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偏向于儒家吗?

云美人


不是偏不偏向的问题,司马迁就是货真价实的儒家。

不仅是儒家,而且是偏向今文经学、具有公羊学色彩的儒家。

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非常复杂,因为司马迁生活在一个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天人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所以他的一些观点、一些行为、一些主张,又与后世所理解的儒,又有不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貌。但是,其主要还是儒家的。

看司马迁的思想主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就可以了。

一个是看他的生平。

众所周知,司马家族历代为史官,这个史官不纯粹是今天意义上的记录时事的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纯粹是历史,而是与天文历法、古代档案、圣贤行迹、诸子百家等都有密切关系,也就是“掌天官,通六艺”。太史公这个职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义上而非学术意义上的职位。

司马迁的父亲毕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参与皇帝封禅泰山这件事。

为什么最遗憾?

因为这是封禅啊,什么道家、法家,都不在乎这个的,只有儒家才会重视封禅。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很多人都只看到了写作《太史公书》这件事情上。

其实,司马迁继承父亲志向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是制定《太初历》。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写道:"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自序》里记载: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这些都是极为纯粹的儒家话语,而且受命改制一类,在当时主要由公羊学来阐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

汉以前有“

六历”,即:黄帝、颛顼、夏、殷、周、鲁,都是四分历。《太初历》将一日分为八十一分,所以又称八十一分律历。

所以,实现对汉朝历法的根本变革,是司马迁身为儒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比起太史公书,制定《太初历》可能对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在当时,却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

二是看《太史公书》

为什么叫《太史公书》?

因为,司马迁本来就不是在“著史”,他是在“述说”啊,他写的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书,而是一部承接《春秋》,按照儒家的观点进行褒贬的“经书”。就像《春秋》是以“历史”的形式体现,《太史公书》也是通过‘历史”的形态体现,二者的道理是相似的。

大家应该仔细读读《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的这段话: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后面他自己说: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这里非常明确的说明了司马迁撰述太史公书的原因,就是要绍续《春秋》,接着做孔子的事业,《春秋》是孔子开创的,孔子“作”的,而我司马迁虽然比不上《春秋》,只是述而不作,但其意义是一致的。

如果大家带着这是一部经书的念头去《史记》,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迁的时代,正好赶上汉朝从汉武帝初年开始罢黜百家(说的是卫绾在汉武帝第一年发的诏令),独尊儒术(说的是公孙弘发布命令,从博士子弟和儒学人士中选拔官员),一直到汉宣帝、汉元帝才基本完成的儒学复兴时代。

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历经好几代皇帝。司马迁主要集中在前半段。

所以,司马迁看上去儒学面貌略显模糊,思想也比较活跃开发,对诸子都有吸收,这是受其时代所影响。但正因为此,我们才应更清楚的指出其儒家的身份。


danyboy


司马迁当然是大儒,但是作为写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人,他当然也是博览群书之人。

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就借他父亲的话详细列举和对比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不同的学说《论六家要旨》。

对于阴阳家他说道:

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之术虽然有凶吉祸福会吓唬人,但是它是符合天地四时(季)的运行规律的,因此,不可丢弃。

对于儒家——他的至爱这样说道: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儒家博大高端,但是太难实现。而它的“君臣犹如父子(人家孔子的原话就好指君臣要相爱)”的礼仪,以及男女别婚姻、长幼有序的观点则是对的,不可更改。

对于墨家,他说道: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墨家要求人节约,这事也是没法全部办到的,但是这种主张是有必要的,因为“强本”有赖于“节用”。

对于「名家」——辩家,他说道:

名家使人俭(简)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粗暴,但是却往往不真实。但是当有问题解决不了时,辩家还是能够有作用的,这点还是要分清楚。

对于法家,他说道: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严苛而不讲人情,但是,它严格要求君臣有上下之分的法治理念,也是不能够否认的。


对于道家,他说道: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哇,这个赞叹,真的没谁了。。。。。

就这么看,会突然觉得原来司马迁是道家??

但其实不是,在最后他对道家作出了总结: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整段中心点就是一个:

道家是思想的最高境界,因为它本来就是纯粹的精神追求。

结论:司马迁博采众长,百合今古。


無風即風


我认为司马迁的思想并不是偏向于儒家,而是儒道互补。

一,从司马迁的生卒年月来说。

虽然他与汉武帝的生卒年月大致相当(汉武帝时期,罢黜儒家,独尊儒术)。但是,从历史上来说,司马迁对于汉武帝那种信仰方士的做法并不赞同。

但这并不能代表他反对的是道家的文化。道家文化是崇尚自然的,和迷信和方术并不一样。方术迷信并不能代表道家的全部。



第二,他生活的那个时期,诸子百家大融合的氛围很浓。

他自己受儒家和道家两家思想的熏陶。而且,这一特征也贯穿在整部《史记》当中。

第三,从司马迁的师从上来说,他并没有受儒家思想的过度影响。

首先。历史上记载说,他曾经求教于孔安国,董仲舒,但是历史资料却记载他们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师徒关系。而且,司马迁编撰史记与他的父亲司马谈有很大关系。

司马谈的学识思想和修撰史书的愿望,对司马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曾经记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精通天文历法,阴阳,顺逆,推崇黄老学说。

这些都深刻的影响了司马迁的是想。

此外,司马谈的著作《论六家要旨》阐述了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学说的核心对前五家学说,既肯定也批判。但是,唯独对道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经想过试图用道家的学说融合百家学说。

由于司马迁没有真正的师从,他编撰史记的思想和父亲的期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父亲的思想也对司马迁影响比较深刻。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偏向于儒家思想的说法并不是特别合理。



第四,从司马迁的经历上来说。

司马迁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说话,导致汉武帝对他有误解,因此让他身受腐刑。这样的遭遇更让他重新审视事实,增强了自己的批判主义精神。

第五,从他的学术专著《史记》上来看。

虽然司马迁并不同意道家那种小国寡民的思想,但是却极力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方略。

在《孔子世家》当中,更是借助晏子批评孔子的繁文辱节,体现了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

从以上五点来看的话,司马迁的思想更偏重于儒道互补,非儒非道。因此,我们从某种意上来说,不能说司马迁的思想重于儒家。应该中立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以正确的观点来认识司马迁这个人。


悦思益明


司马迁的思想确实偏向儒家。

一、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对比。

1、法家代表君主的利益,主张法律必须体现君主的意志。而儒家代表人民的利益,主张立法为民。

2、法家主张君主必须牢牢钳制刑法,以刑法奴役臣民。韩非谓之‘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杀之柄。’,‘明主之治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故人主用刑德,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法家无疑是法治的死敌)

而儒家反对君主以刑法捍卫君权,奴役臣民,提倡司法独立。在孔子修订的《尚书》中,就反对君子干涉刑狱。孔子在教授弟子仲弓时,明确反对君主‘折狱无论,以意为限。’

3、法家提倡株连,灭族。而孔子主张‘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4、法家提倡宁枉勿纵。儒家主张疑罪从无。孔子曰:大辟,疑,赦。五刑,疑,赦。孔子主张的疑罪从无,利于被告的无罪推定论,比古罗马领先了五百年。

总之,法家是法治的死敌。孔子才是真正的法治鼻祖: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痛斥法家酷吏。批判汉武帝重用的法家张汤——罗织罪名,制造冤狱,用巫蛊之祸苟陷皇后,将皇族诛杀殆尽。以腹诽罪之名诛杀儒家大师,颜回的十孙颜异。

司马迁还专门立有《循吏列传》,歌颂他们,表达了司马迁对法治的渴望。

此外,法家主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儒家认为,此类暴君必须诛杀。孔子谓之‘汤武革命’,。孟子谓之‘汤武诛独夫。’

法家主张君主必须掌握无限的权利,帮君主作恶害人(请百度腹诽罪)。而儒家主张把权力关进牢笼。法家——驯服奴才。儒家——驯服君主。

最后一点,是对于士农工商的态度。法家认为,工商是国家的蛀虫,必须消灭。秦朝建立后,采用暴力手段直接将工商没籍,充为奴隶。黄老学派允许工商的存在,但把工商视为贱民,在经济上打压他们,在政治上歧视他们(《大明王朝》中的沈一石,黄老学派迫害之下的必然)。而儒家认为,职业是平等的,所谓农夫附时,百工制器,商贾趋利。

司马迁专门写有《货殖列传》,为商贾立传。

整部《史记》,司马迁都是举起儒家的巴掌,猛扇法家和汉武帝的脸。


杨朱学派


司马迁基本是继承了他爹司马谈的思想,他爸的《论六家要旨》说的很明白了,其中显露的思想是吕不韦的杂家一脉,以道为主,混以儒墨阴阳。


全真道士梁兴扬


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一书,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

司马迁就是一个儒。而且司马迁家祖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天文家是干什么? 古时候的天文家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古时候的天文家就是夜观天象,为王室(皇室)预测兴衰的v官员,必须懂得《易学》,而《易学》又和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司马迁从小就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时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试想一下,如果司马迁不是恰逢一个“尊”儒术的皇上,最后又赦免了罪行,后人又哪里有幸看到《史记》呢?

自司马迁始,编纂史书者尽皆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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