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是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核心。
所有的一切改革與創新，都是要讓資源配置到應該配置的地方，基本而言，就是要刺激商品經濟在中國深層次領域的發展。但是，在諸如國防、金融等領域，民營經濟仍未佔據主導地位。其中內因，不僅因為體制問題，也同樣因為技術的問題，更在於法律政策環節的控制。即使如此，在其他領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繁榮的直接原因。
我們改革一個社會，力圖實現拿破崙為法國、英國皇室為英國，林肯為美國做的事情，我們中國的努力，不是什麼創新，而是補課。將中國失去的時代，補充回來，尤其是通過互聯網的手段，實現社會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法治與法制意識的普及，國民權力與權利尊嚴的樹立，讓中國從小農經濟社會變身成為現代化商品經濟公民社會。
民營經濟的骨幹，不僅來自於最初那些敢打敢衝的農民兄弟，更來自於各級政府下海的社會精英。今天更多的著名企業家，曾經是教授，甚至官員。我們如果客觀認識民營經濟，就會發現我們社會的精英通過民營經濟這種形態，建設了中國最有創造力和活力的企業家階層，他們是社會勞動的組織者、領導者和經營者。
尤其在經濟轉型階段，法律法規並不完善，摸著石頭過河成為到達成功目標的常態。這是社會現實，也是一個社會轉型發展的必經之路。而如今這些都即將成為過往，新一代中國企業家正在崛起。從法律意義上看，這些年輕一代的企業家更具學習和整合的能力，但是卻與那些歷史包袱沒什麼關係。所以不要就“以法律為準繩”，更要“以事實為依據”，以證據和法律規則為依據。
除了法律能捆人之外，就是政策，政策本應更具靈活性，政策的制定更應考慮實體經濟的經營，而非一時之利。站在社會管理的角度，從如何有助於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利於改善中國的營商環境，不要給企業幫倒忙，古代的說法叫“畜牧天下”就是將國家管理重在“飼養”，而非“屠宰”。
此外，社會經濟管理，從宏觀角度制定制度規章，從微觀角度完善法律，規章制度可能包括央行、證監會、銀保監會、財政部、國稅等一系列收費標準。而法律則規範的是微觀層面企業的權利與行為，上述兩者有交叉，但是如果充分考慮微觀，就會思考一個到底多大的綜合稅率是合理可行的。其實，政府和司法系統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質工作，依法制定合理的政策、打擊好犯罪就足夠了。
民營經濟，雖然是一個統稱，但是也有規模不同，比如一些超大型企業可謂富可敵國，而且在海外一擲千金，進行本土負債化、海外資本化操作。其實海外從來不是中國企業的樂土，眾所周知，在海外法治社會，才是黑社會力量的沃土。沒有強有力法制得保護，“私奔”的民營經濟真能健康發展嗎？
從國家利益角度，企業產能和市場都只能掌握在中國自己手中，這樣才能讓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納稅者優先，本來也是國家理所應當得利好。中國經濟不能過份得忽視中國本土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特殊性。就業才是關鍵，讓僱傭中國人的企業好好發展，這才是提升中國經濟質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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