‘歷史”的形態體現,二者的道理是相似的。

大家應該仔細讀讀《太史公自序》裡,司馬談的這段話:

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後面他自己說: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這裡非常明確的說明了司馬遷撰述太史公書的原因,就是要紹續《春秋》,接著做孔子的事業,《春秋》是孔子開創的,孔子“作”的,而我司馬遷雖然比不上《春秋》,只是述而不作,但其意義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帶著這是一部經書的念頭去《史記》,就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補充:

需要說明的是,司馬遷的時代,正好趕上漢朝從漢武帝初年開始罷黜百家(說的是衛綰在漢武帝第一年發的詔令),獨尊儒術(說的是公孫弘發佈命令,從博士子弟和儒學人士中選拔官員),一直到漢宣帝、漢元帝才基本完成的儒學復興時代。

這個時間是很漫長的,歷經好幾代皇帝。司馬遷主要集中在前半段。

所以,司馬遷看上去儒學面貌略顯模糊,思想也比較活躍開發,對諸子都有吸收,這是受其時代所影響。但正因為此,我們才應更清楚的指出其儒家的身份。


danyboy


司馬遷當然是大儒,但是作為寫出《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人,他當然也是博覽群書之人。

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裡,司馬遷就借他父親的話詳細列舉和對比了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不同的學說《論六家要旨》。

對於陰陽家他說道:

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陰陽之術雖然有兇吉禍福會嚇唬人,但是它是符合天地四時(季)的運行規律的,因此,不可丟棄。

對於儒家——他的至愛這樣說道: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儒家博大高端,但是太難實現。而它的“君臣猶如父子(人家孔子的原話就好指君臣要相愛)”的禮儀,以及男女別婚姻、長幼有序的觀點則是對的,不可更改。

對於墨家,他說道: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墨家要求人節約,這事也是沒法全部辦到的,但是這種主張是有必要的,因為“強本”有賴於“節用”。

對於「名家」——辯家,他說道:

名家使人儉(簡)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名家可以讓事情變得簡單粗暴,但是卻往往不真實。但是當有問題解決不了時,辯家還是能夠有作用的,這點還是要分清楚。

對於法家,他說道: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嚴苛而不講人情,但是,它嚴格要求君臣有上下之分的法治理念,也是不能夠否認的。


對於道家,他說道: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哇,這個讚歎,真的沒誰了。。。。。

就這麼看,會突然覺得原來司馬遷是道家??

但其實不是,在最後他對道家作出了總結: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整段中心點就是一個:

道家是思想的最高境界,因為它本來就是純粹的精神追求。

結論:司馬遷博採眾長,百合今古。


無風即風


我認為司馬遷的思想並不是偏向於儒家,而是儒道互補。

一,從司馬遷的生卒年月來說。

雖然他與漢武帝的生卒年月大致相當(漢武帝時期,罷黜儒家,獨尊儒術)。但是,從歷史上來說,司馬遷對於漢武帝那種信仰方士的做法並不贊同。

但這並不能代表他反對的是道家的文化。道家文化是崇尚自然的,和迷信和方術並不一樣。方術迷信並不能代表道家的全部。



第二,他生活的那個時期,諸子百家大融合的氛圍很濃。

他自己受儒家和道家兩家思想的薰陶。而且,這一特徵也貫穿在整部《史記》當中。

第三,從司馬遷的師從上來說,他並沒有受儒家思想的過度影響。

首先。歷史上記載說,他曾經求教於孔安國,董仲舒,但是歷史資料卻記載他們之間並沒有正式的師徒關係。而且,司馬遷編撰史記與他的父親司馬談有很大關係。

司馬談的學識思想和修撰史書的願望,對司馬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曾經記載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精通天文曆法,陰陽,順逆,推崇黃老學說。

這些都深刻的影響了司馬遷的是想。

此外,司馬談的著作《論六家要旨》闡述了陰陽,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學說的核心對前五家學說,既肯定也批判。但是,唯獨對道家學說推崇備至。他曾經想過試圖用道家的學說融合百家學說。

由於司馬遷沒有真正的師從,他編撰史記的思想和父親的期望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父親的思想也對司馬遷影響比較深刻。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偏向於儒家思想的說法並不是特別合理。



第四,從司馬遷的經歷上來說。

司馬遷由於在李陵事件中,為李陵說話,導致漢武帝對他有誤解,因此讓他身受腐刑。這樣的遭遇更讓他重新審視事實,增強了自己的批判主義精神。

第五,從他的學術專著《史記》上來看。

雖然司馬遷並不同意道家那種小國寡民的思想,但是卻極力推崇黃老無為而治的政治方略。

在《孔子世家》當中,更是藉助晏子批評孔子的繁文辱節,體現了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

從以上五點來看的話,司馬遷的思想更偏重於儒道互補,非儒非道。因此,我們從某種意上來說,不能說司馬遷的思想重於儒家。應該中立的去看待這個事情,以正確的觀點來認識司馬遷這個人。


悅思益明


司馬遷的思想確實偏向儒家。

一、儒家與法家思想的對比。

1、法家代表君主的利益,主張法律必須體現君主的意志。而儒家代表人民的利益,主張立法為民。

2、法家主張君主必須牢牢鉗制刑法,以刑法奴役臣民。韓非謂之‘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明主之治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故人主用刑德,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法家無疑是法治的死敵)

而儒家反對君主以刑法捍衛君權,奴役臣民,提倡司法獨立。在孔子修訂的《尚書》中,就反對君子干涉刑獄。孔子在教授弟子仲弓時,明確反對君主‘折獄無論,以意為限。’

3、法家提倡株連,滅族。而孔子主張‘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4、法家提倡寧枉勿縱。儒家主張疑罪從無。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主張的疑罪從無,利於被告的無罪推定論,比古羅馬領先了五百年。

總之,法家是法治的死敵。孔子才是真正的法治鼻祖:立法為民,司法獨立,疑罪從無,不罪無辜。

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痛斥法家酷吏。批判漢武帝重用的法家張湯——羅織罪名,製造冤獄,用巫蠱之禍苟陷皇后,將皇族誅殺殆盡。以腹誹罪之名誅殺儒家大師,顏回的十孫顏異。

司馬遷還專門立有《循吏列傳》,歌頌他們,表達了司馬遷對法治的渴望。

此外,法家主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儒家認為,此類暴君必須誅殺。孔子謂之‘湯武革命’,。孟子謂之‘湯武誅獨夫。’

法家主張君主必須掌握無限的權利,幫君主作惡害人(請百度腹誹罪)。而儒家主張把權力關進牢籠。法家——馴服奴才。儒家——馴服君主。

最後一點,是對於士農工商的態度。法家認為,工商是國家的蛀蟲,必須消滅。秦朝建立後,採用暴力手段直接將工商沒籍,充為奴隸。黃老學派允許工商的存在,但把工商視為賤民,在經濟上打壓他們,在政治上歧視他們(《大明王朝》中的沈一石,黃老學派迫害之下的必然)。而儒家認為,職業是平等的,所謂農夫附時,百工制器,商賈趨利。

司馬遷專門寫有《貨殖列傳》,為商賈立傳。

整部《史記》,司馬遷都是舉起儒家的巴掌,猛扇法家和漢武帝的臉。


楊朱學派


司馬遷基本是繼承了他爹司馬談的思想,他爸的《論六家要旨》說的很明白了,其中顯露的思想是呂不韋的雜家一脈,以道為主,混以儒墨陰陽。


全真道士梁興揚


據王國維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一書,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約卒於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歲。

司馬遷就是一個儒。而且司馬遷家祖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傳的歷史家和天文家。天文家是幹什麼? 古時候的天文家和現在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古時候的天文家就是夜觀天象,為王室(皇室)預測興衰的v官員,必須懂得《易學》,而《易學》又和儒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司馬遷從小就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時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裡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元光元年)12歲。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試想一下,如果司馬遷不是恰逢一個“尊”儒術的皇上,最後又赦免了罪行,後人又哪裡有幸看到《史記》呢?

自司馬遷始,編纂史書者盡皆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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