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舉行的阿拉善SEE四川項目中心成立大會上，阿拉善SEE基金會理事長許小年結合商業案例，向在場的企業家會員分享了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工業化結束、資本積累完成導致中國經濟增速下降
對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經增速明顯下降的原因，許小年認為是由於中國工業化基本結束，資本積累已經完成。
許小年指出，歷史上，把一個農業化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都會經歷經濟的高速增長。工業化完成之後，都會重新建立世界秩序，比如德國和日本，正是憑藉著工業化期間經濟高速增長，國家實力與財政實力積累增強，對世界秩序發起了挑戰。後發的現代化國家挑戰已經現代化的國家建立起來的秩序，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中國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道路基本相似。過去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是由於打破了計劃體制的束縛，讓資源在市場的支配之下自由流動，啟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過程。
工業化期間，為什麼會帶來經濟的超長增長？一是農業向工業轉變。改革開放以前，中國80%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農業效率很低。當資本、人力從農業轉向工業，資源總量不變，重新配置，效率提高。二是從低效的國有部門轉向高效的民營部門。這些轉變，都帶來了經濟效率的提高。市場發揮作用，資源可以自由流動時，永遠是從效率低的行業流向效率高的行業。
為什麼過去10年經濟增速變慢？許小年認為，“2008年前後，中國的工業化基本上已經結束，工業化所伴隨的資本積累已經完成，從需求的角度反映的是投資需求的衰減，各行各業存在著大量過剩產能。投資從工業化時期GDP增速的兩倍，下降到基本與GDP增長同步。工業化已經結束的另一個表徵是城鎮化速度放慢。2016年農民工增長速度僅為1.5%，2017年估計是負增長。很多城市，包括一線中心城市，人口出現淨流出。這表明中國的工業化資本積累、城鎮化都已經告一段落。過去支撐著中國經濟的幾個動力勢頭都在減弱，甚至已經熄火。”
脫實向虛明顯，是因為實體經濟投資飽和難有以前的高回報
許小年在演講中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時期，過去習以為常的經濟增長模式和企業經營模式，今後不會保證成功。“在後工業化時期，企業的核心問題不再是找到供不應求的市場，迅速組織資源生產產品賣到市場上去，這是已經過時的商業模式”，他強調，“過去習以為常的政府政策，比如政府增加開支、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銀行增加信貸投放，這些政策對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弱，乃至於基本不發揮作用。”
許小年指出，資金“脫實向虛”現象明顯。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銀行增加信貸，但是資金並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進入了房地產、股市等資產市場，不斷推高資產價格。“無論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引導，資金就是不進實體經濟。原因就是實體經濟中的產能已經過剩，投資已經飽和，再也找不到想過去那麼高的投資回報率了。資金很自然就進入資產市場去炒資產價格。這是後工業化時代的新現象，用舊思路無法應對新出現的問題。”
許小年認為，在後工業化時代，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在供給測。“供給測驅動經濟增長，供給測來保證企業發展。”
他表示，企業要靠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規模的擴張來保證未來的經營成功。從宏觀講，供給測的主體是企業，政府政策只對需求產生作用，而供給是要靠企業，所以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企業而不是政府政策。“供給測意味著政策要從拉動需求轉移到如何提高企業的效率，要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之下，淘汰效率低的，保留效率高的。供給測的政策是要圍繞如何提高企業效率展開的。”
央行定向降準是貨幣寬鬆？這是誤讀
許小年表示，“供給測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要清除過去10多年時間，由於連續採用擴張性的宏觀政策造成的系統風險。”
系統風險就是債務，高負債給經濟帶來了很大風險。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自2009年以來，中國經濟的總體債務水平上升了100個百分點。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經濟的負債率為160%，如今總體負債率高達260%。“這意味著在過去的10年間透支了一整年的GDP，靠著債務維持住了6%的GDP增長，這是無法持續的。”
許小年指出，從2016年開始，國家政策層面上開始轉型。2016年的工作重點是“三去”：去槓桿、去庫存、去產能，而不再是擴大產能、拉動內需。2017年的經濟工作重點是防範系統性風險。
“今年的基調不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在收縮銀根。我們可以感覺到資金供應上越來越緊張，貨幣市場上利率越來越高。財政部發布文件，要求嚴控地方政府債務，禁止地方銀行向商業融資平臺發放信貸。這是在財政層面上的緊縮。
新任央行行長在兩會過後發表講話說，中央銀行要縮表了。縮表就是要減少債務，降低經濟的總體負債水平。央行定向降低了準備金率。一般而言，降準是貨幣鬆寬，但這是誤讀。降準的目的是要求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償還向央行發的再貸款，實際上是收縮銀根。商業銀行還錢，市場就會出現流動性緊缺，為了防止流動性緊缺，央行定向降準，使頭寸不那麼緊張，有錢把央行的再貸款還掉。這是流動性緊縮，中央銀行在履行退出貨幣鬆寬的承諾所採取的措施。”
許小年補充道，“最近很多大型企業不得不在市場上拍賣資產來還債，房地產公司、保險公司都出現了資金週轉問題，不得不以較低的價格拋售資產來償還銀行債務。這些都是整體宏觀緊縮下產生的。
進入2018年，在貨幣與財政上都是緊縮，這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總體負債水平已經到了一個很難持續的水平，我認為這時的緊縮政策是正確的。我們過去過度依賴政府打強心針，過度依賴財政花錢、銀行貸款來勉強維持經濟增長。在後工業化時期，這些政策已經失靈。”
不有效保護私有產權，大型芯片公司不可能出現
許小年表示，在新常態下，政府、企業都要轉變思路，轉變到如何提高企業效率來推動經濟增長。企業把自己的事做好，國家要考慮如何提高企業效率，如何促進企業創新。
在他看來，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很低，宏觀緊縮是非常確定的，經濟會長期保持在低位運行，政府負債到了極限，財政非常緊張。微觀的不確定性較高，企業在彷徨猶豫的過程中浪費了時間。“企業不要再心存僥倖，要踏踏實實做好企業的事。”
中美貿易問題、中美形勢是國家戰略，對所有企業都有影響，企業應該關注競爭對手。許小年相信，“中美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不大”。
對於中興事件，許小年認為，要建立起自己的芯片設計和生產能力，全面提高中國的企業技術水平，首先要在制度上發力，保護自有產權是第一要務。“政府應該保護自有產權，鼓勵企業進行研發投資。”
“芯片行業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建成的，現在稍有一點水平的只有華為的海思。華為在芯片上堅持投入10多年的積累，那是以百億千億計。需要強有力的研發隊伍，經過長年的積累，才能在這個行業中立足。”許小年還表示，世界上強大的芯片公司全是民營的，國有體制的激勵機制不到位。要想有長期的大量的在科技上的投資，一定要有企業家能夠建立起未來的穩定預期，必須有效保護私有產權，否則大型芯片公司不可能出現。私人資本從商業角度投資，如果沒有產權保護，投資一定是短平快項目，不在乎技術積累。
對企業來說，在後工業化時代應該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如何創新，如何差異化競爭。中國企業模仿能力很強，創新能力不足，通病就是產品同質化，商業模式趨同化，價格不斷下跌，利潤受到擠壓。“要問自己，我在市場上有什麼獨特性、不可替代性，獲得定價能力，提高利潤率。”
在演講最後，許小年分享了傳統行業的創新。他認為，創新不一定要有高科技，創新需要專注。四分之三的創新來自傳統企業，重大創新來自長期的行業積累，找到行業痛點，運用新的技術突破。
海底撈的創新在於激勵機制，人力資源管理。唯品會用大數據定製西服，解決了行業痛點，把西服價格降低了一半，交貨期縮短到一週，在於他對服裝各個環節的深入理解，從而通過新技術來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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