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40年，我們的國家將走向何處？

引子

如果單純從人均收入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的確是變富裕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編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基期）該指數為100，39年後的2017年該指數為2,380.8，翻了23.8倍。

儘管人均收入快速增長，但是，人們的壓迫感和焦慮感卻越來越大，尤其是在房價、教育和醫療這三座大山面前，即使所謂的中產階級，也有些喘不過氣來。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麼，是發展失衡，還是分配失衡，抑或是什麼其他的問題？

這篇文章打算從一個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這些問題，尋找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危機，並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答案。

經濟學掌故與失衡的產業結構

自從薩伊（1767-1832）和李嘉圖（1772-1823）時代以來，經典學派的經濟學家都在或明顯或隱晦地教導人們一個信條，

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

——薩伊定律

穆勒（1806-1873）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對這個學說做了更加清楚的表達，

凡是用來購買商品的，只是商品。每個人所用來購買他人產品的，只是他自己所有的產品。就字面意義來講，所有的賣者必然是買者。

假設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突然增加了一倍，那麼，每個市場的商品供應量也就增加了一倍，人們的購買力也會同時增加一倍。這就是說每個人的供應量和需求量都比從前增加了一倍。每個人的購買量也會增加一倍，這是因為每個人可用以交換的東西也增加了一倍。

——約翰-穆勒

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經驗當中，所謂的“薩伊定律”可能是失效的——國家生產力增加了20多倍，但一些市場的生產力卻未能得到相應的增加，甚至因為其他行業生產力增加的過快，這些領域的供應變得更加稀缺。那麼，這種不同行業生產力增長失衡的根源是什麼？這種失衡又會帶來什麼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

戈登·圖洛克

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在解決這個問題上都有不小的麻煩，因為他們解釋現象大都是在假定“市場有效”的基礎上。但羅納德-科思（1910-2013）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就可以大顯身手，因為這派學說本就是用來分析市場的邊界的。為了解釋前文的現象，我們將拓展運用戈登-圖洛克（1922-至今）在他的《The transitional gains gap，1975》裡的一個模型來解答這個問題。

戈登·圖洛克(Gordon Tullock)——尋租理論創始人、公共選擇理論之父，是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公共選擇經濟學家，著述豐富。他致力於將經濟學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決策過程的研究，研究領域覆蓋國家起源理論、官僚主義、民主和法庭內部的決策行為等等。

——作者按

在這篇文章裡，他舉了“出租車牌照”市場的例子，一開始的分析很模式化——如果出租車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那麼，他的供給曲線是平的，於是，出租車服務的價格是P1，最終在市場上提供服務的出租車數量是Q1；假定政府出於某種考慮加強對出租車市場的管理，並頒發數量為Q2的出租車牌照，那麼，市場的供給曲線一下子變成垂直的了，出租車服務的價格由P1提升至P2。這時，獲得牌照的出租車司機將獲得超額的利潤，這種超額利潤，就是政府限量供給出租車牌照造成的，其每年的利潤總量為紅色橢圓形對應矩形區域，圖洛克稱之為租，利益集團通過影響政府行為，獲得這種超額利潤的行為，被稱為尋租。

圖洛克這篇文章的高明之處在於，他的分析並未僅限於此，他進一步推論，利益集團在獲得這種租之後，會通過市場把這種超額收益資本化。也就是說，獲得大量牌照的人，並不一定會去當出租車司機，也不一定會開出租車公司，他們會把這些牌照賣給後面進入這個市場的出租車公司或者出租車司機。

後面在這個市場裡經營的人，只能獲得P1的社會平均利潤（完全競爭市場的價格），P2減掉P1的超額利潤，早就被最開始尋租的人員以資本化的方式拿走了。

最後，也就造成了一個特別詭異的局面，一方面消費者承受了很高的打車價格P2；另一方面，出租車司機卻只能賺P1的社會平均利潤。

每天一睜眼，就欠出租車公司300塊份子錢。

——的哥

政府的兩難抉擇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有人會說，政府取消出租車牌照的管制不就可以了嘛？這個辦法看起來有效，實際上會惹一個大麻煩。最開始尋租的人早已拿著資本化的租逃離這個市場了，現存的市場參與者都是真金白銀從一開始的尋租者手裡購買的牌照，如果政府簡單粗暴地放開牌照管制，將會造成三個很不利的結果，一、破壞政府信譽；二、破壞公平市場交易；三、激怒現存的市場參與者。可是最該為這個問題買單的始作俑者卻找不到了，早已逃之夭夭。

從效率的角度上來講，我們應該放開管制，讓市場自由競爭；但從公平的角度來講，我們不應該在找不到始作俑者的情況下，貿貿然地把板子打到背鍋俠的屁股上，這很不合適。

退一萬步講，即使我們可以動用稅收從背鍋俠手裡贖買牌照，這又涉及到更大範圍的公平問題。所以，尋租行為造成的傷害不是暫時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政府一旦創造了某種稀缺性，就很難消除掉這種稀缺性。

——作者按

為了更直觀地展示這種倫理上困難，我舉兩個具體的例子，

一、某銀行給某市某區的房地產開發商一筆貸款，抵押物為該開發商尚未出售的房子。

後來，這個開發商經營不善還不上這筆貸款，銀行要去接收這批房子，可是去房管局一查，房子都解質押了，並且已經出售。銀行走訪了一下這個小區，發現已經住滿了人。原來，這個開發商通過賄賂房管局局長的方式，解質押了這批房子，並悄悄出售。再後來，開發商跑了，房管局長被抓。

但是，該銀行能把小區裡的住戶全趕走，回收這批房子嗎？銀行開始也想這麼幹，然而，區政府怕造成群體事件，給銀行施壓，最後不了了之。

——某信貸人員口述

二、1997年10月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100天，特首董建華在香港立法院宣讀了其上任以來的首份施政報告——《共創香港新紀元》。著名的“八萬五”政策就出自這篇報告，根據該政策，政府計劃供應充足的住宅用地，每年興建八萬五個單位，來平抑樓價。

該政策立意很好——既要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又讓普通市民得以置業，防止香港貧富差距拉大——所以，這個政策很得人心。

但是，後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亞洲金融危機來了，香港樓價暴跌，為了維護香港的金融穩定，香港政府決定救樓市，從1998年起停止賣地9個月。

地點：香港的小公寓

可能有人會說，“八萬五”政策生不逢時，正好趕上亞洲金融危機；但實際上恰恰相反，如果沒有金融危機，單純地因為政府放量供地把樓市打垮，激起的民意將更加洶湧，那時，就沒有這麼好的臺階可以下了。

最終，還是那個邏輯，政府簡單地讓現存市場參與者承擔“消滅稀缺性

無處不在的稀缺性陷阱

如果我們把圖洛克所說的尋租行為造成的“稀缺性陷阱”推廣到更多領域，很多東西可以看得更加通透——只要存在過政府管制，該領域就會增加一塊無人實際拿到好處的成本（歷史問題的資本化），非市場化的領域越多，這種成本就越高。

這也就解釋了，“薩伊定律”失效的原因，儘管生產力快速擴張，但由於不同行業尋租的程度不同，“稀缺性陷阱”的大小也不盡相同，所以，失衡的行業發展就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而且，“稀缺性陷阱”一旦被創造就很難消除，它就像毒藥一樣在經濟體中逐漸積累，不斷地製造著產業失衡，直到有外力來消除這種“毒藥”或者這個經濟體崩潰。

快速增長下被激化的矛盾

由於“稀缺性陷阱”的存在，政府在放開管制的問題上畏首畏尾，要麼完全不增加新牌照供給，要麼供給增加過慢。在一個經濟發展速度較慢的經濟體，管制的問題尚不明顯；但在，快速發展的經濟體裡，管制造成的供給曲線嚴重缺乏彈性的問題就極其突出了。

如上圖所示，如果整個經濟體快速向前發展，那麼，需求會快速增長——需求曲線就會沿著綠色箭頭向上平移；如果這時候政府仍然保持牌照供給不變或者牌照增加的速度過於緩慢，那麼，出租車服務的價格將快速地由P2提升至P3。與前文類似，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承擔更高的服務價格P3，運營者依然獲得平均收益P1（完全競爭情況下的價格），租將由P2減P1（紅色的橢圓形）擴大至P3減P1（綠色的橢圓形），最後，以資本化的形式，以牌照的資本利得的形式被起始擁有者拿走。

如果出租車服務的供給，沒有牌照的限制，情況將很不同——供給曲線將更加有彈性，甚至，如果出租車服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話，消費者承擔的服務價格不會提高（維持在P1），取而代之的僅僅是，提供服務的出租車數量的增加——提升至Q3。

所以，政府的牌照管制會降低行業供給曲線的價格彈性，當需求快速增長的時候，供給曲線缺乏彈性的弊病就完全顯露——更為令人無奈地是，這種彈性缺乏不是要素供給的問題，而是人為造成

現實中的案例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明白，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尋租會帶來三個很致命的問題：1、資本化的租的成本會始終體現在服務的價格裡，扭曲價格信號；2、“稀缺性陷阱”——政府一旦創造出稀缺性就很難消除；3、管制使得行業服務的供給缺乏彈性。

以房地產行業為例，政府供地制度使得土地的供給十分缺乏彈性，經濟的快速發展，激化了這種供需矛盾，這造成了房屋的價格快速上漲。正如我們前面模型裡討論的，需求擴大造成房屋漲價的部分全部資本化，並進入土地，造成了土地價格的快速上漲，“地王”頻出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所以，房屋價格高並不是因為土地的價格高，而是因為土地的供給缺乏彈性。

——作者按

那麼，我們增加土地的供給彈性好不好？這時候我們就要參考香港“八萬五”政策帶來的經驗教訓了；更何況，中國的土地還跟財政綁定到一起。情況就更加複雜了。

要素供給失衡才是最大麻煩

既然這樣，我們不改了行不行？不行，隨著經濟的發展，“稀缺的土地”帶來的失衡問題會更加嚴重，房價中資本化的土地成本會嚴重扭曲要素的分配，造成要素供給的扭曲，從而，形成一個十分詭異的局面：好好讀書不如買房子，好好工作不如買房子，好好經營企業不如買房子——技術、勞動力和企業家精神將變得十分不值錢。

於是，我們就可以推出一個更加一般的結論，怎樣的發展才是平衡的發展？平衡的發展是指，土地、技術、勞動力和企業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給曲線彈性要保持相對一致，差距不能太大，人為地降低某種要素的供給彈性，將極大地扭曲經濟，最終，得不償失，損害經濟的發展。

譬如，管制過嚴的教育制度或缺乏保護的知識產權會損害技術要素的供給彈性；工會制度會在一定程度上會損害勞動力要素的供給彈性；產權的不完善會損害企業家精神的供給彈性。現實是極其殘酷和無奈的，我們發現，在我們這個國家裡，最具有供給彈性的就是勞動力要素了，高速發展靠得就是所謂的

坦率的講，如果不去恢復土地、技術、企業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給彈性，那麼，勞動力供給的彈性也將被經濟邏輯的巨大磨盤消磨殆盡——出生人口會越來越少。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大家都會變得一樣沒彈性，這個國家的經濟將真正成為一潭死水，陷入長期的停滯。

背景：1979年6月上海寶鋼調研 人物：陳雲

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速度。

——陳雲，摘自《陳雲人生紀實》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就捋清楚了一些基本事實和邏輯，在房價、教育和醫療這三座大山背後的深層次危機是什麼？土地、技術、企業家精神和勞動力之間供給彈性的失衡。

目前的局面很困難，一系列制度上的劣勢使得我們的土地、技術和企業家精神的供給曲線都缺乏彈性，僅剩下勞動力這一根獨苗，並且，其他三者的彈性缺乏通過高房價、上學難、看病貴的方式來倒過來侵害出生率，最終，要瓦解掉勞動力這一根獨苗。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局面下，繼續搞大基建、大放水刺激經濟，只會讓經濟結構更加扭曲——

正如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所言，我們的工作重點應該是在供給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為了矯正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需要在多方面做出變革：我們需要更加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捋順教育機制，增加技術要素的供給彈性；需要更加符合城市發展的供地制度，恢復土地要素的供給彈性；我們需要更好的產權保護，更加尊重企業家精神，提高企業家精神的供給彈性；只要前面三種要素的供給捋順，壓在勞動力身上的擔子才會輕很多——房價、教育和醫療的問題自然而然會得到解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管制辦法，並不實用，只會讓問題更加複雜。

不想洗洗睡的年輕人，只能一方面自身努力，另一方面祝國運興隆，能抓住人口紅利的尾巴，解決好其他三個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能已經走過了一個叫作滯脹的階段，而由於顛覆式的變革（Subversive Change）往往在crash的場景中才能真正發生，而若是沒有顛覆式的變革，一切皆不過是宿命的反抗而已。

我們或正在經歷一個Crash的階段，並即將經歷一個叫作蕭條的階段，一個通縮的階段。好消息是，這或使得我們可以有一個機會進行一些問題的終極反思。

房地產經濟是一種典型的槓桿經濟，GDP的增長率，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樣用全民槓桿的方式放大了底層資產的收益率，這就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的畫面。這個週期著實維續了很長的時間，直至動能衰竭，打破人們的長程記憶，開始了悟事物的發展是非線性的（儘管長時間的線性發展，給人們造成一種線性的幻覺，可它終究只是一場幻覺），而是波浪式的。

全民槓桿其本質上是逆華人文化的，但是，由於種種粗大的和細微的因，這已然發生，已然是一個既成事實，而這樣的場景加之華人文化，意味著幾乎只有通縮和蕭條一條路。只是，萬物相待而生，蕭條是繁榮的因，我們將經歷一場久違而漫長的蕭條，其後走出混沌，進入新的繁榮。

我們皆是beta。

過去四十年的beta包括：改革開放的決策，集中體制的效率，安忍的民族性，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基建和房地產的驅動，物質主義的風潮，等等等等。沒有這些beta，很多的有產和中產都將不復存在，沒有這些beta，很多的焦慮和慌張都將不復存在。從大歷史觀的角度，任何個人的alpha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中很多的alpha是偽alpha。

昨天下午，有兩個上市公司的朋友來滬找梧桐聊關於知止的命題。你會發現，很多的同行或者說專業投資者，都在2015年以後的歷史大分形的波浪中或折戟，或套牢。所以說，我們皆是beta，真正的alpha，或者說，穿越週期的能力極其罕見。只是，我們往往會犯過度自信的錯誤。

現如今，房地產的大調控、創業孵化器空置、新三板崩塌、P2P崩塌、股災蔓延、人文潰敗，等等等等，都是歷史大分形的枝枝葉葉。這樣的枝枝葉葉將會繼續生長和演繹。然後，我們在若干年之後，恍然明白，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在同時經驗著四個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流動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每一個陷阱都是一劫，也都可能是萬劫不復。

黃仁宇說，稅收、土地、思想，與中樞行政配合，如是之牽扯構成中國宏觀歷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場生死抉擇，而每一場生死抉擇之中，便有一次思想之變革。

2,100年前，漢武帝繼承了漢高祖以來，數十年休養生息所累積的國家資源，對內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下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運作的理論與方法，對外則連年發兵征討匈奴，開拓四裔，使大漢聲威遠播，國勢達於頂峰。而在一片繁華景象中，財政短絀、外戚干政的亂源卻悄然伏下。

一個盛衰序列，歷史的輪迴。

白巖松今年五十歲了，他說，現在有很多的朋友圈，沒有朋友，天天在聊天，沒有在談心，知識獲取無限，離智慧很遠，什麼都知道，什麼都不知道。這就是疏離。這時，我們似乎可以理解中國古代詩人為何要遁入山間，走得那麼遠，那麼高，一直走進蒼白的雲霧。因為在那裡，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自己開始了與久違的自己的對話。

蘇軾，到東坡居士，是一種轉變。

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到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這又是一種轉變。

我們或早或晚也會經驗這樣的轉變。

在投資世界，投資業績和你的努力程度沒有明確的正相關性，卻和你的心性之間具有特別的聯繫。這一方面意味著無常與因緣和合，另一方面意味著心性的重要性。

然而，人們具有一種普遍的傾向是，不斷地去思維如何戰勝市場，如何取得驕人業績，而很少人會去不斷地思維無常，思維風險的暴露程度，思維不輸，所以，也只有這樣的很少人最終戰勝了市場，這其中具有特別的幽默意味——一直想贏的沒有贏，一直念著不輸的卻贏了。

其實，在生命世界，何嘗不是如是。

股市，它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和人生相仿。

看似在交易著基本面，其實是在交易著投資邏輯，看似在交易著投資邏輯，其實是在交易著貪執、期待與恐慌，這個故事涵容了各種各樣的念頭與各種各樣的情緒。

人生也是一樣，我們虛構一個意義，然後為了這個意義奔波、奮鬥、彷徨、困頓與執求，直至忽然有一天我們發現，這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一場自我的遊戲。

2018，是一個典型的宏觀對沖大年，目前仍然可以從容應對的惟有宏觀對沖的交易者和知止者，2018年留給投資者最大的教訓或也是這兩點，一個是宏觀（Macro）和對沖（Hedging）的思想，一個是知止（Samatha）。

在投資世界，活下來是第一位的，要不然，所有的劫後餘生與你沒有任何的關係。

無知止，不投資～

閱讀更多 茶話財經事 的文章

關鍵字: 創業 指數 修昔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